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行为研究论文

交易成本框架下的政府干预经济一、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形式 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是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是为了分析企业出现的原因，“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科斯总结到：“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这便引出了交易成本的含义——市场机制的费用，其中包括了人们在市场上搜寻有关的价格信息，为了达成交易进行谈判和签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等活动所花费的费用。按照科斯的解释，企业这种组织和市场是相互替代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企业替代市场会降低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但同时又会带来企业内部管理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组织如果追加替代市场的这种交易会使自身运行的成本上升，所以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以上是科斯关于企业从无到有的成因及其规模临界点的分析，即企业这一组织替代市场机制的原因及替代程度。企业只是各种非市场机制中的一种组织形式，科斯并没有分析其他组织形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比如说政府，这一除企业外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二、政府替代市场的制度需求供给分析 1．政府替代市场的制度需求分析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但他又承认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概括地表达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时这些方面也构成了市场需要政府替代其作用的制度需求因素。 (1)市场经济会产生外部性效应 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论述到，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相一致的制度安排会给个人带来最大效应的激励作用，这样的制度才是最优的，可以看出外部性问题在经济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就是专门研究外部性的问题。在交易成本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可以达成协议协调外部性的影响，此时外部性不会造成经济效率降低的后果，即使在有交易成本且较小的情况下，通过补偿恰当的产权安排也会产生帕累托最优状态，但实现的情况是产权归属的裁定方，如法院在判决产权归属时往往没有考虑到经济行为的互质性问题，做出了不恰当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了资源配置不当的后果，更为关键的是此时交易双方之间关于外部性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通常是很高的，这便阻止了正常市场交易的发生，使经济效率降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资源配置不当的结果，由市场本身解决将花费极大的交易成本，这时它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交易双方之间的关系，保证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相一致，提高经济效率。 (2)市场经济下无力向公共产品部门和领域配置资源 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私人商品或劳务的供应方需要得到相应的回报，以补偿为此付出的成本，并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点，造成了对公共物品消费的定价及收费的困难。科斯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公共物品收费的文章《经济学上的灯塔》，这是第一个以事实为根据反驳了一般经济学者普遍接受的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观点，但科斯并没有对灯塔的收费做出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且对灯塔的私人产权及经营权也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张五常在《科斯的灯塔》一文中便明确指出无论何种收费办法都难以彻底解决公共物品的收费问题。以上可以看出，公共物品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要真正设计或发明一整套排他的装置和制度将公共产品私有化，以避免搭便车的行为，这些所需成本是昂贵的，这便是为什么公共物品的供应缺乏刺激和效率的根本原因。另外，对于一个公共物品，完全的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过剩的浪费，张军曾经对这一观点给出了“一间厨房七盏灯”的案例作为说明。以上便构成了政府必须介入公共物品市场的理论基础。 除了以上两个观点，还有一些经济学者提出了(3)市场经济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以及(4)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这样两个观点。必须承认(3)(4)观点确实是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但观点(3)并非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身的固有缺陷，而观点(4)更会引起经济学界较大的争议。作为政府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管理经济的运行的考虑因素，以上四个观点是必要的。对于观点(3)，由于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及个人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而市场经济的精髓就在于效率至上，行为主体均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前提的，若考虑在市场交易中协调个人财富的公平程度，这样的协调成本是巨大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对于观点(4)，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现在能够达成一致的一点仅是二者均是现实存在的现象，但对其存在的期限、解决机制及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措施进行调控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应该承认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允许市场自身解决其问题，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它造成的效率降低的成本及市场协调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而政府的介入可以缩短经济调整的时间，节约交易成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市场对社会生产、消费能起一种自发的调节和协调作用，从而存在着自动趋向均衡的内在秩序性，但由于在一些领域，市场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性的成本较高，使得资源配置有不当的地方，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的介入，这便是政府替代市场的制度需求原因。 