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关 键 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 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写作思路:马原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正文: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会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方法论:我们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还要重视意识的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反对割裂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宜宾学院的无人售书摊
在宜宾学院校园,上学、就餐的路上,师生们都会经过一个独特的书摊,因为这个书摊没有摊主值班,全凭自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了一块诚信的试金石。平时无人看管,购书付款全凭学生自觉。学生们都说:“书摊挺有意思的,蛮温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老师也很喜欢,称赞其对学生的品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这一事件曾经还在教育界产生了小小的风暴,并广受好评,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年的时间我们学校也增加了不少的'无人售卖摊位,有买发夹的,有卖文具的,有卖生活用品风扇的。“这些小摊不仅无人看管,而且自开摊以来几乎没有丢失过一本书一件商品。
小小的书摊能得到大家这么呵护,让大家默默遵守着这份诚信,这样很美”。“这对学生来说就像是一堂生动的品行课,通过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教育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们,要遵守人与人之间那种美好的、起码的诚信,这也是现在社会所缺失的。”
广西柳州市的无人售菜摊
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菜价已经有10多年没有上涨了,在这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
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人们在组织无人售卖书摊,无人售卖菜摊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的,其“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让之具有相信他人的意识,在意识中,不仅预先规定了售卖的目标,而且为实现目标又预先规定了活动的方式与步骤。
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选择构建,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在无人售书摊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不知哪位同学用一张残币“买”走了主人的一本书。第二天,主人就将这张残币张贴了出来,还附上了一张通报,对这名使用残币购买书籍的同学进行口诛笔伐。”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
意识活动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意识能动性不限于从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思想,形成活动的目地,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以这样的观念东西为指导,通过实践把“观念地存在着”模型,蓝图实现出来,变为客观现实。以创造出没有人的参与与永远也不能出现的东西。我们在无人售卖中已经可以浅浅的看到了人类通过意识活动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
关键字:哲学 趋势 方法论 全球化 马克思摘要: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在批判和改造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大厦的根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就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认识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决定我们怎样判断全球化和怎样参与全球化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以“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作了概括和分析,掌握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全球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一、当代马克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我慢慢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不应只建立在我们感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必须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角度,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这些都是科学的理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归根结底是要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是辨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奠定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二、马克思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所支配,而且承认这种普遍规律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主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从历史 的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理,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分析考察“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结果。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从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的交换形式向世界市场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充分论证了人类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标志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其次,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把个人、民族的特殊的形态,亦即狭隘的、封闭的、自在的形式转变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世界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自主性的人的状态,取得对封建制度的彻底的胜利,取得了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形态中抽象出普遍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关系,普遍的人,并把这种普遍性的产生、发展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普遍性不断超越特殊性的过程。以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性质和产生为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性,必然容纳不了在其自身生长起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普遍发展的人,这就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形态,这是“世界历史”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由于它适应生产力和人的世界性普遍性的发展,从而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就是个人的存在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以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存在,处于一种“落后的、家庭式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状态,这种共产主义必定随着交往的扩大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世界历史”发展,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状态,相对于“世界历史”的无限发展,它也只不过是“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一个环节。“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历史的普遍性对历史特殊性的超越,造成了历史的不断进步。然而,历史普遍性并不能脱离特殊性。历史普遍性的日益扩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它导致资本主义一样,但是由于各民族、各国的具体实际不一样,历史普遍规律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也会不一样。马克思晚年十分注重研究东方民族的特殊性,指出东方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存在着特殊性和多样性。可见,由于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3.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优秀内核——辩证法,运用对“世界历史”的理论思考,他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他对“世界历史”的源起和过程、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无不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首先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欲,驱动着他们不断奔跑于世界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改进生产手段降低成本,不断驱赶农民离开家园以获得更多的廉价的工业劳动力。尽管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但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残暴和血泪。其次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充满矛盾曲折发展的历史。资产阶级在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生产、消费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扩展到世界各地,生产的无限膨胀以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为代价,人的普遍发展以劳动阶级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社会的前进运动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后发展民族的贫困为代价。再次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文明世界化的历史。资产阶级把文明传播到全球每个角落,但实质上是按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化过程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价值观冲突的过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批判仅仅是他理论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够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应该通过批判“建立一个新世界”。因此,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他在否定资产阶级作为全人类利益代表的同时找到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合理神话的同时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整体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要求;他在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狭隘性的同时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指出代替那阶级对立、主客体对立状态的将是“个人的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的根本特征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必须在“世界历史”的充满矛盾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必要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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