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税史得毕业论文

———纳税意识与现代税法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常常是一个看似肤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总是宣传”纳税光荣”，”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要纳税”这个关键问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开始，帝王向他的臣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赋税瑶役，以满足自己享受及统治国家的需要，成了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于庶民百姓身上的赋税是单方向的、义务性的、强迫性的，帝王及他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税收权利的无条件享受者。纳税人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纳贡和索贡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权来源于公民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代表所有国民管理国家，维系政府费用支出、支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依然是税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渡，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俗而言是，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我花钱纳税是为了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与行为自由，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无端侵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第二是提供公民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因此，国家向每个公民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公共产品，保障每个公民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回报，公民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是应当和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一致，不纳税就好象当一名”逃票的乘客”一样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纳税意识，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完整结合于一体的，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提出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早已成了现代税法的法理基石。”个人纳税能力”指必须以纳税人自身的负担能力为依据确定纳税额，体现公平，不得苛征、少征，“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西方国家的税制以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因此越有钱就纳税越多，这样有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源过分集中。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所得税的征收比重一直低于流转税，造成税收调节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遏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大大弱化；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我国的法律家总是忽视这一点，过时的法律就如恐龙，而恐龙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法律促成了它的消亡。

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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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如何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如何处理好区财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区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 一、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匮乏，财力有限，财政与地方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种矛盾，地方财政的充实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培育和壮大财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区政府必然选择。但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经济发展，如何以有限的财力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客观上取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地方政府承担着生产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职能，财源建设思路侧重于单个的财源建设项目，主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并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增加GDP进而增加税收和利润，这种方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逐步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退出的要求不符，与公共需要的要求不相吻合，并且使有限的地方财力分配更加捉襟见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财源建设思路应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和公共财政的性质，着重于宏观整体发展。由于财源建设具有公共性、间接性的特点，财源建设的主体为各类市场，而不是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因此，地方财政应积极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采取新的手段和措施实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发展。一是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财政政策工具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改变财政主体型投资方式和直接支持竞争性企业的作法，采取间接支持方式、以诱导型投资特别是财政贴息促进民间、企业主体性投资，努力扩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带动社会投资跟进增长。三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四是致力于提高区域公共服务能力，以转移支付的财政分配体制和降低财政运行成本的思路，帮助解决区乡财政运转困难，释放区乡政府的吃饭与发展矛盾交织问题。五是区乡政府以及省市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职能，各级财政都应尽力体现政府职能和及时跟进而提供财力保证。� 二、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调整和理顺财政体制关系，统一财权与事权，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头绪很多，错综复杂，困难较大，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区乡政府权责不清、职能不明，导致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政府间利益冲突加剧。财政体制作为体现各级政府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协调政府间关系和体现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理顺财政体制，首先，必须健全区、乡政府职能，还权于区乡政府。区域经济良性发展需要区乡政府增强从总体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统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能力。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前区乡政府的这些职能不是在增强而是削弱。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对区乡政府的职能作用进行重新研究和界定，在取消和转化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职能的同时，赋予区乡政府应有的行政职能，建立起确保这些职能正常运行使的组织体系，切实改变“短腿政府”、“残废政府”的现状，使区乡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够充分发挥不可替代的“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在政府职能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不断地调整和理顺政府间财政体制，不仅要合理确定区乡财政收支内容，赋予区乡政府必要的财权，还要配套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充分调动区乡政府拓展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发挥财政投融资导向作用，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区域经济，资金启动必不可少。而财政资金支持是有限的，因此，发挥财政导向作用，吸纳社会闲散资金，逐步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较为重要的。具体来说，一是要改变过去只注重直接投资和减税让利等传统发展模式，在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和健全财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增加政府可支配财力，增强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在满足基本支出需要的基础上对区域经济实施引导性扶持。二是要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尽量减少财政直接投资，做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行为，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用活经营管理政策激发民间资本投入，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对民营经济发展实行不定规模、不限项目、不设门槛、不控制行业；利用奖励政策对在外科技人员、打工人员、大中专学生回当地领办、创办民营工业企业和投资经商，其征地、办证、子女入学、转户等一律从简和享受优惠等等。三是要用好财政贴息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粘合作用，使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导向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及国外资本投资技术创新领域、基础产业领域、特色农业和效益农业，推动产优化升级，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高度合理化。四是要将财政资金集中投向能带动其他投资主体和产业较大效益的关键环节上，使之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五是要有选择地运用加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如对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可对特定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包括减免土地使用费和允许企业在投资项目周围一定区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对符合产业结构要求的企业技术改造，实行投资抵免税的方式，支持企业再投资。