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犯罪研究论文

涉众型经济犯罪尤其突出并呈现“金额巨大，涉及面广；手法多样、不断翻新；虚假许诺、高利回报；合法掩护、编织光环”等四大特点。时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及范围在不断扩大。从行业看，涉及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从人员看，涉及下岗职工、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和学历较高的城市“白领”；从地域看，从东北、华东、华北地区扩展到中西部地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手法越来越狡诈、越来越具有欺性，有些犯罪甚至还呈现出公开、半公开发展的态势。除了有关部门亟须加强监管和查处力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群众投资渠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不法分子采用诱惑性极强的虚假宣传攻势，使经营者和投资者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位置，群众缺乏对企业的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的渠道，很难作出判断，加之贪利和盲目从众的心理支配，投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 涉众型经济犯罪16种表现形式在被查处的这些经济犯罪案件中，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呈现以下表现形式：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办储蓄业务；2、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违反国家利率规定，擅自变动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3、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给付回报、实物等方式变相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4、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发行股金等方式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存款；以兴办实业为名，承诺回报，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一、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要素失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和极后果，成为滋生各类犯罪的温床。笔者认为，就涉众型经济犯罪而言，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对其影响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结构要素之间未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在分配领域虽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但由于体制、政策、市场竞争及行政垄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显著，形成了以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广大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极易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而呈边缘化趋向。同时收入的过于悬殊又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使得其中一部分人产生嫉妒、非法占有甚至破坏的心理，从而使得滋生犯罪的土壤不断扩大。尤其当他们目染耳濡某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发财致富却能侥幸逃脱法律制裁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在暴富梦想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走上犯罪的道路。其次，从就业结构来看，虽然中国已从一个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就业结构，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有了质的飞跃，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中国的就业形势极为严峻：据统计：“十五”期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已远远超出社会需求，从而产生大量待业、失业人员。他们由于没有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为了生存势必想方设法以获取收入来源，而他们的此种境况及心态极易为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而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牺牲品。最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急需迅速提高全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质，然而却仍有相当数量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不高，从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的文化结构层次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受害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连投资中的一些常识性知识都不甚了解，由此导致上当。 二、社会规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机制失调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出现剧烈的冲突，加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进而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济行为失范。失范意味着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失范行为的产生则是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规范的供给不足或难以适用；二是社会管理机制的失调。首先，在法制社会中，控制人们物质欲望的主要途径是法律手段，法律中的漏洞就会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由于经济犯罪是以违反一定的经济法规即行政违法为前提，这就涉及经济法规与刑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但由于刑法中个别经济犯罪立法语言的含糊性，不仅使得相关经济犯罪与一般经济违法行为难以区分，甚至使得其与合法行为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如刑法对作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典型形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由于对“公众”一词在立法上缺乏必要的说明，虽然在刑法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社会不特定的对象”，但问题是到底向多少人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超过多少入或数额构成行政违法，又在何种条件下构成犯罪。界限的模糊不清，给不法分子开了方便之门。其次，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的行政社会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层层放权：但在层层放权的同时却未能建立相应的监控网络，诸如银行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群众监督等，从而导致原来的预防和遏制犯罪的社会控制机制逐渐削弱甚至完全消失，管理体制上的疏漏也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开了方便之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中的漏洞。行政管理中出现许多漏洞，如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典型形式的非法传销，在中国一向是明令禁止并予以严厉打击的，可是，在一些地方却屡打不止，屡禁不绝，究其根由，很大程度应归结于对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不力，使得它们默许甚至纵容非法传销活动：二是经济管理中的漏洞。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管理、金融管理、物资管理等多方面都存有漏洞，再加上权力缺乏监管，导致涉众型经济犯罪频发。三是人口管理上的漏洞。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也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创造了条件，如非法传销活动日益猖獗就与人口管理制度中的疏漏不无关系。三、被害人自身原因。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层出不穷，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当一部分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和相关金融知识，对于经济领域中的诸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非法经营等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而且被害人往往缺乏对企业的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的渠道，加之贪利和盲从心理，使得投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有些被害人在明知是投资陷阱的情况下，仍幻想“一夜暴富”，抱着侥幸心理冒险参与，最终导致自己上当，利益严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