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第二集中,提到蒋介石曾气急败坏,准备对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采取极端措施,直接下黑手进行扣押审判。宋美龄极力表示反对。事实上,蒋介石却曾有过这个想法。 历史 上,蒋介石也曾多次如法炮制: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同他回南京时,他便将张直接扣押审判;抗日战争初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参加高级军事会议时被扣押,直至枪毙。
以蒋介石的手法,扣押审判的理由可以随便“莫须有”,但目的结果是殊途同归,那便是彻底地控制被扣押人,致使对方群龙无首。但这次对毛泽东主席下黑手,尽管蒋介石也曾一度打定主意,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最主要的是基于五点因素,致使蒋介石不至于冒天下之大韪。
一是美国大使对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曾作出过明确的保证。
毛泽东主席本着国内和平大计,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赴重庆参加谈判。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特别是主要对付苏联的考虑,当时也希望国共不要再打,因此对于这次毛泽东主席的重庆之行,赫尔利大使明确作出了安全保证。
尽管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也曾表示对赫尔利的保证极为不满,甚至称赫尔利“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国保证之耻”,“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透过这句话,表面上看蒋介石虽已打算不顾及赫尔利的保证,但真到对毛泽东主席下黑手摊牌时,美国的因素无论如何是他绕不过去的因素。可以说,这是他对毛泽东主席不敢下黑手的一个最大的顾虑。
二是苏联方面肯定强烈反对蒋介石一意孤行彻底走极端。
蒋介石知道,如果一旦对毛泽东主席下黑手,势必惹怒苏联方面。他也曾对于惹怒苏联的后果进行了评估:“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至少可以统一矣”。
在蒋介石以为,对毛泽东下黑手,惹怒苏联,甚至有可能失去新疆,东北也因苏军的控制而收复不了,但他认为这也是值得一干的事情。看来惹怒苏联,虽不是蒋介石最大的顾及因素,但他也知道,必须要付出不少的政治代价甚至是丢失国土的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也是极大的。
三是毛泽东是受蒋介石应邀蒋出尔反尔必遭致世人唾弃。
抗战胜利后,从国际上来讲,世界人民经历数年反法西斯战争,普遍希望和平。从国内来讲,同样也是希望国共乘合作抗战形成的统一战线,继续合作,继续和平。特别是蒋介石是以和平的名义,是以国共继续合作的名义,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的。
而一旦蒋介石采取极端手法,下黑手扣押毛泽东主席,他势必在国际国内陷入最大的孤立,背负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恶名。这一结果,使得一向以国内“唯一领袖”自居的蒋介石,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
四是毛泽东已留好一切后手蒋自知扣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原本上,在蒋介石的固有思维里,他以为扣留毛泽东主席,就会使中共群龙无首,就会使中共组织瘫痪,他再发动内战,便可会节节胜利,马到成功。但显然他低估了毛泽东主席的先手和中共领导体制的坚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之前,已经指定刘少奇作为代理人,已经把陈云、彭真补入书记处,确保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在之时,依然确保有五大书记集中统一领导。
特别是没想到在此期间发生的上党战役,共产党方面不但没有因为毛泽东在重庆而乱了阵脚,反而在延安这个中心的坚强领导下,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把阎锡山的3万多人马团灭。事实证明,扣留毛泽东主席对军事并无多少帮助。既是如此,扣留何益?
五是蒋介石当时以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依然在完全掌握之中。
蒋介石最终没有对毛泽东主席下黑手,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以为当时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和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换句话说,他当时尽管已感觉到共产党对他的威胁会与日俱增,但还没有到他控制不了的地步。在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的当天,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握”。
蒋介石在看人识人方面,总是给人不准的一面。在看待和认知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次, 历史 证明,蒋介石更是差得离谱。
主要参考文献:《重庆谈判》《蒋介石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