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与朗诵结合论文参考文献

歌唱类综艺节目的声乐教学思考论文

摘要 ：近年来歌唱类综艺节目的大获成功，引发了声乐教学者和演唱者的思考，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是否依然适应高速发展和世界文化多元化进程下的人民大众的多元化品味。我们应该敢于创新、尝试跨越、尝试多风格、多样化的演唱，大胆借鉴歌唱类综艺节目成功的经验，转变单一的教学方法、运用多风格演唱形式，拓宽选曲范围，丰富舞台表演互动，敢于去发现和挖掘不同风格的作品。

关键词 ：声乐教学；单一；多样化；跨越；创新

一、选题的缘起

引发对本课题的兴趣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观看了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现改名为《歌手》节目之后，节目中歌手所呈现出对歌曲声音美的塑造、情绪美的诠释、舞台的调度、与观众的互动等方面的完美表现，我被这一切深深打动，也被深深吸引，每个周末准时守候，不愿错过一期，听得时而激情彭拜、时而热泪盈眶。并忍不住在朋友圈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看完歌手决赛，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像歌手们致敬！让我聆听到如此干净的声音，提醒我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她该带给我们什么......感慨一位真正热爱音乐的人，内心的爱、干净、善良、热情、豁达...一切美好的字眼，属于真正的音乐！感慨李健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孙楠美好的风景在路上而不在终点的满足，韩红内心干净充满爱才能做出最好音乐的大气...一切的一切，感谢我是歌手，让我穿越生活的凡俗，找回音乐的真谛！”相信大多数的观众、听众有同样的感受，《歌手》节目的成功，让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下大众所喜爱的演唱形式是什么？我们的声乐教学该何去何从？其二是在北京访学期间，亲临国家大剧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等，观看、观摩了代表我国最高水平的艺术殿堂、艺术院校声乐演出之后引发的思考：作为地方高校，我们的声乐教学与人才济济的北京相比较，还很滞后，那么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是否依然适应高速发展和世界文化多元化进程下的人民大众的多元化品味？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二、现状的分析

当下是一个新人辈出、人才济济，音乐作品纷繁，网络发达的时代，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音乐行业最易出现审美疲劳。这一现状对现有的声乐教学模式提出极大的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声乐教学一直借鉴西方体系，教学思想、教学目标、教学程序等都较为规范，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教学方式和手段上比较单一，教学内容选择不够丰富，教师在教学中始终是知识和技术的灌输者，给学生填鸭式的教学。然而声乐教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教学中要充分照顾到不同学生的音色特点和个性发展，目前我们的实际教学中缺乏分层次教学，因为音乐天赋不同、学习程度不同、演唱特征不同、个性差异等的不同，固有的教学方式难以实现优秀学生突出、中等学生进步、困难学生消化的问题。更难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审美追求。以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为例，每个人的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演唱方法上突破了一直以来单一的通俗唱法，转变为一种多元化的、跨界演唱形式。这样的演唱大大满足了听众的耳朵，迎合了新时代背景下听众们的审美需求。类似于《歌手》这样的节目，还有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猜猜猜、星光大道等，这一系列节目的大获成功，引发了声乐教育者的思考，我们的声乐教学问题出在哪里？

