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长恨歌的主题论文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注释： ①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未戏元九、李二十》。 ⑦见陈鸿《长恨歌传》。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一、《长恨歌》之韦瀚章韦瀚章生于1906年，“1924—1929年于上海沪江大学研究教育期间，师丛王子桢，林朝翰，吴遁生等研治诗词，深得门径。”韦瀚章“自幼即爱好文学书画，并以歌词写作为一生事业，为新音乐歌词的开拓者，有“香水词人”及“野草词人”之称。” [1] 在黄自回国后进行音乐创作的八年中，韦瀚章与其共合作了13首声乐作品及一部清唱剧（据《黄自遗作集》目录统计）。《长恨歌》是韦瀚章唯一的一部清唱剧，在歌词的创作过程中，韦瀚章参照和借鉴了元曲《长生殿》和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后来的十段歌词系作者的百日积淀，亦是有感而发。每一乐章取用白居易的原诗句作为标题。黄自为这部清唱剧进行了音乐创作。韦瀚章对于他们之间的成功合作深感欣幸；对黄自的音乐创作水准尤其是词曲结合方面的造诣，其评价之高，殆无以复加。 二、《长恨歌》之创作背景 《长恨歌》写于1932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韦瀚章和黄自均为20多岁的热血青年。 据韦瀚章先生回忆：“1932年时的中国局势可说颇混乱，‘九 一八’与‘一二 八’事变后，大家的爱国情绪可说达于沸点，我们当时选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想指出政治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音专教材的需要，一方面是受了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我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当时，黄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七个乐章，第四、第七、第九乐章------没有马上完成，料不到就此成了永远未完成的作品。”[2] 三、《长恨歌》之旋律艺术1、诗画般的意境《长恨歌》总长22 19 。最长的乐章是《此恨绵绵无绝期》4 ，最短的乐章是《六军不发无奈何》2 18 。无论结构大小，无论篇幅长短，《长恨歌》每一个乐章的音乐形象都很鲜明，很立体化。黄自尤为注重词曲的结合，他将歌词作为决定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把歌词中最感人、最细腻之处通过音乐用确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长恨歌》的每一个乐章，都很完整很深刻地体现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及情绪情感。并且，由于黄自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多有偏爱，亦颇有研究，因此，在为古诗词或具有古诗风格的歌词（《长恨歌》）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将歌词的节律及韵味表现得非常细腻，使音乐和诗词相互渗透，完美结合。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秋入梧桐叶有声，银汉秋光净。”“两家恰似形如影，世世生生。”等乐句的旋律进行，基本上是按字行腔，与诗词的吟诵节奏极为吻合，届时，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结合得非常贴切的音乐之外，其曲作者的文学功底也显见笔端。 在注重词曲结合的同时，黄自也非常注重歌唱部分与伴奏部分的一体化，此举尤见《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一乐章的伴奏部分（弦乐组、竖琴或钢琴）并没有运用常规的所谓“伴奏”织体，而是强调了各声部的横向运动尤其是弦乐组各声部犹如合唱队的另外几个声部，无论是 还是 ，每一个声部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段非常优美的相对独立的旋律（见《山在虚无缥缈间》第1——20小节），钢琴和竖琴也是在一种淡雅，一种描绘性的织体中体现着音乐的内涵，在这一段中，乐队与合唱队化二为一，不见行迹。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织体的运用，使我们真正领略了黄自成熟自如的多声音乐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然而，各声部的相对独立势必削弱音乐的和声功能，我想，这也正是曲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激情，而更多的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学意境。2、娴熟的创作技法黄自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创作思想的教育和创作技法的训练。（他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传授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3]尤其是勃拉姆斯对其影响很深，他曾撰文《勃拉姆斯》“介绍这位浪漫派作曲家的生活与性格，并论述了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4]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包括《长恨歌》），我们都会感受到他所承继的勃拉姆斯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技法（如：动机的贯穿，不对称而悠长的乐句，半音变化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在“继承与创新”这条路上业已形成的黄自特有的创作轨迹。