2．政府替代市场的制度供给分析 政府作为行为主体有其自身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也可以把它看作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个体。对任何单个行为主体来说，只有在某种制度变迁能够增进自己的预期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从而在某种制度变迁的附加个人收益大于附加个人成本的情况下，单个行为主体才会产生对这种制度变迁的需求，才会赞成、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按照胡汝银的观点(1992)，“效用最大化的核心领导者在进行改革决策时的具体目标，是巩固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或者使公开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而经济是一国发展的主导因素，如果政府控制住经济命脉，就能够推行自己的政策，保持和增大自己的政治号召力，巩固和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同时各国经济中均存在的国有经济成分也构成了政府经济行为的行动基础，这些便是政府替代市场的制度供给因素。 三、政府替代市场机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分析 关于政府替代市场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借鉴科斯关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理论。在一些情况下，利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过大，而利用像企业、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完成交易成本过大这类市场的交易，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而组织内部组织交易的管理成本是递增的，组织替代市场是有规模限制的，它的膨胀点应为每一个组织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另一个组织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我们就运用以上理论框架来分析一下政府替代市场的各种方式。政府替代市场机制管理经济的广度及深度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是不同的，而且政府替代市场的管理成本在各种管理的方式下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其组成部分也会变化。下面就对几种不同的替代程度的管理方式做具体的分析。 1．政府全盘替代市场机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典型的政府全面干预经济表现，全国就是一个大企业，每一个小企业的生产、销售均由政府制定计划。它面临的管理成本包括以下几项：各种经济计划的制定成本，各个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计划实施成本及评估成本，计划体制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成本，经济效率低下所导致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低所隐含的社会稳定成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没有价格机制的，政府作用完全的取代市场机制，此时不存在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成本为零。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条件下是不具备产生全面性计划经济体制条件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而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具有不可分割性及外部不经济性，所以产权制度的安排很难达到组织治理的激励作用，极容易产生效率低下的情况，造成效率损失，而公有制下设计具有激励机制的产权制度的成本是极大的，这便使政府替代市场管理经济的成本极大。 2．完全市场经济体制 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指交易主体仅为个人与企业，政府并不介入市场，对经济处于一种放任状态。个人与企业的交易受市场规则的制约，资源严格按照价格机制配置，由于市场交易中存在较严重的外部性及公共物品配置等问题，而且市场经济下，必会产生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从而危及社会稳定。若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达到市场的最优配置，需要极高的交易成本，现实中是无人愿意并能够支付的起的。另一方面，这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替代市场的管理成本为零。 3．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 假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引入市场概念，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划分为几个管理主体即小政府或为地方政府，每一个管理主体之间的交易即为市场交易，每一个管理主体包含若干企业，这些内部企业仍是计划体制，管理主体计划它们的生产，每一个管理主体所面临的管理成本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成本相一致，管理主体的内部企业与外部企业交易遵循市场规则。此类混合经济体制下，每一管理主体内部解决了市场机制下的交易成本过大的问题，在内部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管理成本，此时我们便可以用科斯的理论来界定管理主体的范围，即在管理主体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管理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管理主体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上面我们假定把政府划分为几个管理主体，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混合，即单一政府替代市场机制的部分作用，替代的程度便是用科斯企业理论界定的范围。 通过对以上三种政府替代市场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替代部分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市场机制，政府与市场之间有一定替代度的问题，二者会在边际替代点达到均衡，此时资源配置也是最优的，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探询边际替代点的存在区域。希望对您有帮助。