三、引发 的思考

（一）从单一唱法转变为多风格唱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声乐演唱基本分为：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和原生态唱法四大类。声乐教学中将几种唱法做了严格区分，普遍呈现给大众的是单一唱法，你是唱美声的、她是唱民族的......我们总会这样去区分歌手。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像谭晶、王丽达等跨界歌手，但也只是凤毛麟角。近年来，跨界演唱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市场，深得听众喜爱。跨界演唱可以认同为声乐创新中的代名词：是指在声乐演唱前提下，具备深厚的演唱功底为基础，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风格的演唱方法来演绎作品；或者歌唱者在驾驭一种唱法游刃有余的前提下，去涉足另一种唱法的演唱方式。跨界唱法的出现，呼应了创新的时代号角，表明了人们对音乐美追求越来越高的态度。近几年来掀起了歌唱类综艺节目热潮，这些节目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时代在进步、万物在改变，如果我们的教学模式、演唱方法不创新，那终将被社会淘汰。因此，改变声乐传统单一演唱方法，构建多风格演唱模式刻不容缓。多风格演唱模式将为学生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教学模式，满足学生学习声乐的多种需要。这种模式，使学生的声乐学习方式由单一的'美声或民族转变为多方式、多途径发展。打破唱法局限，把各种唱法依据教学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教学方法多样化、综合化，演唱形式多元化。实际教学中，可以依据学生的个性及其风格，设置多个演唱方向，如歌剧方向、艺术歌曲方向、少数民族民歌方向、综合演唱方向等，利用学院有效的教师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唱学习机会，使学生获得多风格演唱方法。比如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的结合。美声唱法源于16世纪意大利的弗罗伦萨，它的出现改变了之前音乐只为上帝服务的宗教音乐形式，成为音乐家们解放思想的途径。美声唱法被誉为“高雅音乐”，被冠以“高大上”，给人一种高冷的距离感。而通俗唱法则广受喜爱、平易近人。将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相结合，使美声唱法借助通俗音乐元素，让“仙女下凡”，走进人民群众间。通俗唱法亦可借鉴美声唱法元素，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重新演绎，唱出年代感和归属感，与原唱形成反差，让人耳目一新。

（二）从单一教学手段转变为多样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声乐教学中大多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对N”的声乐辅导教学，将个别课与集体课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形式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观摩、讨论不断进步。除此之外，对于少数民族分布较广的边疆地区，声乐教学中应该打破原有的单一教学手段，请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等到校授课，传授少数民族民歌特色性演唱技巧，包括语言、咬字吐字、润腔等。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让学生直接吸收民族民间音乐营养，把握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声乐演唱技巧。并在实践中要求学生学唱几首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民歌唱段，掌握唱腔韵味和用嗓特点。同时可以增加表演辅导课练习，采用多位教师、多种形式的“互补式教学模式”。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将个别化教学与协同化教学模式相融合，既遵循传统声乐教学原则，又创新了教学模式。从单一教学手段到多样教学模式的转变，必将拓宽学生声乐学习的路子，能更广泛的了解和掌握多风格、多民族、多唱法的演唱。

（三）从单一化选曲转变为多样化选曲

声乐演唱曲目的选择是演唱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曲目直接反映出演唱者的声乐喜好和专长，也可以折射出演唱者的艺术功底和文化底蕴。在声乐实践过程中，选曲是实现成功表演的有效途径，演唱曲目选择的失误将直接影响演唱者的发挥。因唱法的单一以及近年来缺乏优秀作品、优秀教材，声乐教学中曲目的选择一直较为单一。《歌手》节目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有想法的通俗音乐歌手，她们尝试将通俗歌曲与民族声乐进行跨界，在选曲方面，更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碰撞出绚烂的火花。比如流行歌手谭维维，她将《康定情歌》与《溜溜调》相结合，本以为没有多少新意，只是大家熟知的两首歌曲罢了，听完演唱后，完全被震撼！谭维维原本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学民族唱法，她将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跨界，选择将两种风格融合到作品中，中西合璧，既有民族唱法技巧的掌握，又具备对通俗音乐的把控，将民歌和流行音乐中的爵士乐、摇滚乐自由切换，极大满足了人们对多元化民族唱法的想象。在我们的声乐教学中，亦可借鉴以上做法，将单一的选曲转变为多样化的选曲。遵从适合歌者声音条件、演唱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声音优势和声音表现力，能展示歌者个人演唱风格的原则。优秀的作品是让歌者发挥个人二度创作、进行作品升华的过程。声乐曲目的选择应该结合演唱者的声音条件、音色、性格、技巧等方面综合考虑，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文化的作品进行多样化尝试。（四）从单调的舞台表演转变为丰富的舞台互动舞台表演是衔接演唱者与听众的平台和纽带，是展现演唱者声乐二度创作的重要环节。在演唱者的舞台表演实践中，与听众所产生的互动决定着表演的成败。演唱者与听众间良好的互动，是成功表演的基石。通过演唱者、舞台、听众三者的互动，塑造出完美的舞台风格。传统的声乐舞台表演较为中规中矩，比如美声唱法歌者，站在舞台上显得骄傲、不可一世，给老百姓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民族唱法的歌手大多追求端庄、大方，在舞台上也较少与观众、听众交流互动，显得格外单调。从歌唱类综艺节目的大红大紫可以看出，听众喜爱的是平易近人、能和他们产生良好互动的歌手。声乐演唱的实践性非常强，对现场的驾驭能力及互动能力会对舞台表演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名声乐表演者，舞台是战地、观众是上帝。一旦拉开帷幕，歌者的一举一动将尽收观众眼底。演唱者作为舞台表演的组织者和掌控者，应该注重舞台互动的丰富性，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要仔细推敲。只有将自身的艺术修养、演唱风格展现给听众，并使他们在你的演唱中得到美的享受、情感的体验、艺术的升华，这才真正实现了舞台实践的价值。在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抱着持续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声乐在这个时期的不断创新与突破，无论是古典还是流行、无论是美声还是民族，创作或演唱都不应该局限在某个单一方面。作为声乐的教学者或演唱者，不应该把界限分的那么清楚，我们应该尝试跨越、尝试多风格、多样化的演唱。大胆借鉴歌唱类综艺节目成功的经验，转变单一的教学方法、运用多风格演唱形式，拓宽选曲范围，丰富舞台表演互动，敢于去发现和挖掘不同风格的作品。只有这样，声乐教学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声乐演唱才能一如既往的深受老百姓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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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唱中情感与作品的融合