1/ 、乐句、乐段的“不方整性”及旋律进行的“自由性”为了音乐与歌词（诗句）更好地结合，为了使音乐与诗句吟诵的自然节律更加贴切，《长恨歌》中，除了《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采用了进行曲体裁之外，其他几个乐章黄自都不同程度地（我认为是有意识地）表现出了乐句和乐段的“不方整性”，其主题的发展手法为：较多地使用节拍变换，每个乐句不同强弱的起与落等：《仙乐风飘处处闻》的A段为5+3+3+4+8的结构；《七月七日长生殿》的B段 S.声部的8小节的旋律，看似方整，但由于节拍的变化及弱起的乐句开头，故形成了类似“散板”的写法， T. 声部则是7小节不方整的结构；《婉转娥眉马前死》，这首两段体的女声独唱，基本属于“一气哈成”，由于音乐没有严格遵循三拍子的强弱规律（尤其是B段，频繁地变换节拍）而形成了一种较自由的乐段写法，削弱了节奏感，增强了叙述性，体现了“回肠欲断情难断，泪珠虽干血未干。”“两情长久终相见，天上人间。”的悲剧色彩；《山在虚无缥缈间》的A段是两大句加6小节补充的不方整乐段，B段是“一气哈成”的乐段，声部此起彼伏，直到最后一个字，才变成“同节奏”的织体写法；《此恨绵绵无绝期》的A段是四句的起承转合乐段。B段男声独唱的旋律为“一气哈成”。又是由于节拍的变换而使这两个乐段都有了不方整的感觉，旋律走向也倾向于“较自由”。另外，男声独唱的伴奏部分是一个“切分又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了8小节，表现出了音乐及情绪上的不稳定。2/ 、主题动机的贯穿、模进及半音阶的使用“主题动机的贯穿”作为从勃拉姆斯作品风格中所承继过来的创作手法，在《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中显得尤为突出：《仙乐风飘处处闻》，“三连音”的主题动机几乎贯穿全曲；《渔阳鼙鼓动起来》，A段的主题多次出现；《六军不发无奈何》，A段主题中的“音阶下行”式动机 贯穿全曲，并且伴奏声部多次出现这个动机的扩大形式，“后十六” 的动机多次出现，并在结尾处变化成“前十六” ，并用模进的手法将其重复，然后与A段的“音阶下行” 动机以紧缩和伸展的形态结束全曲。模进和半音阶的使用也是《长恨歌》的惯用手法：《仙乐风飘处处闻》，有主题动机的模进，乐节的模进：第16—17小节与第18—19小节 ，乐句的模进：第23—26小节 与第26—29 小节 等；《七月七日长生殿》，B段：第20—21 小节与第24—25小节 ；《渔阳鼙鼓动起来》，B段基本用模进的手法写成；《六军不发无奈何》，B段开始第，5—8小节是第1—4小节的上方二度的模进；半音阶的使用（《仙乐风飘处处闻》B段开始，A.和S.声部，《渔阳鼙鼓动起来》第22小节的伴奏部分——再现前等），使旋律增加了很强的色彩性和不稳定性，当然，这时的旋律风格往往是趋于“西化”的。3/、调式调性的运用《长恨歌》全曲（未完成版）共七个乐章，除了《仙乐风飘处处闻》和《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个乐章之外，其余五个乐章都采用了小调调式（《山在虚无缥缈间》为羽调式），包括进行曲体裁的《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将小调调式用在进行曲体裁当中，这在近现代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中，还是很少见的。在这两个乐章中，随着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激愤的情绪逐渐增加，表现出了对“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破人亡。”的那种怨恨。但是，由于小调调式的特点，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暗淡的色彩和悲戚的意韵。《山在虚无缥缈间》是《长恨歌》中唯一一首“纯民族化”的段落，从头至尾采用五声调式完成。旋律中（包括伴奏旋律）出现的两个偏音（第22小节的 a 、第28小节的g）恰恰是转调的地方：第22小节的a是“清角为宫”的转调（c羽调式—f羽调式），第28的g是“变宫为角”的转调（由f羽调式再回到c羽调式）。整个作品，主题构思个性鲜明，旋律走向细致、抒情，乐队与合唱队浑然一体，如临仙境。4/、复调织体的写作在《长恨歌》五个带有合唱声部的乐章中，对比复调织体和模仿复调织体是黄自所采用的主要复调写作手法。对比复调织体写作：《仙乐风飘处处闻》，“歌一曲”“舞一番”的句尾是长音的衬托，S. A .声部则用旋律的模进作呼应式填充；《七月七日长生殿》，第8—10小节在和A.之间作呼应式填充；《山在虚无缥缈间》，歌曲开始，在、的旋律下面，、作长音衬托，第一声部的 E一直持续了5小节；第29、30小节，弦乐声部作长音衬托，女声三个声部用模仿式的复调旋律作呼应式填充。以上复调手法的运用，使音乐皆产生了“静与动”的对比。模仿复调织体写作：《仙乐风飘处处闻》，第23—31小节，第38—48小节，采用的都是模仿复调织体，其中包括两个声部之间，三个声部之间及四个声部之间的自由模仿；《七月七日长生殿》，第10—12小节是同、A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0—36小节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由模仿，到第37小节变为“同节奏”织体。从重唱开始一直到结束，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优美中略带一丝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渔阳鼙鼓动起来》，在大篇幅的主调写法中，加入了一共11小节的、和、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1—35小节，第53—55小节，第57—59小节），主、复调的写作技法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出了深挚的默契，既突出了“渔阳鼓，起边关”的主题，又表露了几许悲壮；《山在虚无缥缈间》，是女声三声部之间，乐队各声部之间，合唱队与乐队之间的自由模仿。这一段的特点是，“片段式模仿”——模仿主题只模仿开始主题的一部分，而后面的旋律则呈较自由的发展状态，与开始声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此恨绵绵无绝期》，开始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片段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S. A. T. B. （第2—8小节），然后是S .A .和T. B.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10—13小节），之后，又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T .A. S. B. （第14—17小节，与第2—8小节形成了声部进行的对比）。