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哲学论文

哲学家用系统的知识解决人如何最好地达成个人和集体的实现。学习哲学的总任务是去吸收哲学家的教益，运用于今日世界。重点不在于知道这个或者那个哲学家说了什么，而是致力于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运用这些智慧。我们都能理解人们对哲学本质的困惑。普通人会觉得它又无聊又奇怪，哲学是什么和我们有关系吗？但有时，你又会觉得它有时候还蛮有趣的。但这种有趣又很难定义。哲学家是什么人？他们又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有人会需要他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已包含在“哲学”这个词里面了。在希腊，“philo”这个词意味着爱或者奉献，“sophia”意味着智慧。这两个词组合起来的“philosopher”——即哲学家——意味着把自己奉献给智慧（爱智慧）的人。“智慧”这个概念尽管抽象，却并不神秘。聪明处事意味着体面的生活和死去，在诸多生存的不利条件下竭尽所能的过上好生活。追求智慧是为了实现自我。你可能觉得是为了获得幸福，但不是，幸福这个词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快乐，然而，自我实现需要诸多痛苦和历练，这是每个体面舒适的人生都避免不了的。所以，哲学家们，或者说那些献身于追求智慧的人，就是会为了追求个人和集体的自我实现的系统知识而奋斗的人。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哲学家们逐渐发展出一套特殊的技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研究是什么让人们变得愚昧的主要问题上成为专家。然而，人们对这些问题表现的却不是很智慧。1. 我们很少问大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需要一份工作？当今社会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爱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人会有一瞬间想过这些问题（多数在半夜），但我们不会费心去找出答案。它们一般被当成笑话来问，被问者也怕被人以为自命不凡、只会说空话而羞于去解释（除非正处于青春期的某一瞬）。但是，这些问题才是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找到它们的正确答案，我们才能把精力用来做有用之事。哲学家从不惧怕大问题。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随时可以拆分成更多可控的小块，然后他们就能够很自豪地不断提出更多听起来天真可笑的询问。2. 易受错误常识的影响公众舆论——或者说所谓的“常识”——在无数领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你不断从亲戚朋友中听到相关言论，它们就自然而然的被假定为真实的，你想都不用想就接受了。媒体也每天不断给我们大量灌输此类东西。但有时候，常识是充满愚昧、错误和最可悲的偏见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从简单的屈从于常识到理智看待事物的转变。它让我们审视自我，变得更加独立。世间对爱，对金钱，对孩子，对旅游，对工作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吗？哲学家们喜欢去追问一个想法到底有没有逻辑，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假设那些长期存在且大众化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3. 思维混乱我们不太清楚自己脑子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就好像喜欢一首音乐，但就是说不清为什么喜欢；或者我们觉得一个人很讨厌，但很难说出问题出在哪里；还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失控，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会突然发火。我们缺乏对自身偏好和喜怒的洞察力。所以我们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思想。哲学就是一门研究自我认识的科学。它的中心法则是哲学的奠基者，伟大的苏格拉底的名言，只有五个字：认识你自己。4. 不知道幸福的源泉我们都被怂恿去追求幸福，但又在寻找的过程中用错了方法。我们高估了某些物品在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同时低估了其他真正重要东西的作用。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我们总是被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总觉得一个特殊节日，或一辆名车，或某高大上的电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它们的作用没那么大。同时，我们又低估了其他常常被忽视的事物——比如散步，收拾衣柜，有组织的对话和早睡——对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的贡献。哲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寻求让人们幸福的真正源泉中寻求智慧之道。5. 易被情绪感染引向极端尽管不想承认，但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情感动物。有时候某些情绪，比如说愤怒，嫉妒和怨恨，会导致大祸发生。哲学家能够教会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情绪而不仅仅是拥有它们。在学会分析情绪后，我们就能明白情绪是怎样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不可预料，有悖直觉，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影响。6. 恐慌让我们失去判断力我们常常会失去判断什么是重要事物的能力，换个说法，我们经常会迷失方向。但哲学家不会，他们会保持最清醒的自我。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在听到他所有的财产都在一次海难中失去的噩耗时，只是简单的说：“财产的损失并不能妨碍我继续成为追求快乐的哲学家。”他的回答让“哲学”成为了冷静，有远见和意志力的代名词，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控制本心。我们常说的“哲学的历史”就是由学者们循环往复地寻找人类愚昧本因的足迹构成。举个例子，在古雅典，苏格拉底专门去研究了人们头脑混乱的原因。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在说诸如勇气、公正或成功这些关键词时，我们不是真的了解它们的意义——即使它们经常被用于形容我们的生活。苏格拉底发明了一种方法（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来使大脑清醒，那就是和所有的构想唱反调。这个方法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你的思想，而是检测这些构想是否能有效引导你的生活。