声乐演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的魅力正是由于作曲者的心灵之作与演唱者的自我情感体验相契合达到的。演唱者不应该只重视演唱水平的提高，还应该在拓展自身素质上多下功夫。声乐表演艺术是文学、艺术、历史、审美等多种文化的积淀，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思想感情的外延和表达，是演唱者综合素质的体现。

摘要： 无论是什么音乐作品，作为歌唱者必须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性认识，分析作品的词义内涵等，做好充分的准备，深入细致地体会，并不断加强自身的演唱技巧。在演唱时，只有加入情感的表现才能使演唱出来的声乐作品动听、感人。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演唱经验，简要阐述了在歌唱中如何使情感与作品更好的融合。

关键词： 歌唱;情感;声情并茂;措施

声乐艺术的情感，是歌唱者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的情感，是一首歌曲的灵魂，是声乐演唱的目的。要把一首声乐作品演唱好，作为演唱者要充分了解歌曲，从多个角度来挖掘作品，在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以表现作品丰富的内涵，体现出作品的魅力，真正做到将情感与作品风格的完美融合,将唤起的情感通过歌声表达出来，同时使观众也体会到这种情感。

一、情感在歌唱中的重要性

声与情作为歌唱艺术的两大重要构成,恰如骨骼与血肉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如果没有情感只强调声音,极容易陷入“唯技术论”的陷阱,丧失歌唱的审美价值;只强调情感,则极易表现为情感泛滥,破坏歌唱的艺术情境。我们无法接受仅有“骨骼”的干枯、僵硬,也难以接受缺乏生命力的“血肉”堆砌。无论多么高超娴熟的表演技巧、多么感人至深的内心情感,都应该是为准确生动地赋予声乐作品以鲜活的音乐生命而存在的,绝不能把单纯追求高超的技巧或纯粹地展现丰富情感作为歌唱艺术的唯一目的。歌唱艺术应该始终贯穿技术服务情感、情感展示技术的宗旨,追求声音技巧与情感表达的平衡合理。

只有跳出技术技巧条条框框的制约,让技术真正成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让情感表达成为展示技术技巧的方式,摆脱声与情貌合神离的“水油混合”状态,真正做到“骨肉相亲”般的完美结合,最大限度地建立起合情合理的平衡关系,才能从为了歌唱的“歌唱”,升华为返璞归真的歌唱艺术,到达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

二、如何加强情感与作品的融合

(一)深入分析声乐作品，理解把握其情感特征

这个过程包括对作品地域性、歌词语言和内容、创作背景和意义进行分析、理解。

1、对作品的地域性分析

我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每一首歌曲都具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域在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情感。一个作品，首先要分析它是哪个民族的，这个民族的人民有什么性格和情感特征;这个地域产生的歌曲有哪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2、对歌词语言和内容分析

