私小说作为日本最具有特点和影响力的文学形式,一度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创造社的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其中典型代表有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本文将对日本私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作出统述。日本私小说的概念 在产生“私小说”这一理论前,日本就已经有类似私小说的文学作品,1907年,田山花袋发表《棉被》,通过大胆描述主人公个人私生活及内心的情感活动,引发了当时日本文坛的激烈讨论,基本认为该小说是自然主义文学过渡于私小说的开山之作。 私小说的概念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是:凡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述故事的,均称为私小说。但人们多数倾向于狭义的解释:凡是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称为私小说。按大正年间著名作家久米正雄的说法,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根据私小说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日本文学评论家们一般把私小说分为破灭型和调和型,而最初提出该理论的是伊藤整、平野谦。破灭型私小说一般表现的是对生活的绝望与对生存的不安,是放弃现世的思想态度,主要代表有葛西善藏的《悲哀的父亲》等;调和型一般是在对生活深刻反思后,对未来充满乐观,并设法克服这种不安,主张把握现世的态度,主要代表有志贺直哉的《在城崎》等。 一般来说,私小说可以分为三个特点,1.视野的收缩性,私小说的发展背景皆是个人家庭,主要描述的也都是个人情感经历和主观思想,并不关注社会和国家;2.内容的私密性,私小说的内容基本上是作者本人真实的经历,直接地把作者内心的丑恶或绝望方面暴露在读者面前;3.笔调的感伤性,私小说以表述作者私人情感为主,大多充满对生活的不安与迷茫,常用柔弱的笔调描写感伤的情怀。 且私小说并非日本近代文学中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特定流派,而是涵盖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它的作者包括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众多小说家。久米正雄曾说:“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写‘私小说’。”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写过私小说。私小说兴起的原因与发展 促使私小说诞生的原因较多,其中包含了客观的社会因素和主观的作者因素。基本可以确定为以下五种原因: 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一般认为,日本私小说的直接母体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文学。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又直接受到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然而在文化的传播中,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与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有了较大的分歧,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倾向于从环境、遗传角度科学的自然与客观;日本的自然主义由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较低且资本主义革命不彻底,对法国自然主义产生了一定理解的偏差,倾向于人内心的自然与客观。于是有了后来私小说中完全客观自然暴露作者内心的写作特点。 日本当时社会的影响。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没有走资本主义民主道路,而是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对内极力压制民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失败,1910年“大逆事件”后天皇政府对言论严密控制。在严酷的集权统治下,作家没有随便批判社会和揭露社会弊端的自由,只好采取远离政治、不触及社会现实的态度。 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倾向和传统文化特色。在日本的历史上,描述个人生活及内心活动的俳句也十分丰富。总体上,日本人生性感受力较强,较敏感。由此的心理共性决定了日本作家在写作时不自觉地倾向个人敏感内心的描述。其贯穿日本近代文学史,拥有如此大的生命力,也是因为它符合了日本总体的民族审美心理。 岛国的地理环境影响。日本四面临海,与大陆的文化交流较为不便,在文化交流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传播的误解和偏差。同时,由于日本狭长多山的地理环境,造成日本人民内心只关注自己及身边家庭的狭小世界观,也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作家自身善感的生活状态。大正年间作家佐藤春夫认为,进入大正时期以来,私小说盛行的原因在于那时的二十岁到三十岁作家以空想的、神经质的、内向的、内省的类型居多,他们的生活内容和范围大体上离不开学校生活及恋爱生活,还有对这种生活的浪漫空想,再加上自我反省式的心理解剖。生活内容贫乏、社会见闻狭隘的结果,使得作家只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这种生活中的心理活动,于是,便有了私小说的兴盛。综上可得出结论,生活范围狭窄、社会体验不足的作家状态为私小说的兴盛打下坚实的主观基础。自1920年出现“私小说”的称谓后,尽管在日本文学界对于私小说的争议较大,但是私小说的发展迅速,文学地位也十分重要。久米正雄、宇野浩二等均认为“私小说是日本的纯文学,是散文文学的精髓。”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等日本著名作家也都进行了大量的私小说创作,2011年1月,日本平成时代典型的“破灭型”私小说作家西村贤太以其中篇小说 《苦役列车》获日本文学振兴会评选的第一百四十四届芥川文学奖(纯文学大奖)。私小说一直以其固有的特点贯穿日本近代文学史,在日本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日本私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日本私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四运动时期创造社的作家们,其代表有郁达夫,郭沫若等人。郁达夫作品《沉沦》《茑萝集》,郭沫若作品《漂流三部曲》等均有私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作家身上可以找到原型,所表现情感苦闷抑郁,对个人私生活直接进行告白。 造成郁达夫等创作类似私小说作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作者内部方面而言,郁达夫等在当时的社会和自身情况下,本来就拥有苦闷的状态和敏感脆弱的心理;从社会外部方面而言,郁达夫1913年到日本留学,1921年创造社在日本创立,在此之间,正是私小说在日本快速发展时期,且当时日本文学界对私小说的争论直接推动了中国留学生对于私小说的了解和探究。五四运动后,群众对于自我的意识空前高涨,中国“私小说”便顺理诞生。 尽管中国“私小说”与日本私小说有极大相似,但其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把中国“私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对比用三点表现出来。1.日本私小说是超社会、超时代的封闭自我,中国“私小说”是社会和时代的开放自我;2.日本的自我是“忏悔”的自我,直接把过错全部归咎于自己。中国自我更多的是反省,在自身外寻找过错的缘由;3.日本作品通过文章描写,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中国的作品,更多的是把痛苦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社会上。简言之,就是日本私小说所表现的是游离于历史,向内的深深反省。是封闭的,忏悔的,个人的自我。而中国“私小说”更体现的是社会的,开放的自我,具有对外扩张的个性。 这样比较可以得出,日本私小说较中国而言,是比较狭隘的,这也是私小说在日本文学界受争议和批判的方面。然而为什么中国“私小说”作为日本私小说的学生,二者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作家所接受的不是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换言之,不是作为某种创作思潮的私小说,而是对超流派的日本私小说文体的仿用。中国作家为了更方便直观地表达自身思想,借用了私小说的形式,但就其本质而言,中国作家并没有完全借鉴。在文学创作中,郁达夫等人也不仅仅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他们还受到了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等综合影响。所以中国自我小说还融有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内涵。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还有社会政治状况的影响,日本私小说盛行时期正处于日本较为封闭时期,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色彩浓重,人们在压迫下没有言论自由,作家们把自己封闭在狭小世界里,企图在这个狭小世界寻求解决痛苦的根源。而中国在自我小说盛行时,正处于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文人们打着“文学救国”的理念,一心想用文学唤醒社会,所以小说具有极强的社会性。 社会审美文化和历史的差别是导致中日自我小说区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受儒家文化影响奉行“政治型文化”,主张人人都与社会国家有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在社会历史上,更奉行的是“脱政治文化”,人们对于社会的发展状况大多持漠不关心态度。 总体来说,日本私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受日本私小说影响的中国近代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人们对于私小说的研究也将会越来越细致,本文作有关日本私小说的小论和文献综述,整合相关材料,以便自身进一步了解私小说的文学现象。
大致给予这些资料,你说日本文化论文,那简单,随便抄一些进去就是咯,简单搞定老师的作业,是选修课吗。是的话随意点,只要有交论文,老师都会给通过的啦。。基日本文化概述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剑。在日本有著名的 "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编辑本段]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尧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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