政府税收收入的调查报告我国经济在经历了20年高速增长后，已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税收增长速度也呈逐年递减的态势。西方经济学历来认为，税收是有极限的。如今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税收的过快增长。那么我国税收的极限在哪里，如何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态下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呢？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现状（一）税收计划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数递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任务都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然后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以此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②是层层分配下达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税收计划一般层层分配下达至省辖市局、县局，直至基层分局。为了确保收入任务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实到分局内的股室乃至个人。③是地方政府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据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在税务系统内部下达的年度收入计划基础上，再追加一块任务指标。（二）政府行政行为过重，税收执法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预。税务执法是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实践，它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执行公务。但在一些地区，地方越权干预税收的情况严重妨碍了税收执法。特别是当税务机关清理欠税和查处偷漏税案件时，有些政府领导便会出面干预，甚至施加压力。②税务干部业务素质不高。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大量企业转为私人所有，偷税与反偷税，避税与反避税的斗争日益激烈，有些企业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做假帐，进行所谓的“合理避税”。而如今税收干部从总体上看，业务能力、法治意识仍达不到现代经济的要求，加上有些企业对税收检查工作不予配合，给税收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③税收执法随意性大。有些干部对税收政策、税收规定重视不够，加之工作责任心不强，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有些税务干部甚至滥用职权，越权执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严重打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影响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三）公民纳税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①各地税法宣传流于形式。目前的税法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而且形式单一，内容单薄，很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②纳税人纳税行为不够积极。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一些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中小企业）文化层次较低，对国家税法理解不够，对纳税存在抵触情绪，个体工商户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偷逃税款现象仍比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行为仍不容忽视。税务机关税源监控手段不多，极大地束缚了税源管理的手脚。今年我省发现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表现。二、 制约税收收入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分析（一）税收工作考核不合理，“依法治税”难以实现。税收计划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指令性和相对固定性特征。不可否认，它作为一种行政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有效的调动了各级税务机关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的收入计划管理已明显与依法治税产生了矛盾。如今，很多情况下各级税务机关为了完成计划任务疲于应付，常常根据收入计划完成情况决定多征或少征，于是人为调节收入进度，以均衡入库的方式组织收入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但这种税收收入不能真实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提供的税收情况，只会导致税收征管秩序发生混乱，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而且从长远来看只能使税收任务计划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二）盲目引进投资，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今各地投资环境不一，为了招商引资各地政府可谓用尽了心思。但各地在引进投资项目的同时，却忽略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协调性，从而造成地方经济受外来因素波动影响很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部分地区经济甚至已走入了经济发展“以量取胜”的误区，虽然国家进行了经济宏观调控，但局部范围内盲目投资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三）税源监控不力，不能体现“应收尽收”。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税源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时刻在发生变化，税源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大大增强。而目前的税务登记、发票管理和税务稽查等措施，由于本身不够完善、严密，加上缺乏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很难发挥其监控税源应有的效果，且有些地区过分强调税收稽查职能，忽视了管理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税源失控，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三、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对策与建议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税务部门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坚持依法治税，形成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①提高队伍素质，实行依法征税。培养税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刻体会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和不规范执法的危害性；同时针对目前税务干部业务水平总体不高的现状，强化业务培训，使广大税务干部在规范执法的基础上，增强执法的效率和质量。②加大税收宣传力度，促进纳税人诚信纳税。税收宣传是税收工作的民生基础，只有让纳税人了解了税收的重要性，才能从源头上保障税收的可持续发展。③加强部门合作，形成良好的协护税环境。建立与地方政府定期汇报的工作制度，取得地方党政的理解和支持，确保依法治税顺利实施。此外，加强与公、检、法、工商、银行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协调配合机制，实现税务机关专业管理与社会协税护税力量的有机结合。（二）坚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良性发展。①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税收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将逐步趋向依靠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下，市场调节一直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在利益的驱动下，经济往往会向极端发展，而破坏原有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使经济受外来因素影响很大，从而导致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较为突出，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经济过热，重复建厂、重复引进投资、设备和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情况，造成资源紧张、产品滞销，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因此税收在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对经济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达到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能增收和培植后续税源的目的。②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路线只是经济发展初期的权宜之计，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低能源消耗的高新科技产业路线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我国的经验来看，企业所得税中对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实行减免的政策，造就了“中关村”等一批以科技创造财富的生力军，加速了我国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对增强政府产业导向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且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税务部门在国家出台政策的基础上，积极贯彻落实政策，按照产业发展方向进行鼓励引导，必将促进地方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实现潜在经济的增长，从而为税收开辟新的经济税源。③完善环境税收体系，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经济与环境是分不开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情况告诉我们，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没有良好的环境谈经济发展也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很早就已经利用税收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对符合国家环境的保护项目工程采用低税率，例如有利于保护环境、减轻或消除污染的水土保持工程，高效低残留农药，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投资项目。我国从1982年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对工业企业超标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环境污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建立环境税收体系，通过税收的手段从源头堵塞污染，将从根本达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双赢的效果。（三）加强税收预测分析，提升税源监控水平。①建立税收能力估算体系，增强收入计划制定的科学性。上级局在强调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宏观来说，收入计划只有与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益状况相适应，才能与依法征收取得的收入在数量、结构、方向上保持一致性。因此只有科学地分析经济与税收的内在关系，把税收计划与实际征管紧密结合起来，将组织收入工作建立在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之上，才能使收入计划与实际税源相适应，才能促使各级税务机关尤其是基层税务机关加强税源管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因素和异常变动因素对组织收入工作的影响，从而在源头上保证收入的真实性。②加强税收预测分析，为税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税收管理中，对客观经济税收的科学预测是税收工作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科学的税源预测体现了税收经济规律、税收管理状况和税收发展趋势，是实现税收管理的第一手资料。利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对税源分布及可能的税收成果进行预先推测，有利于确定正确的税收工作方针，及时安排措施，实现“应收尽收”。③建立社会化税收监控体系，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税源监控就其内涵而言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并减少税款流失，就其外延而言是税收工作各个环节和岗位的有机结合。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抓好税源监控，就等于牢牢抓住了组织收入的主动权。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应加强重点行业税源监控，同时在对企业的生产、流通以及广泛的经济领域进行监控的基础上，夯实好纳税评估、纳税企业信誉等级评定及欠税公告等税收征管模式的新因素，有效监控税收的全过程，实现税源监控工作从源头抓起，确保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

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

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扩展资料

政府经济学研究对象

从定义可知，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由“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并在它的疆域内或管辖地区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

政府也可以解释为：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实体。政府除对特定区域内居民负有政治责任之外，还参与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政府参与的非生产性活动是指政府为满足居民的公共消费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和强制转移财富的办法来筹措资金，以不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和提供诸如国防、治安、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所从事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指为了保证特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税收、补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各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政府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