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引用什么文献好

目录方法1：使用不同的引用方式1、如何引用片段。2、如何引用全句。3、如何引用大段。4、如何间接引用。方法2：引用句式1、何时用句号和逗号。2、何时用感叹号和问号。3、如何使用省略号。4、如何使用方括号。5、如何用冒号和分号。6、正确复制引用的内容。方法3：不同格式1、使用MLA格式。2、使用APA格式。3、使用芝加哥（Chicago）格式。方法4：成功引用1、谨慎选择想要引用的文章。2、避免概述。3、用引文强调一个特定的术语。4、引用重要证据。5、理智使用引文。6、把引文书目信息放在文章最后。研究论文需要引证、需要通过他人的作品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如果引用一小段原文，会使文章更有力度。要完成一篇优秀的论文并避免抄袭嫌疑，选择有用的文献和恰当的引用非常重要。方法1：使用不同的引用方式1、如何引用片段。片段引用是从一段文字中直接截取的部分词组。只是由一些单词组成，不会指明原作者是谁，也不会指明出处。这些片段必须是完整句子的一部分，而不能独立成句。用一个完整的句子包含片段的内容。例如：随着Rembrandt的技术的成熟，他开始创作一些“浪漫而有深度”的风景画（Wallace ,96）。用一个短句包含片段的内容：Rembrandt的风景画是“浪漫而有深度”的（Wallace ,96）。2、如何引用全句。顾名思义，全句引用就是引用少于4行的全句内容。尽管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不能作为论文中独立的段落，必须包含其他的语句或词语。一句话中引用一个完整的句子。例：在课程之外的时间，Rembrandt开始改变关注一些不同的主题，但是像Wallace说的，“Rembrandt作为雕刻家的天赋是在小心翼翼处理细节时所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感觉”（142）。用一个词语引出要引用的完整的句子。例：正如Wallace所说，“Rembrandt作为雕刻家的天赋是在小心翼翼处理细节时所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感觉”（142）。3、如何引用大段。大段引用是从原文中引用几个句子，在你的文章中超过4行。鉴于这会占用大量篇幅，所以大段引用应尽量少，最多2个完整的句子。引用大段的时候，需要和你自己的内容之间空出一行，还需要把引文向右缩进一个字符。用冒号开始大段引用。例：依据Wallace的沿用：（空出一行，把引用的全段缩进）大段引用不需要引号。你已经在前面表明作者是谁或者被引用的文章是哪一篇了。但是，在引文的最后仍然需要插入文献出处。如果大段引用是在段落中间，引文结束后不需要另起一段，只要从下一行顶头开始写（不需要缩进）。4、如何间接引用。间接引用就是将原句做出轻微的调整后引用。如果引用的要求特别高或者已经引用太多的时候可以用间接引用。注意至少改变一半的内容避免出现抄袭。改变句子里面单词的内容，可以从词典中找同义词代替。只用你完全理解内容的时候才可以改写，否则，放在你的文章里可能是不恰当的。书写的时候，不要看原文，在脑海里记住原文的意思，用自己的话组织语言。方法2：引用句式1、何时用句号和逗号。引文的后面可能得句号或者逗号， 如果引用时没用标明出处（比如你的整片文章的引用都是来自同一本书），逗号和句号需要在引号里面。如果你已经标注了来源，逗号或句号需要在引号的外面。2、何时用感叹号和问号。如果引用原句里面有感叹号或问号，引用的时候要保留在引号的里面。如果是你在提问或者强调引用的重要性，需要放在引号的外面。如果是对引用的话提问，问号放在引号里面。引文有问号，例：Alice说“但是我将会去哪里呢？”（24）对引文提问，例：经过这么多争论，文学学者还会赞成“Alice如梦般的冒险”吗？（39）对引文里面问题的提问，例：在故事结尾，人们不约而同的会问“但是我将会去哪里呢？”（24）。3、如何使用省略号。当你引用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句子，或者从一句话的中间开始引用，可能需要用到省略号。表示句子的部分不在引用范围之内，用“??”来省略前面或后面不引用的部分。省略号也可以用在句子中间，省去一些没必要引用的句子节省篇幅。例如：正如人们所说，“这本书是??有启发性的，能改变人生的”如果全部引用则应该是：正如人们所说，“这本书在最近读起来不仅是相当愉快，而且是有启发性，能改变人生的。”省略号只能是引用之前或之后单独使用，而不能同时使用。如果仅仅引用句子中间的一部分，那就属于部分或片段引用。4、如何使用方括号。省略号是省去一些话，与之相反，方括号是为了加入一些原文中没有的而你认为重要或必要的内容。 你可以在括号里写一些词语，通常是人名或引文的地址，帮读者理解内容。例：就像学者们所述，“Rembrandt给她[Henrickje，他的夫人]画的肖像画既逼真由深情”（Wallace ,49）。5、如何用冒号和分号。如果你需要在引文结束后时候分号或冒号，或者所引用的文章结尾本身有冒号或分号，在引号的外面使用标点符号。6、正确复制引用的内容。如果你是直接引用，必须逐字逐句引用。哪怕有明显的拼写或语法错误。 如果你发现错误的地方，可以在错误的地方后面标[sic]（使用括号和斜体）。这个符号表示你意识到是原文的错误，而不是你犯得错误。例：正如Dormer所述，“他的工作现在此[sic]刚开始的时候更有价值”方法3：不同格式1、使用MLA格式。使用MLA格式，引文信息需要包括作者姓名和文章所在的页码。