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研究论文

反倾销论文近年来，由于中国产品有巨大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中国产品已遭受众多国家反倾销的调查。自1979年到2000年底，已有29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16起。从1990年到2000年，全球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约450多起，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反倾销调查国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到墨西哥、阿根延、巴西、南非、韩国、印度、土耳其、印尼、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乌克兰、特立尼达、多巴哥等发展中国家。美国、欧盟、印度和澳大利亚是对华提起案件较多的国家或地区[1]。这些调查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在裁定倾销成立案中，中国占总案件的近20%，位于全球之首，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遭受国外反倾销的出口商品，涉及到钢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煤矿化工、原料性产品、半成品等等。这些产品相对而言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低。由于反倾销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且反倾销措施可以延续5年之久，又可以在5年到期后经过复审继续维持，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进口产品被征税后，可以维持10-20年之久，等于被永久地排除在进口国之外，这也是其他贸易保护措施无法相比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它成员国对中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例如欧盟对华纺织品配额将逐步取消。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再使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来继续限制中国产品输入其本国市场，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必然会不断通过反倾销案件打击中国产品。2001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某企业就接到通知，欧盟将就其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目前，该企业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打火机价格在2欧元以下，而其它同类出口产品如日本产品的价格在10欧元以上。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反倾销已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一、中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1. “非市场经济”问题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第2款第7条是专门适用于“那些对贸易实行全面的或大范围垄断且国内价格有政府制定的国家”，即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条款承认，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产自另一个国家（第三国际）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尼、丹麦、智利、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2]。尽管是相同产品，但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美国在对中国产品调查时，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规定，双方同意美国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可以沿用现行的反倾销规则，即仍可以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而中美协议的规定将自动适用于所有世贸成员国。因此，中国企业并不能立即获得完全平等的市场经济地位。在1998年4月，欧盟外长理事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撤销，但是并不立即加入“市场经济国家”名单，而是新设立了一个“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并将两国加入其中。对于在判定中国产品是否倾销时采取个案处理、分别对待的办法，即在个案中出口商可以证明是依据市场价格来确定出口价格的，就承认该价格的合理性。国有、国家控股或是生产材料由国企提供都会成为拒绝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2.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纵容反倾销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逃跑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我国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如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重视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市场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等原因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后果，不仅引发高比例倾销案成立的裁定，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进口国企业不断运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施压。3.价格竞争诱发反倾销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虽然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还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学会调整目标，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一味用从前的经营策略出口产品，主要表现在出口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入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由于生产力的问题，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国内的产品质量和国际上同类产品质量相比，还差一个台阶。但中国经过20年的努力，有不少产品质量已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完全可以避免采用价格竞争的方法进入国际市场。二、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由于企业是反倾销的主体，在应对反倾销的问题上，关键要看企业的表现。企业应对反倾销，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改变产品形象如何反倾销，企业是关键环节。如果的确存在倾销，那么任何努力都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历来形象不佳，长期以“低质低价”取悦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国内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产品质量、包装、售后服务等越来越为消费者所重视。价格已不再是唯一的、重要的竞争手段。中国企业应考虑抓住机会，结合企业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后期服务，建立企业自己的品牌，这样既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从而改变原有的产品形象。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生产时，应使用国际质量标准，而不是国内质量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的提高，不仅仅可以通过成本的提高来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还可以通过建立的品牌形象加大产品的附加值。