生活中处处充满哲学。1、学习：日积月累才能日新月异。哲学原理是量变引起质变。2、工作：处理问题要抓住重点。哲学原理是看问题要看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3、信仰：拥护共产党，尊重他人人格。哲学原理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4、理想：为了目标而孜孜不倦地奋斗。哲学原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生活，主要通过指导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大多民众来说是很间接的，有点类似于时尚对于普通人……就像《穿普拉达的女王》台词里提到的，我们以为那些时尚设计和我们去地摊买件毛衣没什么关系，但实则影响力是从高到地层层下推的，而地摊上那些毫无时尚感的衣服，也许就是曾经风靡过的时尚元素过时后的留存。但是，这仅仅是一方面，即一个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会逐渐影响未来很久的大众思想，而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也来源于大众的生活，诚如时尚也一样。只不过，哲学家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思想变化的本质，如同设计师擅长于从整体差强人意的设计里总结关键元素并再创作一样。说到哲学对于生活的影响，不妨就从身边说起。相信唯物主义者肯定反对老人请人跳大神来给孩子治病，你问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会说因为这不科学，这是巫术，那你再进一步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巫术呢？这就牵涉到很多思想，譬如实证主义，譬如奥卡姆剃刀，譬如《金枝》里对巫术的分析，譬如真理标准的讨论……无论什么，都是来源于思想家们的努力，通过启蒙，通过西学东渐等等等等，最终改变了民众的思想。哪怕一个相信唯物主义的人，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辩护，譬如他虽然批评封建迷信，却迷信专家，而不经反思，仅仅无条件相信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随便地转发朋友圈造谣，也许他的思想与“哲学”或“科学”都不沾边，但确实是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信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他会依旧相信巫术……又比如说，一些已经名存实亡的观念保存于社会习俗中，譬如哭拜死者，死者为大这样的礼节性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儒家更往前的巫史思想，商周以前，人们主要是一种祖先崇拜，死去的祖先会作为这个家族的守护者，成为“鬼”，各家祭祀都是祭祀自家的祖先，包括国君也是把自家祖先当做“上帝”，这种观念到商代灭亡后才被“德配上帝”说取代，祭祀之礼逐渐化为道德之礼，儒家为这种礼赋予了道德内涵和情感支持，但实际上，信仰祖先和死者的思想从未断绝，至今还有人认为把祖坟迁个风水宝地可以保佑财源滚滚……这些思想不算哲学思想，但后世的哲学思想大多否定了这种迷信，而支持把礼仪教化限制于道德行为内，我们通过漫长的思想史，不断把礼教内化，从需要由鬼神信仰来保障的巫祀行为逐渐转向由内心生发的道德动机来约束的个人道德追求，所以薄葬、宁戚的思想才被认为是有识之士的选择。但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哲学思想与民众信仰之间的纠葛不清，那些秉承哲学思想的一般开明人士，才有一些“论心不论迹”的教诲。哲学思想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力，随着社会发展是越来越大的。随着社会发展，信息交流畅通，新的思想越来越快地普及开来，所谓启蒙的先驱是印刷术，否则在古代，即使是圣贤，教化流风也不出二南。因此古人更多地争取政权支持，或本身就干预乃至投入政治，其思想唯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最大程度地普及开，随着时代发展，渐渐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地教书为业，通过书社、学院，普及于弟子，再普及于百姓，因为交通便利以及书本出版，影响力也不小。试想汉代王充著论衡中，已经驳斥了谶纬种种荒谬，何以在汉代毫无影响呢？就是因为他的书偏居江南，根本没有传播开，如非魏晋访求而得，失传了也说不定。再想今天对于政治改革、经济举措乃至平权运动、文化冲突的讨论，随便发个微博就可以被人看到，当一个意见领袖，根本不需要成为一个政客或者一个校长……你可能会问，这些公知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当然有，他们的言论大多都是取自上个世纪或上上个世纪某本哲学著作，属于某个如雷贯耳的学派或思想家，想想三权分立，想想民主民粹，想想无政府主义……随便什么概念吧，包括女权不也得引用两句波伏娃？只不过即便到今天，经济发展也没有发达到大多数的民众都有精力和闲暇学习高深学术的程度，所以哲学依旧存在于小圈子里，它的影响力也依旧存在滞后性。而且真正富有影响力的变革，需要长期的准备，可能许多代人都只能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直到思想彻底成熟，以某个天才的名义爆发出来，为世人所瞩目，并影响其后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当今哲学家们的讨论，仿佛对社会没什么影响的杂音，诚如我这样毫无时尚敏感度的人看T台走秀，满脑子只有一个“这都什么鬼”的念头……但我从不否认，正是这些可能“丑出天际”的设计尝试，不断发展，影响着未来的时尚，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过去的改变就可以知晓。

参考一下：关于马哲的论文：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作者：严晓婷 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 ——读《罗素论幸福》有感 内容摘要：罗素作为生活的哲人，把快乐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用平实的语言深刻论述人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快乐，并根据这些不快乐的的因素提出了怎样才能快乐。读了《罗素论幸福》让我受益匪浅，哲学不是学者专门的研究，哲学是生活的体验。关键词：快乐 竞争 厌烦 刺激 社会 罗素，20世纪的哲学巨匠。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领略过黄昏时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晚霞，品味过铁窗风味和失去自由的苦楚，也曾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奔走呼号。我个人是很喜欢罗素的作品，他的哲学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观点与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哲学的理论如果艰涩难懂、枯燥乏味那么它只能是那些学者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的不正是让人更好的生活吗？在我看来，哲学应该是生活的哲学，它不应该专属于某一小部分的人，而应该是大众的。同时哲学要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其理论的价值。罗素的哲学智慧就在于此，让大众都能读懂哲学的意义。 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幸福的人页各有各的幸福。”于是各人也就有了各人的“幸福之路”。罗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路：“希望那些遭遇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 自由与幸福，是罗素认定的人类的两大基本生存价值，我们若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幸福的“指南”和“导向”，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哲人。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容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与兴趣，他便成为许多别人的情爱与兴趣的对象，他便获得了幸福。这是罗素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渴望生存的愉悦，追求生命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但是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难免遭受种种忧虑、烦恼和痛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日益面临经济胁迫，生存竞争，观念冲突和社会变动等严重挤压，无论你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获思想境界，这都不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不快乐的因素来自哪里呢？