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监督制度研究论文

民事执行程序中检察监督的原则

建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目的在于促使检法两家的协调配合、求同存异、共同努力, 追求司法公正, 维护司法权威。因此, 并不是在执行程序的全部过程都需要检察院的介入, 也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执行案件检察院都应该介入,检察监督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依法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包括民事实体法、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检察监督要建立在自身合法的基础上, 做到在严格依法办事, 确保监督程序严谨、有序、合法。然而这一条件目前还不具备, 只有寄希望于相关法律的及时修订, 以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可以早日有法可依。

2、同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应由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实施, 以适应部门的对等性, 确保监督效率。

3、有限监督原则。为了不妨碍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同时也为了节省司法资源,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应该是有限的, 实施监督要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对一些案件标的额比较大的(比如十万元以上)才应该介入, 对普通的,小额案件没有必要启动监督程序。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法院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保证民事裁判全面及时地执行, 因此,监督的范围应只要限于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问题。一般理论认为, 民事执行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执行决定, 即决定采取执行措施、决定执行程序的开始、停止和结束;三是执行裁定, 即对民事执行活动出现的异议的进行裁决;三是执行实施, 即具体执行措施的采取。根据检察监督的法律特性, 检察机关应主要针对民事执行活动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4、主动与被动相结合原则。从检察权的性质来讲,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应该是主动, 不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但是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那些仅涉及私人利益的案件检察院并不宜主动介入。如果当事人觉得有必要, 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然后检察院才应该对执行进行监督。而对于那些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案件的执行, 检察院应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主动进行监督。

5、不干预人民法院正常民事执行活动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坚持这一原则,是正确发挥司法机关职能的基本条件, 是平等、公正执法的需要。人民法院依职权对生效民事裁判实施执行活动, 应不受外力的干扰, 检察机关实施监督不应影响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的运用, 不是要干预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 而是按照法律监督的程序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 由法院自行纠正其不当或违法行为, 以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了民事执行程序中检察监督的原则，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构建的认识，同时这也有利于民事执行的有效运行

一、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原则性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二是具体的程序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16章审判监督程序，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虽然把“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审判活动的实行法律监督”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但该原则的具体体现却仅仅是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局限于检察机关的抗诉，而不包括民事诉讼前及民事审判全过程的法律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存在着“重刑轻民”的问题，人民检察院把大部份力量用于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法律监督上，而极少参与民事诉讼，既使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也做得不够，致使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几乎流于形式。二、加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1、加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我国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之外，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蓬勃发展。各个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民事、经济案件大幅度上升。正确、及时、合法地处理这些纠纷，是保护改革开放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需要，也是确保经济建设程序的客观需要，我们的政法工作包括检察监督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需要。因此，加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审判机关的法律监督成为必然需求。2、健全法律监督制度的要求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该是一个完整，全面的过程，法律监督的范围包括各个法律部门，法律监督的方式包括提起诉讼，参与诉讼，提出抗诉，而这些又都需要具体的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予以保障。但是，不仅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范围几乎只限于刑法、刑事诉讼法，而且法律除了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作出规定外再无其他规定，改变目前不完善的检察监督制度，对于健全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提高人民法院办案质量的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确保案件质量的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工作偏重于刑事案件，影响这一制度在民事案件中的作用，影响了民事案件的处理质量，据典型调查，约10%的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至于程序方面的问题则更多，这与人民法院一家办案没有监督机关行之有效的监督是分不开的，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可以及时纠正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审判人员增强责任感，从而提高办案质量，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4、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对民事诉讼实行全面的法律监督，是大多数国家的普通做法。如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长认为保护国家或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必要时，可以随时参与民事诉讼，监督民事诉讼活动。