语言是歌唱的基础，又是歌唱的灵魂。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某一作品的语言要求。在内容上，歌曲要表达含义，离不开的还是歌词内容。我们在拿到一首作品时先不要演唱，而是把歌词大声有感情地朗诵几遍，这是很有用处的。我们要深入挖掘词义，有了对词义理性方面的掌握，才能更好地表达歌曲情感。

3、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意义分析

演唱者对每一首歌曲，除了弄清词义外，还要弄清作者创作时的具体背景和意义。词意内容只是表面，不能只作一般的粗浅理解和表现，而重在挖掘它潜在的内涵。从中了解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定的生活环境、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主人公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灵活运用声音音色，准确表现歌曲韵味

音色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达真实情感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有谁忽视音色的选择，他就必定会犯错误。要想唱好一首作品，单凭演唱者一成不变的声音来演唱远远不够。应根据不同歌曲的情绪和情感的需要选择恰到好处的音色和力度。对演唱来说，作品中的情绪和情感千变万化，高兴、愤怒，平静、冷漠等等，声音的色彩变化将起着重要的作用。表达欢乐时的音色应当是有光彩的、生动而流畅的。表达深刻的悲痛、内心的绝望时都用低暗的音色。表现恐怖和神秘的情绪是要把嗓音放低，使它变得暗些而略带嘶哑声。不同歌声的音色会产生不同的情感艺术效果。悲伤而缠绵的音色催人泪下，悠扬而甜美的音色使人心旷神怡。演唱者要巧妙运用自己的声音色彩完成歌曲的表达。

同时，在演唱时要注意声音的强弱对比，这样可以使听众的情绪随着歌曲起伏变化。这里的强和弱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说法，二者是相对而言的。演唱者需要有微妙、灵敏的感觉，对音色的力度有细腻的分析和表达。具体到作品中，由强及弱或由弱及强都需要有对比的力度效果。这些力度的变化关系演唱者要经常加以练习，控制好力度的运用对一首歌曲的表现至关重要。掌握这一技巧，会使我们更好的、更细腻的表达作品内容。

我们都知道歌曲表现的是味道，也就是韵味。这是一首作品“魂”的'体现。曲作者会把一些个别的音加以装饰、处理，使之富有一定的韵味色彩，歌曲变得更有魅力。歌曲韵味处理主要运用的手段有波音、倚音、滑音、重音、顿音以及变化音等。

(三)分析并结合自身个性特点，表达作品魅力

由于每个演唱者的兴趣爱好不同，所以演唱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有的委婉深情，有的质朴深沉;有的纤细优美，有的刚健豪放;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的先天条件不同，主要是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不同。每首歌曲都有其本身的创作背景，其中包括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并以此来描绘理想中的情景。这一切是一个整体，表演者要用自己的感受、天赋与歌唱技巧把作者的意图完整的表达出来，决不能一味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有的演唱者在了解了作品背景与风格后，也能有大致的情感表现力，但在真正演唱时，总认为自己的情感表现应高于作品本身，因而过分夸大了自己情绪的表现，使作品失去本身的魅力。

(四)提高文化修养，拓展自身素质

演唱者不应该只重视演唱水平的提高，还应该在拓展自身素质上多下功夫。声乐表演艺术是文学、艺术、历史、审美等多种文化的积淀，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思想感情的外延和表达，是演唱者综合素质的体现。每一位演唱者都应大量地博览群书，精读力作，努力缩小知识的盲区。演唱者必须要深入生活，因为艺术作品的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想准确的表现出来，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拓展视野，巩固知识，积累经验，为作品的表达作铺垫。

三、结语

声乐演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的魅力正是由于作曲者的心灵之作与演唱者的自我情感体验相契合达到的。演唱中，声音固然重要，但是没有融入感情的歌曲就像一盘色、香俱全的菜肴，看起来十分诱人，而吃起来却索然无味。在表达情感时，也应多几分理智，理解情感，感受情感，然后去恰当地表现情感。演唱者不但要在歌唱过程中将技术与激情有效地结合，产生出优美的声音，更需要注意在诠释曲目时能准确运用这种结合，在整体歌唱发声状态基本的范围内作某些音色、气息等的调整，形成符合情感表达需要的声音质量，符合表达某个作品的要求，让作品充满灵性，达到情感与作品风格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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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