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鸣参加论文答辩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饶宗颐 饶宗颐 ，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于一九三七年刊登“岭南学报”，以此知名。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无锡国专教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 饶教授于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及教授职。一九六二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汉学儒莲奖”。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于一九七四年，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一九七八年退休后，又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期间于一九八二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复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担任澳门大学客座教授。一九九二年起被复旦大学聘为顾问教授。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学术研究院院长。 饶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侨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记”两种及发表了多篇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辩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又曾于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饶教授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知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六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专著六十多种外，尚有发表在世界各大学术期刊及各大书刊上的论文，短文和杂文约有四百篇。饶教授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怀瑾 时至今日，在海峡两岸，在日本、韩国，在东南亚，在北美、欧洲，甚至在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南怀瑾先生依然是一位颇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且名播遐迩，声誉日隆……。 早在四十余年前，作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先生即在台湾倾全力讲述印行传统文化经典，从学界、商界、政界，直到民间大众，不辞辛劳，奔波教化三十余载，内容涵盖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著述凡三十余种，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璀灿夺目的文化层面，开拓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其影响之深远必将是划时代的。其后，先生又奔走於美国、香港、欧洲等地，虽偶于经贸领域度化，然其根本心愿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宏扬，盖以文化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数十年来，南先生虽旅居海外，然心怀故土乡梓，深切关怀着大陆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晚年尤甚，谆谆教导海外众多弟子赴大陆投资，引进先进科技，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并率先在大陆投资一千二百八十六万美元修建金温铁路。筹集巨额资金在大陆南北十余所高等院校设立“光华教育奖学金”，为希望工程捐助拳拳爱心……凡此种种，令人感佩。

辜鸿铭吧...晚清鸿儒...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南怀瑾、季羡林、翟鸿燊国学大师：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大师？国学：中国之学，中华之学。（南柯舟语）“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大师：大师可作为尊称，但在“国学大师”这一词语中，大师不仅是尊称。大，集大成者；师，典范着。故此大师不仅必须成就突出，得世人认同，且而必须德才兼备，（详见大师词条）学者、专家的尊称。《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百喻经·治秃喻》：“时彼秃人往至其所，语其医言：‘唯愿大师为我治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二百馀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国学大师不完全名单：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梁漱溟、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梁启超、康有为、钱锺书、梅光迪、马衡、钱基博、刘文典、胡小石、蒋廷黻、汪辟疆、翦伯赞朱师辙、陈中凡、侯外庐、张舜徽、欧阳竟无、姜亮夫、王利器、程千帆、钱仲联、张岱年、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南怀瑾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考古学、语言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以国学《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两部为重，尤其倾向于经部。何谓大师？在学问和艺术上有极高深造诣，为众人所尊崇之人物。换言之，在学术上是顶尖人物，在品德上应是圣贤级的人物。这样说来，“国学大师”自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和传承上成就非凡且道德堪为楷模的人物，众人对他自当如瞻泰山北斗，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无论是清代的国学大师（也可上溯到更遥远年代的国学大师），还是清代以后上世纪的国学大师，都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才智超群者，没有一个是资质平庸之辈；二是这些人都浸淫典籍几十年乃至一辈子；三是这些人都有影响后世的著作；四是他们的人品都很高尚；五是这些人的学术地位从来没有人质疑，无论是他们身前还是身后。上面这些文字摘自金华日报的一篇文章。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应无人敢自居或被称为“国学大师”。有不少人认为，钱钟书先生是现代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钟书先生去世以后，中国国学再无大师。还有很多人认为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可是我并不敢苟同。季羡林的大师地位不置可否，然冠以“国学”似乎并不恰当。我的观点是：当代中国，没有国学大师。既然没有，何来“著名”和“哪些”一说？

这个，你自己去下电子书好了，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研究的最好的著作。其他的不算好。或者找他的自己的书《中国人的精神》，怪有趣的，我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