要打破所有制和“身份”界限，积极鼓励发展民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投资农、林、牧业和国有企业改革。� （三）转变职能和理财思路，营造公平竞争机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待遇。财政部门应随着政府工作提速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制定政策、建立规章和改进公共服务手段，规范财经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政府也应转变观念，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应转变观念，在市场的大潮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财政还应转变职能和理财思路，从更高层次上支持企业发展。一方面，应为政府当好参谋、把好关，不能随意出台或变相出台减免税的政策；另一方面，应严格按政策办事，切实把国家的政策落实到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一是要认真执行国家法规、政策，所有减、免税项目到期都要恢复征税，不能在税收优惠上重放轻收。二是应对现行财税法规政策中不合理部分进行清理，该取消的取消，该放心止的废止。三是地区间不应搞优惠政策上的攀比竞争，区域性、暂时性的优惠政策容易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市场环境，难以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四是改革税收计划和执行方法，使税收的增长真正建立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四）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完善财政运行机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1、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首先，要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改进和规范预算编制，实行“零基预算”编制方法。结合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的管理，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其次，加快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减少资金动作环节，从机制上防止截留、挤占和挪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第三，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政府各部门的采购性支出，如各种办公用品、设备、公共设施及政府所需的其他劳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购买，实行政府统一采购。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使政府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 2、进一步规范财政供给范围，提高财政支出效益。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财政资金逐步转移到满足公共需要上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①要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人员经费支出项目过乱的问题，规范人员经费供给。做好定编定岗定员工作，严格控制人员经费。②结合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将事业单位划为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等类型，并对其实行不同的财政补助政策。对经营型的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考虑其收入条件和能力，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要加大支持力度，保证科技、教育、社保、农业、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项目支出的需要。③逐步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为企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环境。④采取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既促进技术进步，又增加就业机会。⑤财政投资要强化成本效益观念，建立一套评估的体系和方法，对各项投资预算支出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考核，确保投资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区级财力水平。省、市财政都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对区级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区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所得税改革以后，中央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也应主要用于区级。同时，调整专项资金分配结构，集中一部分财力用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强区级政府可支配财力，提高其履行基本职能的能力，使区级政府有一定的财力来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1）支持西部大开发。一是增加建设资金投入。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时，充分体现对西部地区的支持等。继续保持用长期建设国债等中央建设性资金支持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二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三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水电的实际税赋进行合理调整，支持西部地区水电发展。四是建立和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提高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逐步使其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新增财政收入用于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部分向西部地区农村倾斜，支持中小学校建设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国家继续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措施上给予倾斜，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六是加大各类科技计划经费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逐步提高科技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数额。国家安排的补助地方文化设施建设、广播电视建设投资和文物经费，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和邮政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农村普及电信和邮政服务。（2）支持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一是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试点，有步骤地剥离重点大企业办社会职能，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妥善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老工业基地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优先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计划。二是对部分企业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给予豁免。对资源开采衰竭期的矿山企业，以及对低丰度油田开发，在地方具备承受能力的条件下，适当降低资源税税额标准。对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实施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缩短无形资产摊销期限、扩大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三是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环保等领域的专项资金安排，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四是外国投资者并购和参股改造国有企业，原国有企业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豁免。五是凡符合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东北地区外商投资项目，可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除按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外，对经核准的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中心，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耗材、试剂、样机、样品等可按现有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3）支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一是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制度，继续安排资金支持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财政加大对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旱作农业的投入。二是落实对内资重点龙头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业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三是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四是国家对优势企业的联合、重组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加大对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通过科研投入、工程设备采购以及税收政策等，支持重大成套装备技术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五是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增值税转型、厂办大集体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比照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给予支持。支持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加快经济转型，培育、发展循环经济和接续产业，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对重点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破产、分离办社会职能、职工安置、沉陷区居民搬迁给予扶持。六是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强县级政府面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七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集中连片开发，增加支援欠发达地区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的投入，在扶贫开发、金融信贷、建设项目安排、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对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行蓄（滞）洪区等特殊困难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八是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