美、日、法等国家的法律，也规定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或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尽管各国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活动的方式、范围、程序等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强调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我国的法治建设不仅要适合本国国情，而且要积极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三、完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建议一确立检察监督的一般原则。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活动原则，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具有指导的作用。这些原则应该反映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最基本的精神实质，集中体现法律监督的本质，贯穿于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指明方向。那么，在立法上应该确立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遵循哪些活动原则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1、保障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原则。凡属法院审判权决定范围的事项（如证据的采信，实体法律问题的决定等），检察机关不得干涉。此原则在于对检察监督权予以约束，避免或减少监督干涉司法独立，因为监督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2、全面监督原则。检察监督应该 覆盖民事诉讼全过程，包括起诉和执行程序。该原则在于保障检察监督权的充分行使，克服当前程序中的空白领域，切实履行监督职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3、同级监督原则。检察监督应该与法院级别相对应，改变现行的上级监督方式，从而调动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性，简化程序，提高效率。4、及时监督原则。监督与诉讼行为同步，避免事后监督的滞后性和难操作性：检察监督要迅速及时，在较短的时间期限内完成监督事项，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5、程序性监督为主，实体监督为辅。检察监督的重点是监督程序，保证程序合法和公正。实体问题主要是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诉权行使的空间，不宜涉及或应该少涉及。6、被动监督为主，主动监督为辅。民事检察监督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为原则，主动审查监督为补充。如此，才能妥善处理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既保证法院审判独立，又使得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司法救济权利。做到该监督的就必须监督，并且一般监督就要监督好，不该监督的就不要监督。二民事审判监的督范围应扩大1、对已经生效的确有错误的调解书有权提出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循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仅授予了抗诉权，而这一抗诉权又只能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对于以调解方式结案的错案没有抗诉权。对此，我认为，应扩大监督范围，对已经生效的确有错误的调解书有权提出抗诉。由于在当前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比率很高，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私心违反调解自愿原则，采取强迫或变相强迫的方法调解结案，甚至有些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是非不分、责任不清的情况下调解结案，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类调解案件的当事人往往欠缺法律知识，因此需要检察机关的介入。而且，如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进行调解来损害国家利益，法官也从中谋利，如检察机关不进行监督，再审程序不会启动，就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也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2、对民事执行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民事执行权是指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债权人请求权的权能，它是法律赋予执行机构实现发生效力裁判内容的一种国家权力。民事执行程序是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行为，属于司法程序，同样需要司法救济。从宪法和法理上讲，既然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为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实施，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就不应当有范围的限制，其中必然包括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对该监督检察院应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⑴应用检察建议，纠正法院执行裁定中的认定事实错误，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权，实质上包含了执行行政权与执行司法权。执行司法权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基于相关事实，依法作出各种执行裁定。执行司法权因其司法裁判的性质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因其隐藏在执行活动里面，导致司法实践中无法运用抗诉权进行监督。⑵应用检察建议，纠正法院怠于执行或疏于审查等不当执行行为，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主要体现为一些生效判决迟迟得不到执行，这其中存在着因个别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或疏于审查被申诉人情况等主观原因，导致案件得不到执行，执行申请人的权益得不到兑现。⑶应用检察建议，纠正法院执行中的滥用职权行为。滥用职权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另一种不当行为，它损害的主要是被执行人的利益。由于滥用职权通常表现为法院维护执行申请人利益的积极行为，其行为目的合法，而往往理直气壮地拒绝监督。⑷应用检察建议，纠正法院违法执行第三人财产。法院将第三人财产作为执行标的是明显的执行错误，实践中会有此类案件出现。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手段缺乏，同时法院往往通过裁定作为执行的依据，使得被错误执行的第三人权益被“合法”侵害，而无从救济。四、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方式、案件范围和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1、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方式和范围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方式根据监督发生的时间和适用的案件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其一、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经济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书面审查；其二、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有权进行监督。其三、参加到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监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是否合法；其四、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第一种监督方式法律已有规定，而其余三种没有。在检察机关能否参加诉讼或提起诉讼这一问题上，笔者持肯定观点。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而言，对民事、经济案件都有权进行监督，原则上不应对检察机关监督的案件范围进行限制。