从“思重重”开始到本乐章结束，是男声独唱与合唱声部的“呼应填充”式的写法。《长恨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用古典叙事诗的表述方法，用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来进行演绎，使我们在感受黄自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从其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体味到了黄自文学方面的修养，性格方面的儒雅以及情感方面的本真。四、略带遗憾的“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黄自在美国学习音乐的时间大概为三年（1926年—1929年）。在这三年中，西方音乐的知识结构以及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他的音乐生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他整个创作思想及创作轨迹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回国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音乐家，他力图将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歌曲《玫瑰三愿》《花非花》等，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再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用近现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5] 另外，在《长恨歌》的有些段落中，黄自的惯用手法如：“升高半音的旋律进行，增音程的旋律进行”等都使用得恰倒好处（《渔阳鼙鼓动起来》中，e和a的使用；《六军不发无奈何》中c 的使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第3小节和第7小节b和b的对比等）。但是，在同样是在《长恨歌》中，有些段落或片段还是存在“中西方”音乐风格不尽融合之处。例如，在《婉转娥眉马前死》和《此恨绵绵无绝期》两个乐章中：这两个乐章的写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是在旋律的进行当中突然出现调式外音：《婉转娥眉马前死》中第10小节的 V 级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男声独唱部分（另外还有《仙乐风飘处处闻》中的第35、36小节，第52、53小节，《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第7、第8小节）等。突然的“调式外音出现”，势必造成“不明调性”（有些片段则似无调性）的游移，这种手法虽然增加了旋律及情绪的“不稳定感”及悲剧气氛，但是，这种旋律进行，在同已经出现或等待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其他段落结合的时候，就会有“距离太远，很难相融”的感觉，并且，有些旋律片段“入唱”比较困难。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恨歌》在音乐与歌词方面的结合是属于特定时期曲作者所凝聚的“高峰性”“思维”的话，那么，音乐中的某些段落及片段在“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上则略显牵强——这大概是黄自在留下了大量的极宝贵的音乐创作财富的同时，也留给后人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吧。黄自曾说过：“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6]由此可见，黄自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的。爱国激情也好，爱情颂歌也罢，总归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流泻与栖息，是真情的抒发，也是其“意志的表现”（引号内为叔本华语）。清唱剧《长恨歌》自1932年开始创作至1933年首次公演，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70年来，《长恨歌》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了不同时间，不同时代的考验；70年来，《长恨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沧桑（黄自本人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黄自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创作技法在后辈同行中以及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中所起到的或“潜移默化”或“一发破地”的推动作用。《长恨歌》——这部集诗、画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佳作，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她的里程与贡献。注释：[1]、[2]引号内引自《音乐理论创作参考材料》——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编1979年12月。[3]《回忆黄自先生》贺绿汀，《乐坛》1983年第8期第2页。[4]《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钱仁康，《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7页。[5《黄自遗作集》序 贺绿汀 第3页。[6]《对黄自美学思想的再认识》巩小强，《人民音乐》1988年第6期第13页。

晕，这是为毕业论文准备的吧？情殇——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搜索：作者：郑梦 文章来源：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3-30[内容提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