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形象毕业论文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大都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和殉葬者。科举制度产生了极少数的权势者，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像孔乙己、陈士成这样，一生白首穷径，百无一能，穷愁潦倒、沦落下层。而更可悲的是，他们一生受其害而不觉悟。他们从来也意识不到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不合理性，而却对其做盲目维护，在不自觉中被它们吃掉了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孔乙己在最潦倒时还摆着读书人的臭架子，满口之乎着也！更令人可笑的是他很热情地去考酒店的伙计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并富有耐心地讲解茴字的四种写法。他也从不肯脱下代表他读书人身份的长袍，虽然那长衫又脏又破，像十多年没补洗的，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不肯和那些“短衣帮”平起平坐地喝酒，那样他更感到有失身份，他无力谋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却好喝懒做，不肯凭此吃饭，做不到几天，笔墨纸砚连人失踪，如是几次，后来也没人叫他去抄书了。生路断了的他就去干偷窃之事，偷了书卖，反而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辨白，“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终于因此而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从此，便永远地消失了他卑微的身影。《白光》中的陈士成一生迷恋仕途，一心想考秀才当大官，从个几岁的孩童考成了两鬓斑白的老翁，参加“初试”十六回，到头来却连个秀才都没捞到。但他仍未有丁点儿的醒悟，更不能正视现实，而却糊里湖涂地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自我陶醉于梦幻毕竟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反而更使自己陷入疯狂的状态，最终精神完全失常，在想象中的财宝的白光的引诱下淹死在河里。这类形象的生动描写首先表明，几千年吃人的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对下层旧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是何等残忍。对他们的毒害又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面对扼杀他们命运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逆来顺受，俯首贴耳，盲目地继承、遵从和维护。其次，在他们眼里，从来如此，便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一个人的作为总是命运注定的，而自己却永远无法驾驭命运。读书人孔乙己的消极懒惰，偷盗行窃等行为说明，他从来就是得过且过，连正视现实、积极谋生都想不到了，哪还能意识到封建思想及伦理道德的不合理性呢？陈士成为科举制度葬送了他的一生，也没能考中秀才。“一而再、再而三的落榜、挫折、打击也没能给他有所启示，而他却荒唐地做着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美梦，并以此自慰。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孕育了这样一代代、一批批孔乙己似的、陈士成似的畸形儿。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更是时代的悲哀。再次，鲁迅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一生的描写，表现了他对这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以及对扼杀他们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和谴责。封建社会正因为孕育了这样一代代保守、迂腐、愚昧的国民，才导致了它的最终崩溃。孔乙己、陈士成作为鲁迅小说第一揭露面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时代是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科举制度是依附在封建制度这张皮上的，现在皮之不存，依附于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产生“毛将焉附”的悲剧了。鲁迅以孔乙己等为主人公，就反映了他对这类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清醒认识，所以，他通过对这类人物悲剧命运的揭示，就是要告诉读者，随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知识分子若还要执着于科举道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而要求得好的命运，就必须另寻新路。《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过封建教育的熏陶，又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对封建礼教制度他们具有反叛精神，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他们都比较脆弱，缺少韧性，终于被封建黑暗势力打垮，压碎。《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名革命的闯将，他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并且，“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曾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神权挑战，是一个“敏捷精悍”、英姿勃勃的青年。然而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化，历史的逆转，使他失去了方向，逐步磨光了棱角，蜕变为封建教育的传声筒。他千里迢迢从山西太原回到江南S城，不过是为了给早就死掉烂掉并且踪迹全无的小弟“迁葬”，以母亲，安慰自己。他自己在办完这些无聊的事情之后，仍然要去教什么“子曰诗云”，用《孟子》、《女儿经》中的封建思想去毒害青年。他就这样敷衍者过日子，混着日子，“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吕纬甫的退伍、落荒，继而颓唐、消沉，终而由战斗者变成了苟活者。他不甘心颓废，却又无力自拔，明知道在消沉，也可不去振作。按着他自己的比喻说，像一只苍蝇，“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走了，但是只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吕纬甫这一甘心落伍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是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先前同样是位社会改革的仁人志士，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终于“躬行起先前他所憎恶和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抑、所主张的一切了”，他不得不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已真的失败了”，然而他却又阿Q似的觉得自己胜利了。因为他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他虽然觉得自己不配活下去，别人也不配，同时，他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让自己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心灵在极度的苦痛中受着煎熬，致使他终于静静的死去。个性主义使魏连殳“亲身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了里面。”他也愤愤地以躬行所恶来畸形地报复世俗的压迫，不但未得到解脱，反使他陷入更深的精神孤独和痛苦的境地。他以自戕似的毁灭宣告了自己的失败。和以上两类知识分子不同，《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以及《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是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一开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在新的形势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礼教冲击，追求着幸福的生活。小说中的子君、涓生是五四以后的年轻知识分子典型。子君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毅然同封建家庭决裂，并以示威者的姿态，昂首阔步同情侣在大街上行走。社会歧视的冷眼，恶言毒语的责骂，都不能使其屈服。“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妇女独立、人格自由的宣言。然而，同涓生同居之后，子君满足了，终止了斗争。爱情没有“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沉溺在“安宁和幸福”里，停止了继续为社会的改革和解放而奋斗。这就使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共同的基础而变得空虚和庸俗。于是，当社会经济的压力突然向他们袭来时（涓生失业），他们的爱情及其幸福的家庭，如沙地上的宝塔，立即倒塌了，子君不得不重新回到父亲那里，最后在冷眼和悲哀中死去；涓生再痛苦中悔恨自责，思考探索。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就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子君、涓生们虽然争得了恋爱自由的胜利，但终承受不了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他（她）们还是没有逃过封建势力施加的迫害。《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尽可以展开他想象的翅膀，幻想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当中，一时一刻也不能不正视自己可悲的人生。鲁迅正是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在小说创作中用和对待农民问题几乎相同的注意力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把知识分子生活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他在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小说《故乡》中，曾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农民闰土其实是同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一个是辛苦辗转地生活，一个是辛苦麻木地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我毕业论文是些《红旗谱》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