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得新财务舞弊论文文献综述

成为A股怪谈的康得新122亿存款不翼而飞案，终获官方确认。康得新在9月28日晚发布公告称，已收到证监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公司可能被强制退市。从证监会立案调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个月。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2015年到2018年，康得新瞒天过海，虚增了115亿利润。但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于是公司又虚增了上百亿的银行存款余额。没想到的是，这一切被一则违约公告牵连而全盘曝光。2019年12月16日，前董事长钟玉因涉嫌犯罪被捕。

违约牵出百亿大案

出事前的康得新，在材料界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的3M”，是A股颇有名气的大白马股。但这只“大白马”的成色，原来是有严重问题的。

2019年1月，康得新发布了一则违约公告：一笔本息亿融资券，公司未能偿付，已构成实质违约。另有一笔当月即将到期的5亿元债券，也可能无法按期兑付。

这则公告让公众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截至2018年9月30日，康得新的货币资金高达150亿元，可售金融资产也有42亿元。手握重金的康得新，为啥连10多亿债券都还不了？

2019年3月，康得新董事长钟玉、原总裁徐曙等离任，公司随后发布的2018年年报称，账面货币资金有153亿元，其中 122亿元存放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然而，经核查，这个账户的余额是0。

纸包不住火，康得新财务造假案终于曝光，在股市引起轩然大波，网友调侃说，这笔钱自己长腿跑了。康得新的股民讨要说法，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非标意见，公司独董提出异议，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也迅速介入。

2019年5月12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在微博上确认，康得新实际控制人、前董事长钟玉已经被抓。

案情披露：涉嫌“三宗罪”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书，首次披露了康得新造假的具体情况，主要涉嫌“三宗罪”。

一是利润虚增。康得新通过各种手段，虚增营收、成本、研发和销售费用，导致从2015年到2018年，分别虚增利润22. 4亿、29. 4亿、亿和亿，合计高达115亿。

二是存款虚假。公司从2015年到2018年都在虚假记载银行存款余额，其中2018年披露的存款余额是144亿，其中包括在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122亿，结果都是假的。

三是隐瞒资金使用情况。2015年和2016年，康得新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分别募资亿、亿。公司在2018年年报中谎称，报告期内已使用募集资金亿，全用于建设高分子膜材料项目和裸眼3D膜组产品项目。

在陈述申辩和听证中，康得新及其代理人提出了4点意见，都被证监会驳回。

证监会还披露了康德新是如何虚构外销业务的：资金从康得新汇出后，由过桥公司等中间环节，通过“对敲”和“内保外贷”的形式转至境外，再由虚假的境外客户或第三方代付公司，以销售回款形式，转回康得新。如此复杂而又精妙的手段，让人叹为观止。

系统性造假，或强制退市

证监会表示，康得新案不但有管理层参与，还有经营层，甚至大量员工也参与其中，是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一起实施的违法行为，是系统性的财务造假案。

更恶劣的是，康得新在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后，至今没有就财务造假问题进行整改，也没有就赔偿投资者等相关事项采取任何行动。

证监会决定，责令康得新改正，给予警告，并罚款60万；对钟玉给予警告，并罚款90万。另外，对时任康得新总经理的徐曙、时任康得新财务总监的王瑜、时任康得新财务中心副总经理的张丽雄等11人给予警告和3万到30万不等的罚款。

证监会还决定，对钟玉、王瑜分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徐曙、张丽雄分别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但证监会作出的只是行政处罚。今年9月9日，这4人已由公安部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中，钟玉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及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购外汇罪。

康得新表示，公司可能存在触及深交所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强制退市，目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自2019年1月23日开市起，康得新的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简称由“康得新”变为“ST康得新”，日涨跌幅限制为5%。另外，*ST康得从2019年7月5日开始停牌。

1、审计走过场。连续几年造假会计师事务所都没能发现。2、监管缺失。各级证监机关不作为。3、企业造假横行。造假成本低，收益高。4、股民缺乏安全感。康得新曾经千亿市值高科技白马股都能造假爆雷。5、高管没有诚信。康得新原董事长钟玉讲情怀欺股民。6、质押风险高。康得集团持有的康得新股票几乎都质押了出去。

