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与路径论文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下面简单谈谈学习古文字学范围之内的知识时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要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古文字的内容丰富多样。按时代可以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四周文字、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又可以按地域分为六国文字和秦国文字(如称秦系文字则可以包括春秋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对六国文字还可以进一步作分国的研究。按照文字所附着之物的性质，古文字又可以分为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器文字、简帛文字等种类。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可任意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但是不管你如何选择，对古文字发展的过程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种古文字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专攻一种不及其余，所专攻的那种古文字决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很透。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里说他起初“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我们强调认识古文字发展全过程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求学古文字的人对各种古文字都平均使用力量，更不是要求他们不分主次地同时学几种古文字。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齐头并进地同时学几种古文字，往往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最好先集中力量学一种古文字，在基本掌握了这种古文字之后，再集中力量去学另一种。所谓集中力量学一种古文字，并不意味着在学这种古文字的时候对其他各种古文字一点也不能管。我们只要做到主次分明就可以了。至于究竟先学哪一种，后学哪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决定。

2．学习的重点不要放在读文编上而要放在读原始资料上。

已经出版的古文字文编相当多。综合性的有高明《古文字类编》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甲骨文方面有孙海波《甲骨文编》等书。金文方面有容庚《金文编》。古印文字方面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文编》。古陶文方面有顾廷龙《古陶文香录》等。货币文字方面有张颔《古币文编》等。石刻文字方面有商承柞《石刻篆文编》。初学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读这类文编上。这种办法不一定妥当。

我们知道学外文不能从读字典入手。要想学好一种外文，必须大量阅读这种文字的书和文章。使用汉字的人学古汉字，情况跟学外文当然有所不同。在开始学一种古文字的时候，先粗读一遍有关的文编，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想学好古文字，主要不能靠读文编，而得靠大量读原始资料。脱离了古文字的使用环境，孤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学习，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古文字的。在这方面，学古文字跟学外文有很大的共同性。

20年代以后﹐随著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跟古文字有关的文章里，把古文字资料里的一个字说成上古音跟它并不相近的某个字的通用字的现象，是相当常见的。例如有人把见于战国陶文的地名“格氏”的 “格”读为“葛”。其实在上古音里，“格”属铎部(鱼部入声)，“葛”属月部(祭部入声)，一般说并不存在通用的条件。有人把一种楚国金版上的文字误释为 “鼒”，读为陈蔡之“蔡”。“鼒”是之部字，“蔡”是祭部字，也是不能通用的。我们有了古音学知识，就不会上这类错误说法的当了。以后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

有志学古文字的青年，在传统文字学方面一般都是有基础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想强调一下传统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的重要性。

古文字学发达以来，学者们指出了《说文》篆形和解释上的不少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说文》的价值，也没有降低《说文》对古文字学的重要性。《说文》是资料丰富、体系严密的一部小篆字典，是古文字和今文字(即隶书、楷书)之间的一道桥梁。如果没有《说文》，不少字在古文字里和隶、楷里的字形就很难联系起来了，要把这些字的古文字辨认出来也就比较困难了。有些在古文字里有明显区别的字或偏旁，在隶、楷里已经变得混而不分或很容易混淆了。要想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也离不开《说文》。研究古文字的人如果对《说文》不太熟悉，就很容易闹笑话。例如有一位在古史学方面颇有贡献的已故学者，曾把甲骨文里一个从 “止”从“”的字释为“达”(“达”的繁体)。但是根据《说文》，“达”所从的声旁本是从“羊”“大”声的一个字，跟“”毫无关系(“”字据字书音 niè，“执”字本从此)。还有一位学者把古文字里“年”字的异体说成从“壬”声，把它跟古音与“壬”同声同韵的“稔”字联系了起来。但是根据《说文》， “壬”本作(古文字本作I)；上引“年”字异体，下部从“人”从“土”，跟“廷”的声旁“壬”字同形，跟“壬”字却毫无关系。到楷书里，这两个字才被有些人写得混而不分(按照字典仍有区别，“壬”字中横长，“壬”字下横长)。

《说文》还收了一些早于小篆的古文和籀文的资料，并保存了一些对字形的较古解释。这些对研究古文字的人来说，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周代铜鼎铭文自称器名所用的那个字，往往写作从“卜”从“鼎”。《说文》“贞”字下说：“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日鼎省声，京房所说(这大概是由京房传下来的旧说。上古“鼎”、“贞”二字读音极近)。”“鼎”字下又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此从小徐本，大徐本脱去上句)。”如果注意到《说文》“贞”字下所引“一曰”的说法以及“鼎”字下关于古文字用“贞”字、“鼎”字的情况的说明，就可以断定铜鼎铭文中那个从“卜”从“鼎”的字，就是不省声的“贞”字(这已为西周甲骨文所证实)。铜鼎铭文把“鼎”写作“贞”，跟《说文》所说的“古文以贞为鼎”同例。“贞”在这里是“鼎”的假借宇。可是过去却有学者把金文中借为“鼎”的“贞”字释为“鼒”，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袭用这种误释。这就是由于对《说文》不够熟悉的缘故。殷墟甲骨文里贞卜的“贞”都作 “鼎”。这跟“籀文以鼎为贞”同例。一般把甲骨文中借为“贞”的“鼎”字直接释作“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很妥当的。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要想学好古文字，不在《说文》上下一些功夫是不行的。但是《说文》是很难读的一部书，精读一遍要花很多时间。在古汉语等方面基础比较差的青年人，读起来尤其困难。由于对内容不能真正理解，读了往往记不住，效果不大。按照我的经验，在开始学古文字的时候，可以先很粗地翻阅一下《说文》，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能精读一部分当然更好，但不必急于通读全书。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养成勤查《说文》的习惯。不但在学习、研究古文字的时候一碰到有关问题就要去查，就是在阅读书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记不起它的小篆写法的字，也应该去查一查。查《说文》并不是很轻松的事。即使有索引可以使用，也还是会有查了半天还查不到字的情况。我们决不能因为怕麻烦就少查《说文》。勤查《说文》能减少以至消灭由于对《说文》不够熟悉而犯错误闹笑话的可能。而且通过不断翻查，对《说文》无疑是会逐渐熟悉起来的。

读不懂《说文》的时候，可以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般简称《段注》)。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查阅《说文解字诂林》所收的其他各家的解释。段注水平很高，但是武断之处也很多，而且还时常擅改《说文》原文。所以引用《说文》不能根据段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