但鉴于我国检察队伍建设的现状，对所有案件都进行法律监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关于法律监督案件范围、方式，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一）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及其案件范围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体现国家干预，这种方式的运用既要能体现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又不能过度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因此要严格规范这种方式的运作，把握好“度”，主要应针对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的案件。其一、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件。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严重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检察机关责无旁贷。对于表现为刑事违法犯罪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以貌似合法、实质违法的民事、经济行为的形式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则应由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或经济诉讼。其二、环境污染案件。环境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视的问题，本来环境污染问题是由环境保护部门主管，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环保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追究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责任人刑事、民事责任。其三、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一些地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对于那些尚未构成犯罪，而又无人（机关）对其依法进行制裁的案件，检察机关应承担提起民事诉讼的责任。其四是其他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在无原告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二）检察机关参加诉讼及其案件范围检察机关参加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是检察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一些重大，但又不属于应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案件，检察机关应通过参加诉讼的方式进行法律监督。所谓重大是从案件的社会影响，案件的复杂程度以及是否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来判断的，一般这类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检察机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这类案件参加诉讼的范围不宜大，应严格控制。（三）检察机关对上述案件之外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可以书面审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2、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检察机关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一。当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或人民检察院参加已开始的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已经明确，那么当人民检察院不参与具体的庭审活动，仅对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查时，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地位又如何？在此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仍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能引起提起抗诉这一法律后果，人民检察院也就因此参加具体的民事诉讼，从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另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审查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后，如决定不提起诉讼，似乎人民检察院并未参加民事诉讼。实际上，检察院审查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这一行为即是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不参加庭审活动并不代表不参加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它是以庭审活动为核心的，但并不只包括庭审活动，还包括庭审前后的相关活动，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审查就属于民事诉讼活动。

破解法院执行难之思考自1999年武汉惊爆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案起，全国各地相继有拍卖判决书的情况发生。为此，全国各级法院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执行积案的行动，然而“执行白条”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有效治理。笔者认为，一旦法律维护人民正当权益的功能失效，人们对法律产生信任危机，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何解决好法院的执行难是当前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一、祛除对执行难的误解，理性看待执行难 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生效的法律裁决所确定的权利必须实现。如果这种权利不能通过执行得以实现，那就是在打法律白条。[1]其实这是一种对法院执行的歪曲，它实质上是把债权人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了法院。事实上，法院执行只是根据生效判决在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为债权人实现权利所提供的一种公力救济，而不是实现所有为执行依据说确认的债权的一剂灵丹妙药。[2] 二、对法院的执行难的原因，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司法公信力缺失——公众对法院裁决的认同感不足，导致产生执行难的连锁效应 1.我们知道，司法独立问题一直是我国法治进程的软肋。法院隶属于地方的体制，使法院成为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因此，每当牵涉地方部门利益的重点企业成为法院的执行对象时，总会由政府出面打圆场，弄得法院进退两难，然后多是以一些原因而不了了之。而异地执行对法院执行人员来说更是困难重重：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轻则采取不合作或者行政干预，重则有可能酿成煽动地方民众暴力抗法，把法院置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我国法院的财政人事都依附于地方，法院部门经济利益和法官个人物质利益都无法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分离，这种法院设置地方化的制度缺陷，使法院即使有心也无法在力量上与地方组织的干预相抗衡。[3] 2.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然而由于我国执行法律规范的欠缺，根本无法覆盖纷繁复杂的执行活动，导致现实中仍有大量轻程序随意执行现象存在，严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如此一来，司法的神圣性不免招致老百姓的质疑，法院执行遭到抵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反观西方不少国家，其对程序公正的重视却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尽管有诸多现象表明被告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由于警方侦查中多次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控方呈庭证据出现诸多破绽，最终让辛普森无罪开释。[4]可见程序正义在美国深入人心，也正由于如此，程序公正通常确保了即使是败诉一方当事人也会服从对他的不利判决。