随着社会经济以高速度发展，人们进行经济决策就需要更多更为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各项财务指标是衡量企业发展状况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信息使用人的行为方向与资源配置动态都直接被财报的准确性所影响。如若较多上市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或许会导致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而导致投资失败，如此一来便会严重消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财务舞弊更复杂、隐蔽性更强的新情况下，财务舞弊的识别和治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系统深入探索企业舞弊的共性特征，防止企业舞弊以及降低审计失败率刻不容缓。 研究意义本文研究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与防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保障资本市场各种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完善程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疲软会造成经济颓势的恶性循环，证券投资者作为市场交易中的活跃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保护在投资市场中处于信息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三是有助于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有助于增强中小投资者投资信心，此外，还有助于审计监督水平的提高。财务舞弊特征给审计人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将审计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细节总结出来，并且将企业显示的各种特征信号联系起来，给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了便利。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文献综述阎达五、王建英(2001)采用“十分法”将取得的 1996 至 1998 年统计样本中的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盈利质量指标按数值大小进行排序，通过均值差异检验，得出财务舞弊企业所呈现的具体特征[1]。章美珍(2002)将银广夏舞弊案例贯穿全文，从关联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内部控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企业舞弊的端倪，该案例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 可参考性[2]。耿建新、肖泽忠等(2002)运用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亿安科技与银广夏的财务数据指标特征，随后又对 36 家盈余操纵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务舞弊公司在舞弊前每股现金流量显著小于非舞弊公司[3]。毛志宏、李荷和张星明(2006)通过选取上交所 2001 年-2004 被证监会处罚并披露57家 A 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详细论证出了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年薪以及会议次数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是负相关的[4]。罗秀珍(2012)从董事会治理角度对董事会构成、董事薪酬、审计委员会三方面进行展开论述，并辅以回归分析，验证了高层人事变动与董事会治理与财务舞弊相关性[5]。方军雄(2003)选取1993至2004年十年间被证监会处罚的48家公司作为样本，将应收账款周转率、董事会专业人员数量、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作为变量，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在上述四个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6]。阮锦勤(2003)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论证了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会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提出并证明监事会人员数量与企业财务舞弊的正向关系[7]。岳殿民(2008)以 1997 至 2006 年被监督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的 53 家公司并剔除数据不全、剔除证券行业种类公司得到 36 个舞弊样本，再选取没有舞弊行为的公司作为对照，综合运用逻辑分析模型得出了盈利能力特征与舞弊的关系[8]。万东敏(2012)将 2003 至 2010 年制造行业的舞弊样本与经过 5 原则筛选的 27个参照样本纳入 Logistic 分析模型以及 T 检验，从企业内部结构、财务指标、审计意见等角度展开分析其与舞弊的相关性，具有较准确的识别率[9]。张海燕将(2013)以2004年至2012年间被依法查处披露的44家舞弊上市公司与 44 家报表没有作假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SPSS 软件分析 27 个自变量并进行 T 检验，采用逐步向后的方式进行剔除，避免多重共线情况，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流动比率是区别财务报告舞弊的有效指标[10]。谢晓燕、程富（2009）通过分析评价的性质和内容，指出我国现阶段对内部控制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通过国际比较，找出我国与国际发达国家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的差距[11]。戴文涛、王茜、谭有超（2013）研究了影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外部环境、主客体、设立目标、评价方法、规范等内容，并且提出一个完整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1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将企业财务舞弊的特征研究称为“企业舞弊红旗”研究，通过对舞弊企业进行归类分析，得出财务报告舞弊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将这些共性特征定义为会计舞弊“红旗”，一旦发现一个企业具有“红旗”中的近似现象，便可以对其进行舞弊风险防控检查[13]。Albrecht 和 Romney(1986)采用问卷调查与归纳研究方法，发现公司管理人员个人能力、文化素质高低与公司报表是否作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4]。Beasley(1996)通过对舞弊公司的分析发现独立董事比重、董事会审计人员比例、会议次数可以纳入舞弊公司预警信号中来[15-16]。Summers 与 Sweeney(1998)从舞弊三因素理论入手，采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舞弊手段进行分析，发现大型上市集团公司大多采用关联方关系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伪造、变造虚假买卖合同等手段作高收入，利润自然也增加。研究还指出隐藏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也是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常见现象[17]。Abbott Parker 与 Peters(2002)运用案例剖析，通过正反例子对比说明治理层结构设置对预防财务舞弊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在研究中也指出内部机构审计专业性较弱也容易滋生财务舞弊，应合理安排董事会人员，增加财务或审计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可以着重听取其有益建议[18]。Doumpos(2005)在对公司财务舞弊研究时把本国 57 家公司作为取样对象，从这 57 个样本中分别获得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数据计算负债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将得到的指标带入回归模型，经过检验分析得出总资产周转率在辨别企业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性[19]。 文献评述财务舞弊自企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从最初单业务造假到各个报表联动造假愈演愈烈，因此关于财务舞弊的手段、特征以及对策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也较多。已有文献中，实证过程中只将能够量化的财务比率作为研究变量，研究变量类别较为单一，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在分析财务舞弊的具体特征方面，对于企业发生财务舞弊时宏观环境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论证，本文将财务舞弊的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特征相结合，全面分析财务舞弊特征。研究领域偏窄。现存的文献研究大多是财务舞弊特征与识别，如若能将财务舞弊的特征识别与计算技术结合，不仅能够弥补研究上的不足，而且也能极大的提高该研究的实用性以及操作性。 研究方法及框架 研究框架本文一共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该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关于财务舞弊案例的文献，说明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阐述财有关务财务舞弊的定义及中医药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第三章从医药行业角度出发分析了行业的财务舞弊成因、特征以及影响。第四章以新华制药为例，利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案例资料探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的成因。第五章提出抑制财务舞弊的措施。第六章概括全文，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