其他国家同质同类出口产品的价格为什么能大幅度的超越我国产品，原因不仅在于成本的差异，还在于产品的附加值不同。由于反倾销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低价而言，中国企业应努力走出低质低价，通过压低价格增强竞争力的低谷。企业还应自觉抵制低价出口行为，减少国外反倾销的诱因，防止授人以柄。2.加强合作，做到“以销定产”不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外市场，众多中国企业都忽略了一个规律：即先有需求，后有供给。预防反倾销的发生，必先要研究国际市场的情况，这可以通过与国内企业驻国外办事处、国外有关代理商、市场调研机构、甚至个人合作收集当地消费变化的有关资料，加强对产品的设计，做到先有市场后有产品，以迎合国外市场的需求。企业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发市场即避免了盲目生产，靠价格赢得竞争，又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减少国外反倾销的投诉。有资源的企业可以利用到当地市场投资建厂按需生产，绕过这个障碍。中国海尔集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3.运用国际标准，健全管理制度，健全商务档案一旦遭受国外反倾销诉讼，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证明主要掌握在应诉方手里。应诉反倾销案件的关键是证明产品出口价格未低于“正常价值”。这需要企业多方收集数据和证据，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往往遇到困难。一些企业连自己的交易档案都难收齐，如：会计帐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其中发票不全或不精确问题最为突出。发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发票，就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价格资料来确定你的产品价格。而倾销调查部门注重的就是材料，材料越丰富，在众多材料总结后得出的结果就有可能是正确的，资料的缺乏就可能直接导致败诉。因此，出口企业应该按照国际标准健全管理制度，健全商务档案，包括公司的各种协议合同、商务信函、收支票据等。这样一旦发生诉讼，就可在较短时间内备齐资料。4.了解国外反倾销由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是成员国之间反倾销起诉的主要依据，因此，企业必须尽快了解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机制。一旦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至少应当了解如下内容：(1)被反倾销国家的有关立法规定和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2)世界上一般通用的反倾销程序和被反倾销国家的反倾销程序；(3)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反倾销的基本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欧盟反倾销有关法规规定，自开始反倾销调查的通知发布之日15天内，应诉方必须向欧盟委员会报名并提交相关材料；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正式起诉后21天左右就要召开第一次听证会，应诉方必须提前报名。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否则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依据原告之词给予裁决，难以想象中方会胜诉。值得欣喜的是由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合办的中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网上图书馆已经开通()，该网站提供WTO及各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相关法律规范，为企业义务提供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相关法律咨询。通过该网站企业可以查询到最新的国外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应诉信息和动态，还可以查询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从中吸取经验。5.配合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及时抗辩据统计，全球反倾销案的成立率大约是53%，而在美国，一般只有27%的反倾销案被裁定倾销成立，35%的案件被裁定倾销不成立，其余38%的案件由控告方中途放弃。这表明，反倾销问题可以通过进口国法律得到公平或适当解决。当反倾销调查开始时，中国出口企业应对调查给予配合。采用降低价格保持在当地市场的份额，或改变其产品的某些配件的来源来改变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反倾销案件发生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反倾销及其后果，积极应诉，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反倾销立案以后，有关的中国企业要积极配合反倾销调查，争取最大限度地抗辩机会。配合调查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认真准确地填写调查问卷：配合反倾销案件的听证会及实地核查。应重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性，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参加应诉积极答辩，这样才视为有效的配合调查。另外过去一直强调的由行业商会统一协调反倾销应诉这一方法有待商讨。因为商会统一应诉，会给对方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企业相互通气，价格和成本也是互通的，所以只能征收单一的反倾销税。而其他受调查的国家的企业都分别聘请各自的律师，不会也不可能互通声息。6.按照标准调整企业经营和管理，尽可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待遇极其重要。虽然迄今为止，中国企业申请欧盟和美国市场经济待遇的成功率很低，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国际贸易惯例和有关规则了解不透彻，举证不充分。根据目前欧盟的法律规定，要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仍必须符合下列标准：(1)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决定，不必遭受国家的干预；(2)企业帐目必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独立审计；(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被前国营经济体制、易货贸易或债务补偿等扭曲；(4)公司遵守破产法；(5)外汇兑换率随行就市。根据过去的应诉资料反映，那些被拒绝授予市场经济出口商待遇的公司，其主要原因是：(1)在国内市场销售受到保护。说明某些行业和产品受政府保护，这不符合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2)在决策过程中国家大量干预，包括国家强加的投资义务，强迫使用某些原材料供应商。这表明政府对企业直接干预。(3)政府规定强迫外商投资企业支付相当于国营企业同等职工的120%的工资，这违反工资双方商定原则。(4)帐目得不到适当审计。许多公司上交的帐目不完整，很多帐目要么根本未经审计，要么未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许多公司的会计政策前后不一致，随意调整有关费用，财务报表不准确。(5)存在易货贸易。7.寻找、选择有利的替代国如果申请市场经济待遇失败，那么替代国的选择也就成了确定倾销是否存在的重要因素。所以尽量根据替代国选择的方法，提供给调查机关合适的“替代国”选择意向，并对不合适的替代国选择作出及时抗辩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思路 中国虽然已加入了wto，从理论上说，不应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反倾销不会就此停手。