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心理学论文

社会心理学论文2000字篇三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1 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对比 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正迅速扩展。2010年至今，发表在国外学术理论期刊上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题按频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会互动、归因、态度、社会群体、情感、动机、个性、群体认同、偏见、归属、自尊、社会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文化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认知、社会知觉、自我认识、态度改变、从众行为、团体过程、人际吸引、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偏见等方面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使用社会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归因中的文化差异、自利归因的文化差异等。 此外，近5年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应用性更强、内容更细，主要涉及5个模块，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 市场营销 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负性生活事件、知觉压力、刻板印象威胁、社会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症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组织管理模块主要涉及激励与员工心理、领导胜任力、组织文化。性别与 领导力 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玻璃悬崖”(glass cliffs)理论。关于环境研究，阿伦森(2014)在其《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中将这一模块称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涉及内容包括噪音、污染、拥挤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模块主要涉及目击者证词、陪审团的集体决策过程。 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罗(DePaulo)在2008年做的关于判别谎言的个体差异研究，以及格拉尔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关于恢复性记忆的研究。此外，市场营销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热点 ，Ivanic等人(2014)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广播员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对听众评估电台 广告 的可信度、听众对广播员的态度和听众购买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的影响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则通过在英国四个呼叫中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内在或外在奖励与员工情感性、规范性和持久性承诺之间的联系，Osman等人(2015)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态度、情感评价和习惯养成对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例如哈蒙?琼斯(Harmon-Jones)关于失调和减少失调时脑活动差异的实验。 纵览近5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实验研究成为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与推崇。但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1999)就发表了“反思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对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例，2010年至今，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现明显激增，从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乐国安、张世富和俞国良、叶浩生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刊物，就近5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情绪情感、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从众行为、学习或职业倦怠、网络成瘾和压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对象均为大学生。国内社会心理研究多使用相关法和实验法，其中，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 尽管已经历30多年的发展，但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成熟与迅速扩展，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有部分理论和测量工具方面的创新，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足，研究对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照搬国外研究，研究结果信效度存在质疑(例如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此外，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 其它 的问题，例如评价标准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学科研体系不完善等。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 2 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问题 研究对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人员在对象的选择上都倾向于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其中，大学生最受青睐。为了取样的便利性，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相熟的老师或同学将某一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心理学本科大学生中最为普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还会面临伦理问题，如被试参与实验可能是迫于压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胁、被试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目的等(高华， 2009)。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应用价值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 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度强调实证主义，实验研究泛滥。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为了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心理现象实则难以数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击和顺从等。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无法精确的测量(叶浩生，2004)。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受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相对的。其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或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刘长江，2007)。面临着方法上的窘境，国外社会心理学界自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国内远远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大多是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批判。 研究内容 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缺乏稳固的本土化理论根基和理论框架。许波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派之位，拥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学也就成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根基(许波，2005)。而彭艳琴则认为，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专门研究的就是如何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彭彦琴，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家文化对于缓解人们心理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慧和陈萍，2005)。在关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与心理学相关之处，而这种做法实则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复做工的境地。 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学术流派何其多，每个派别又有各自繁杂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独立，以儒、佛、道三教为例，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张玉璞，2011)。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前，若先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则会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研究工具及评价体系 发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家们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或是只对西方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订或制作。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其人文性质更为浓厚，其中许多观点都带有极强的价值规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急于用问卷和量表来证明研究假设的做法表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原理、策略、工具到评价标准都仍未摆脱西方的定量思维的桎梏。因此，推进西方量表的本土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学科建设 在当前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整个中国心理学体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汪新建和柴民权，2014)。这样直接导致学生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缺乏了解和兴趣，从而间接阻碍了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教学科研体系的现状，推进教材的编制、改变原有的课程和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并培养和引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人才。 3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高，这主要源自于其应用价值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拥护。而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一直未摆脱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国本土特色的、稳固的理论基础，而多是将国外已有的研究和结果生搬硬套到国内。因此，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出发，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必然而紧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献发表情况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更多地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努力。 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大数据的使用 以往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基于问卷、数据统计、抽样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分析心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真实、准确、及时的大数据样本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机遇。借助大数据，社会心理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最大限度、最为高效地扩充潜在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面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趋近于总体的样本，这就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够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多样化、异质化的样本，并使研究者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尽可能避免社会期许效应，最大程度规避研究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复杂、无关干扰。 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投身大数据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蔡华俭教授创建了“云端心理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数据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带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朝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为了构建多维度、多视角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近年来，社会心理学愈发趋向于吸纳其他学科的观点，例如社会认同理论中对群体冲突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中对群体偏见等研究则运用了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以及创新性地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建立在神经机制的解释上而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不同的理论之间相互碰撞、交织、融合，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趋势，并推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纵深发展，包括现代社会心理学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整合，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理论的整合(黄雪娜，金盛华，& 盛瑞鑫，2010)。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靠拢自然科学，建立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模型，超越时间、历史、文化，而适用于一切人类。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类深层的心理学结构。未来的社会心理研究会更为关注社会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文化视角将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具体的研究中。 猜你喜欢： 1. 社会心理学论文3000字 2. 大学生心理学论文1500字 3. 浅谈社会心理学的相关论文 4. 大学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本

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到2001年却下降到。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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