[5] （二）协助执行机制欠缺 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是目前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最常见问题，而这些工作都是法院一家机关所无法解决的。有学者坦言，法院天生就不具备军队和政府那样程度的强制力；法律权力的真正不足之处不是它的物质技术差，而是它的组织技术落后，即它不具备政府权力得以向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延伸的组织技术。[6]由法院唱独角戏，仅仅依靠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物力经常达不到执行的效果。 （三）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我国虽已构建了一定规模的社会信用体系，[7]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没有强有力的指挥机关，各社会信用系统各自为政，信用信息分散，加之民众还远远没有养成重视个人信用的意识和习惯，[8]导致交易一方难以对交易的风险做出合理的评估，容易轻信熟人关系，等到权益受到侵害，再寻求司法的事后救济，这就给执行难的发生埋下隐患。三、解决途径 （一）法院机制改革 首先，增进司法独立。在中国，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处于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必须建立一套实现司法独立的机制。能否从国务院对一些部门的直属领导机制中受到启发，建立一套由最高院对各层级法院统一管理，在财政与人事上由最高院统一调度与任命的模式，使地方政府无法控制法院。 其次，规范法院执行程序。针对司法实践中执行法律缺位的状况，我们现在急需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专项执行立法，以规范各地法院执行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并明确相关责任人制度。同时，还需要建立执行救济体系，赋予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对法院执行提出异议的权利。 （二）健全社会联动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要落实各监管部门职责，完善财产登记制度，推进房屋、车管、银行等部门的电子数据联网。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立法明确相关部门对债权人与法院的协助义务。只有疏通各部门相互链接的网络，形成覆盖全社会的系统的资源共享的信用记录制度，使个人或者企业的诚信记录向全社会公开，才能实现低诚信者难以再次进入交易网络。 其次，只有加大不讲诚信的成本，挤压其生存空间，把失信行为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其与全社会矛盾，让其感受到不讲诚信会产生的社会后果，才能迫使被执行对象的行为以诚信为首要考虑的要素。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机制 执行难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由于被申请执行人逃匿或确实没有赔偿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家境困难，面临生存危机。对这样一群社会弱势群体，视其家庭情况对其提供社会救助十分必要。今年两会期间曾多次提到的涉诉特困群体救助机制——即宣威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良方。宣威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改变了过去法院单打独斗应付执行难的局面，将法院和社保制度对接，救助资金由政府支出和社会捐助构成，民政部门进行管理，法院负责实施救助人员申请的审核与上报。这是一种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既缓解了法院执行难，又解决了最困难群体的生存权问题，值得在更大范围推广。 四、结语 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是一门系统化的社会工程，所以建立一种长效治理机制十分必要。自2001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委托，开始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到2003年8月，已经起草了第四稿。法学界对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学者建议稿也陆续出台。希望伴随立法的出台，执行环境也能一天天好转，法院执行难有朝一日不再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

1.《强制执行竞合刍议》，载《安徽法学》1995年第3期。2.《论协议管辖及我国立法之完善》，载《学术界》1996第1期。3.《试析起诉的消极条件》，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4.《试论仲裁协议若干法律问题》，载《律师世界》1996年第5期。5.《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及其发展》，载《社科信息》1996年第7期。6.《“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作为民事再审事由之我见》，载《江西法学》1997年第1期。7.《诉讼成本控制论》，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8.赵钢、占善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应有的诉讼观念》，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9.《代位执行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1期。10.《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判行为约束软化的若干表现及其矫正》，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2期。11.《论代位财产保全》，载《律师世界》1998年第4期。12.《也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关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13.《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不应轻易否定》，载《律师世界》1998年第9期。14.《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新论》，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15.《美国民事没收法与正当程序的冲突与衡平》，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16.《试论民事诉讼特别地域管辖之立法缺失及其完善》，载《法学》1999年第8期。17.《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关系探析——从法院裁判之生成角度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5期。18.《关于二审程度中反诉问题的一点思考》，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6期。19.《完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之构想》，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20.《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初步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21.《略论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恒定原则》，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22.《略论专属地域管辖适用之特质》，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23.《关于撤诉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24.《再论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及其适用——以〈民事诉讼法〉之修订为背景》，载《诉讼法论丛》2004年版。25.《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及其适用》，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26.《略论民事强执行中不动产查封之方法》，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27.占善刚：《当事人陈述探微》，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28.占善刚、刘显鹏：《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载《仲裁研究》2006年第1期。29.占善刚：《略论诉之追加》，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30.