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发表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邓叔群就开始注意对生态学的研究。1939年，他利用中央农林部要他负责一部分林业科学研究的机会，组织了西南森林调查团，深入四川、云南、西康等省的沙坪坝、岷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地区的原始林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森林分布、生长生态特性以及林木的病害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发表了《洪坝森林的研究》、《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一）、《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西藏东部高原的森林地理》等论文。为了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林牧业生产的生态系统，以减轻黄河对其下游地区的危害，他于1941年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了甘肃省的林区。在他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的6年期间，先后曾去白龙江中游武都、文县一带、天水小陇山、河西走廊、祁连山、秦岭等林区，亲自进行调查研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分析了大量的树木生长情况，为科学地营林育林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祁连山、天山等高山林区植被灌木丛对于积雪、保土和调节雪水径流的重要作用；设计出在兰州南北山干旱地区采用“水平沟”造林的方案，为保持水土、保证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建议，在黄土高原荒山造林应选用沙枣、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作先锋树种。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充分采纳和利用，但对今天改造黄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期间，邓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的观点，并亲自在黄土高原地区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经营林业和科学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场。黄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当时为藏族林主所有，他们常把森林的树木卖给木材商人，树木砍光后再放火烧山以长牧草或开辟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从而给黄河下游带来的灾难也就随之加重。为了改变这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资金，在洮河上游甘肃省卓尼县买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创办了位于卓尼的洮河林场总场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区以外的三个洮河林场分场和一个牧场。他对这些林场中的森林分别进行调查、勘测，绘制了我国较早应用的林型图，并就各树种、树龄以及林木生长、材积、更新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使森林长存、采伐不绝。自那时起迄今已有40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场仍在沿用当年他亲自制定的这一科学管理制度。几十年来，黄河上游的多数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坏，唯洮河林场为黄河上游保留下了宝贵的森林区，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这一期间，邓叔群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结果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汇总在他离开甘肃后于1947—1948年发表的诸论文中，如：《甘肃林区及其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甘肃林业的基础》、《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国森林地理概要》等。1948年底，他为东北编写的林科大学教材纲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态学、造林学、测林学、森林经营学、森林病理学等，就是他对我国森林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的产物。

不少反思98'洪灾的文章谈到：上游生态植被遭到破坏是引发洪灾的重要原因，但许多人却未必注意到，生态植被的破坏和片面宣传林业的成就有直接关系。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资料，到1993年，我国就已经摆脱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双下滑的局面，进入“双增长”时代。全国的森林面积从建国初的亿公顷增加到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提高到，1993年以来还保持着每年植树360多万公顷的业绩，1994年，继广东、福建、湖南宣布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后，安徽等省区也宣布消灭了宜林荒山。 1994年前后，有关森林的喜讯经常见诸新闻媒体，据此，普通人只能得出我国森林形势一片大好或正向一片大好迈进的结论。可熟知内情的专家却忧心忡忡。而1995年以来连续多次洪水特别是98'洪灾将森林形势一派风光的形象终于捅了一个窟窿。只要稍微深入分析，便知道林业宣传的问题所在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样两组数字：一组即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字（见上述），按1993年全国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分别达到亿公顷、计，比解放初增长、；另一组是国家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数字：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长江流域12个省区有林地面积年均下降。假如国家林业局的数字是对的，那么森林增长的幅度的确可喜，假如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的数字是对的，那末，林业局公布的1993年全国森林面积达到亿公顷、比建国初增长的数字就值得推敲。因为长江流域12个省区占全国总省区数（不包括直辖市）的，据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发表的资料，取1950年到1985年、下降率为计算，三十五年间，这12个省区的森林面积即减少，那末，到1993年，全国森林面积怎么可能比建国初增长呢？退一步，我们就假定林业局的数字确凿无疑，可透过这种增长背后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可采伐成过熟林面积由1981年的2188万公顷减少到1993年的1349万公顷，蓄积量从建国初的20亿立方米下降到亿立方米，分别减少、。换句话说，砍掉的是荫天蔽日的老林，栽上的却是稀稀拉拉的中幼林。所以即使面积有所增加，可森林质量、林业生产力却绝对大幅下降，以至森工抱怨难以找到像样的林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南、中南等江河中上游被称为生态宝库、动物乐园的大量原始森林被毁坏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欠帐，即使今后百分之百的绿化了也还不上这个帐。因为原始森林是地球几亿年演变的绿色结晶，原始森林的综合生态功能是人工林根本无法比拟的，原始森林及其功用是不能复制的。单就持水这一项，发育较好的天然林林冠持水能力就比人工林高7-8倍，林地土壤有效贮水能力比人工林高6-7倍。