在中国出口反倾销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为了尽量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必须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思路： 1、出口企业要控制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其标准是要使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与同类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相近，尤其是要贴近出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一些集中供货的产品，国内厂家不多，如大型成套设备或类似产品，应当由行业协会或商会出面，实行价格协调，不应再打内战，要一致对外，不仅要保护本企业的利益，而且要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2、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利用现有驻外经商处的力量跟踪当地市场行情，尤其要密切监视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市场及价格状况，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定期向国内提供研究报告，将外国反倾销政策的动向及时反馈给国内，使国内企业和商会尽早得到哪种商品可能被反倾销立案的信息，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今后这一工作应加速推广，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受惠。 3、要控制好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切忌某项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或成倍增长，不顾进口国市场容量以及进口国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纵观过去发生在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很多案件的发生都与中国产品出口过低，出口量过大有关。因此，出口企业加强自律，发展公平、有序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国外的反倾销案件。 4、提高反倾销应诉率。以往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应诉率低的原因很复杂，但怕打“洋官司”或希望别人应诉，自己搭便车的想法是最主要的因素。入世后，国内企业应改变旧的心态。具体应诉中，企业除了要聘请精通wto规则、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知识的律师抗辩外，关键是做好举证工作，就被诉企业情况、国内市场、起诉国销售情况、生产成本等内容，在律师指导下填写问卷调查。这也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的建设，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基金的尽早设立。 5、积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商会及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的关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政府及企业不可替代的规范和协调作用：通过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通过组织本行业涉案企业应诉，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为了使指导、帮助和协调更为有力，可以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商会和行业协会一定的权利。 6、修改现行反倾销法律。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需要不断完善，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首先，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例》已经增加了累计评估等新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业，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辨认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其可操作性，阻止国外一些企业利用我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完善在我境内进行倾销。其次，反倾销调查期限应该缩短。我国规定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8个月，这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有差距。欧洲委员会立案的调查期一期在6-8个月内结束，最长不得超过1年。调查时间相对短一些，可以裁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就大些，可以控制倾销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再次，我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复杂，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同海关总署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贸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损害的调查，这种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效益。最好由一家机构全面负责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管理的简单使反倾销诉讼程序快捷，也使企业利用反倾销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7、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争以质量、价格的双重优势占领市场。 8、通过海外投资转移原产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国外生产。如果这种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就应当优先考虑转移到国外生产。通过改变原产地，规避进口国的反倾销视线，或者转移到进口国生产，就地销售，绕过贸易壁垒。这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经常采取的措施。 9、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规范会计资料。在反倾销调查中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否则由进口国政府选定的第三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价作为替代价确定正常价值，而进口国所选的替代价肯定对应诉方不利。所以，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我国的一些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诉中败诉，部分原因就是不能提供有关商品生产的会计资料。 10、利用wto规则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中不公正待遇。（1）利用wto反倾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对其他成员实施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2）作为第三方，在参与另两个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向wto工作组提交自己的法律意见及陈述。（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争取wto成员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保护。 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利用wto成员应有的权利保护我国产品的出口。因此，我国产业界应和政府密切配合，对外国的反倾销措施做出正确评估，以确保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所应享有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PS：直接一点说会有贸易壁垒，比如配额等来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对中国贸易不利，一般不要让他们感觉有倾销的行为，就是价格不要太低，数量不要太大。明白了吧。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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