占善刚：《关于民事诉讼期间的几个问题》，载《珞珈法学论坛》（第5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1.占善刚、熊洋：《关于二审程序中诉之追加问题的思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32.占善刚、刘丹：《试论行政诉讼中之自认》，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33.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之自由证明》，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4期。34.占善刚、阮志勇：《漏判及其救济刍议》，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35.占善刚：《证明妨碍之比较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6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6.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文书提出义务》，载《求索》2008年第3期。37.占善刚：《第三人之文书提出义务初探》，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38.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分析》，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39.占善刚：《当事人讯问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40.占善刚：《我国民事判决脱漏应然救济途径之探究》，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41.占善刚、朱建敏：《证据保全若干问题探析》，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期。42.占善刚：《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及其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0期。43.占善刚、熊洋：《论第三人之文书提出义务及对我国立法的借鉴》，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4.赵钢、占善刚：《浅议10年司法改革之得失》，载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45.占善刚：《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兼对我国<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46.占善刚：《主张的具体化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47.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主义的例外》，载《法学评论》20010年第3期。48.占善刚：《证明妨害论——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49.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抗辩论析》，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50.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费用请求权简论》，载《求索》2010年第6期。51. 占善刚、王登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正当性基础与制度构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52.占善刚：《对我国民事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初步检讨——以《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修改为对象的分析》，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53.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不变期间探微》，载《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期。54.占善刚：《民事诉讼“期间”的法律规制思考》，载《理论探索》2012年第4期。55.占善刚：《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2期。56.占善刚：《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定性分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57.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58.占善刚、王登辉：《案外人申请再审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1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59.占善刚：《附理由的否认及其义务化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60.占善刚：《试论民事诉讼中的勘验及我国立法完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61.谢绍静、占善刚：《比例原则视角下我国民事诉讼罚款制度的立法完善——以《〈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增加罚款数额为切入》，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62.占善刚、刘丹：《民事诉讼保全的类型化分析》，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63.占善刚、刘丹：《民事诉讼中的勘验协力义务论析》，载《证据科学》2013年第5期。64.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罚款之检讨》，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65.占善刚：《论民事证据调查的应有法律规则——以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为视角》，载《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2期。66.占善刚、刘芳：《论舍弃上诉权》，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67.占善刚：《论我国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作证之应有后果——〈民事诉讼法〉第78条评析》，载《法学家》2014年第2期。68.占善刚：《德国、日本民事诉讼中不知的陈述规制之比较及其启示》，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69.占善刚：《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性质及其给付路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70.占善刚、刘丹：《论我国行政诉讼中自认制度的构建》，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71.占善刚、刘芳：《程序违法与发回重审——〈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检讨》，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72、占善刚、宋庭辉：《论民诉法“涉外诉讼程序”一编的废除》，载《天津法学》2015年第2期。 73、占善刚：《当事人申请证据调查的法律规制问题》，载《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 74、占善刚、杨瑜娴：《论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的性质及制度矫正》，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75、占善刚：《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的定性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8期。 76、占善刚、严然：《“省统管”背景下地方人大监督同级司法机关问题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10期。 77、占善刚：《证据保全程序参照适用保全程序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1条第三款检讨》，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78、占善刚：《民事诉讼发回重审的理由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