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原始森林究竟被砍伐、毁坏了多少，这个数字恐怕成为不解之谜了，而时至今日天然森林还剩余多少，这个数字也不详。有关人士对这些数字历来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植树造林的面积，每年增加多少，多少年共增加多少，然后宣传“辉煌成就”。如此等等。所以人们也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一鳞半爪。据湖南某林业专家透露，从1957年-1995年，该省天然林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比重下降近40%0。另据有关资料，四川天然森林建国以来减少了一半以上，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11：1，其中大凉山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都被垦作农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三峡两岸的森林面积减少了一半，李白笔下“两岸猿声啼不住”、杜甫笔下“无边落木箫箫下”的景色早已不复存在了。笔者的故乡在滹沱河畔，五六十年代，滹沱河两岸林木还郁郁葱葱，到八十年代就几乎都变成了农田或沙地。这期间，故乡造林的数字却是逐年增加，但真正能看出成效的就是道路和灌渠两旁栽的树木。正是由于多年来片面宣传植树造林的业绩，甚至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业绩，不少人醉心于对营林面积、覆盖率、增长率、几大造林工程以及诸如此类业绩的追求，而对“业绩”后面的问题却采取回避或淡漠态度，结果就误导了舆论，使一些本该早出台的措施（如停止采伐天然林、封山育林、加大林业投入）迟迟未出台，从而加速了森林植被的恶化。98'洪水平息后不久，林业专家汇聚在中国林业科学院进行反思研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沈国舫直抒胸臆：1998年特大洪水的深层原因是，在植被建设方面近40年来有过重大失误，而近年来采取的弥补措施速度太慢了，力度太小了，使我们难有适当控制洪魔的主动权。只有在痛定思痛的大灾之后，类似沈教授这样的观点才能从林业界透露出来。林业的宣传存在片面问题，水利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的宣传何尝不存在类似问题。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听腻和看腻了这样的文字：某某地区投入多少资金和人工，完成多少土石方，搞了多少工程，治理了多少小流域，水土保持面积增加了多少，成效有多么大。如此等等。却很少看到这样的文字：某地区有多少条河流濒枯，多少个湖泊消失，多少绿山成了裸山和泥山，多少万亩良田被水冲沙压，多少万亩草原沙化，多少山青水秀的地方变成童山恶水的环境，更绝少对几十年来水利建设和几十年来水土破坏进行具体对比，弄清究竟孰大孰小、孰多孰少。98'洪水刚刚平息不几天，《经济日报》发表了专访水利部领导的文章，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4万平方公里，其中兴修梯田、沟坝地、治沙造田亿亩（其中新增耕地3000万亩），栽植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果6亿亩，种草保存面积6000多万亩，还兴修了大量的蓄水保土工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每年可增产粮食160亿公斤，平均拦截泥沙15亿吨，蓄水250亿立方米，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可是就在这前不几天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却写道：“从建国以来到1989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从36万平方公里猛增到56万平方公里，年均增加了约5000平方公里。土壤流失量也从10多亿吨增加到亿吨，仅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达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达16亿吨”。又写道：“1949年长江中下游共有湖泊面积25828平方公里，至1977年仅余平方公里，减少近一半，年均减少420平方公里。长江原有的22个较大的通江湖泊，因大量不合理开发建设已损失容积567亿立方米。‘千湖之省’的湖北省80年代湖泊面积比50年代减少了61%”。同是来自水利部的数字，《光明日报》的数字就打了《经济日报》的数字一耳光。根据《经济日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4万平方公里”，根据《光明日报》，“从建国以来到1989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从36万平方公里猛增到56万平方公里”，就是说，截至1989年，仅长江流域就增加水土流失面积20万平方公里，按此推算，全国治理的74万平方公里根本不足以补偿增加流失的面积；根据《经济日报》，全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平均拦截泥沙15亿吨”，根据《光明日报》，单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量也从10多亿吨增加到亿吨”，很显然，水土保持设施拦截泥沙的成绩远不足以补偿水土流失量的增加；根据《经济日报》，全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蓄水达250亿立方米”，根据《光明日报》，单“长江原有的22个较大的通江湖泊，因大量不合理开发建设已损失容积567亿立方米”，非常明显，人工蓄水设施的蓄水量远不足以补偿被破坏天然湖泊的容水量；根据《经济日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根据《光明日报》，从长江流域看，几十年来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土壤流失量增加了120%左右，湖泊面积减少近一半，森林面积和森林质量大幅下降，水土保持工作“巨大的成效”和生态环境“极大地改善”并没有体现出来。另据资料，从全国中灾以上发生的频率看，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43%，70年代60%，80年代70%，90年代100%。这说明生态环境是明显恶化而不是改善了，更不是“极大地改善”。其实，宣传的片面性、强调夸大成绩的误导性何止林业和水利，还有不少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搞农业的只说扩大耕地增产了粮食，不说垦了多少森林、湖塘、湿地和草原，搞工业的只说增加了多少产值利税，不说负了多少债，浪费了多少资源。而且方方面面各强调各的工作和成绩。农业说增产多少，林业说造林多少，水利说搞了多少水库，土地说保护了多少耕地，环保说治理了多少污染，有多少领域就有多少机构，有多少机构就出多少政绩，而不少政绩又是用平面递进推算法推出来的。诸凡植树面积、水土保持面积、人均纯收入、产值产量，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推出来。还有的“政绩”是不计代价“干”出来的，但宣传或汇报时却往往不提付出的代价，而只说干出的“政绩”。就像宋朝苏轼批评当时一些官员邀功请赏的办法：“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诸如此类的一些做法加上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的体制，是不可能不出政绩、又是不可能不掩盖问题的。从一定意义说，98'洪灾就是有关方面长期突出政绩、掩盖问题积累的苦果。问题是，时至现在，人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有关部门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作过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过一定责任。相反，却仍然时不时地看到标榜有关部门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重要贡献的报道。一些新闻报道仍然围绕植树造林面积每年以“多少万公顷的速度推进、累计植树造林面积已达到多少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已由“某某年”的“百分之多少”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水土流失面积和沙漠化面积得到控制等很难得到证实、更难和进一步遭到破坏的生态面积进行比较的“部门化”的数字大作文章，继续为某些部门的脸上贴金，宣扬其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