你可以在参考文献中一起写出来，也可以一个在文中提出，另一个在参考文献中标明。例：我们因此可以确定“Rembrandt献身于基督教绘画开始了他知名度的下降”（Wallace,112）。例：有人说，“另一个导致Rembrandt知名度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他献身于基督教绘画艺术”（Wallace,112)，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此说法。例：有人说，“另一个导致Rembrandt知名度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他献身于基督教绘画艺术”（112)2、使用APA格式。与MLA格式稍有不同，APA格式要求文章内标明作者的姓和原文发表的年份。这必须一起在括号中出现，或者你可以在文章中写出作者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标明年份。例：正如Billy的性格被描述的那样，我们知道“Billy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堂，尽管他生活的屋子墙上一直挂着一副十字架”（Vonnegut, 1969）例：Vonnegut明确地陈述一个事实，他说“Billy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堂，尽管他生活的屋子墙上一直挂着一副十字架”（1969）。例：因为知道“Billy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堂，尽管他生活的屋子墙上一直挂着一副十字架”（Vonnegut, 1969），我们开始理解他的哲学观点。3、使用芝加哥（Chicago）格式。芝加哥格式要求在文章底部作脚注，而不要求在文中标注。引用的时候，在引号的外面加上脚注数字。在页面底部写出对应的参考文献。方法4：成功引用1、谨慎选择想要引用的文章。学术论文中过多引用会被认为草率的，因为过多依赖别人形成自己的观点。 书写的时候不可急躁，需要从大量的研究结果中筛选最适合的支持你论点的文献。2、避免概述。 如果你决定引用，应该是因为你对其中特殊的语句或信息由特别的见解。引文不应该作为文章的填充物，跟着一大堆你自己的总结或改写的内容。确保你在引用的时候，不是在单纯的用不同的句式把原话说一遍。3、用引文强调一个特定的术语。在学术性论文里，很多特定的措辞或术语是经验性所得。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释或重命名，你可以用引文。尽量使用改写或间接引用来避免你的文章看起来不走心。4、引用重要证据。从论证性或研究性文章中引用非常有用，因为你可以为你的论点提供直接的证据。如果别人有更好的理由支持你的论点，你引用后会使文章更有吸引力。引用后一定要再思考一下是否合适，而不是仅仅把它塞到自己的文章里去。5、理智使用引文。尽管引文很多时候有用，一些引用不当的反而会制造更多困惑。使用之前确保引文和上下文都是衔接的。尽管文章中得引用文献，让读者知道你在用引文论证你描述的什么观点也是很重要的。6、把引文书目信息放在文章最后。文章最后的“参考文献”适用于列出所用文中曾引用的文献的完整信息的。小提示查找文献的时候列出要引用的文献列表，标记出最想要的以便后面引用。相反的观点也要引用才能直接提出质疑，引用出来再指出它的缺陷才更有说服力。否则，他们会认为你曲解他们的意思，用他们的话说话才能直接反击。多注意被多次引用的文献，往往能提示你去原文中找到最想要的部分。写引文的时候要仔细，不用引号很容易忘掉哪一部分是直接引用的，确保最初的使用引用的完全是原文，如果需要以后可以再作修改。警告别成为偷懒的抄袭者。不幸的是，学术抄袭很常见，而且后果很严重。你可能本来根本没打算去抄袭，但是如果你写出别人的东西却没有表达出来你是在引用，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为抄袭了（毕竟，仅仅依靠文献笔记却不靠自己的研究，这样很懒惰，而且使用他人的成果不标明引用更是显得没有组织能力。）每一处引文都要标明引用，最好写下那些出处，然后列成参考文献，这比改写原文要好。而且要是你改动的并不多，最后修缮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不自觉地改成了原文的样子。所以最好直接引用原文，标明出处，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语言，就直接引用。不要让文章大部分都是引用的内容。 如果你已经探讨了论点的正反两方面，最后你要形成自己有说服力的观点。改写、整合和综述，最后用自己的话表述，一方面使你自己清楚你正研究的内容，也会让文章读起来更有趣。 让人读起来也会耳目一新，太多的引用反而让人觉得头疼。一篇文献不要引用太多。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偏爱某一本书，特别是不太容易找到某方面的书籍，或者某个作者恰好和你意见一致。尽量限制引用同一作者的内容，特别是如果你的大多论证要依靠该作者的研究。引用一些能够与之相补充或与之相对的文献，并提供自己的分析。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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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