一部分源自于外在社会环境，一部分来源于内在个人心理。而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习惯，从而使自己毁掉了对一般事物的热忱和嗜好。毕竟事物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做作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改变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但自己是可以改善个人人心理素质的，如观念，习惯这些东西，在个人的权利范围内，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改变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竞争，在这个当今社会流串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词语，它可以是天使亦可以是魔鬼。我们都知道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此竞争也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一个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不是真心期望成功，、追求成功，那么他是可怜的。成功的体验使人领会到人生之乐，也不否认成功可以带来相应的报酬，而这报酬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增进人生的快乐，但是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如果他在生活中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人生快乐的主要源泉，这便是烦恼的病根。成功不能为造成人生快乐的唯一因素，倘若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得成功，那代价似乎太高了。当然，在竞争也和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有高深才学的人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少数的小国以外，海路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虽然无论干什么事业都有一种取得成功的竞争，但同时，使人尊敬的并非只是成功的本身，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那种特性。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受到的尊敬并不会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现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并不富有是没有人会惊奇的。的确，在某种情况下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原因。而在美国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人们常常从生活水准来推测他人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人的才学优劣。在整个富有阶级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那种为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偏狭而赤裸的争斗。可见竞争这个病根不仅仅潜伏在个人身上，所以无法单独克服这种现象。太过于重视就竞争的结果，这种人生观太过于注重培养意志，而牺牲了感觉和理智。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因果倒置。因此，竞争是必要的。不过不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或视为人生的基础。遵循一种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领受心智健全而恬静的享受吧。 在罗素看来，厌烦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特有的激情。动物被拘捕固然会无精打采，踱来踱去，躁动不安，但在自然的情态中，他不信它们有类似厌烦的经验。罗素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而动物则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人类比动物多了一个属性——社会属性。而厌烦这种情绪来自于客观社会的，不是自然界。罗素说：“一种快乐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恬静淡泊的，因为唯有在一种恬静淡泊的氛围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情绪——厌烦。厌烦大体来说有两个。第一：面对着眼前的现状，心里却想着另一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冲突；第二：一个人的官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专注于一事物。厌烦在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发生某种事件的期待，所渴望的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一些事情，能使厌烦的牺牲者觉得这一天和凌厉天有所不同就行。厌烦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刺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厌烦并非一个人生命本质的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方法便是相当强烈的去追求刺激。当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时，刺激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是昨夜玩的快乐的人，早晨起来越是显得无聊。凡是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永远马不停蹄的到处奔波着，随时寻欢作乐，跳舞饮酒。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像经济资源那样消费是不明智的。一个用惯了麻醉剂的人在缺乏麻醉剂时所感到的厌烦，认为只有时间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和服用药品进行麻醉剂一样。刺激过度的生活乃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一个惯于过度刺激的人，正如一个有胡椒瘾的人一样，谁都忍不住的胡椒力量，对她来说似乎连味道都没有尝到。可见，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和逃避过度的刺激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自己的官能对一切的快乐都变得麻木，只要皮肉刺激不求心灵的满足，活络代替了智慧，表面的惊奇代替了真实的美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的刺激是有益的，几乎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分量对于利弊有极大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要把握好度。现代都市的民众所感到的厌烦和脱离自然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身上少了自然属性，应该偶尔回归自然，放下生活的种种包袱。 我们是整个社会发展潮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般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除了撞击之外，和其他个人无关系。一切快乐都出自于某种对立，或缺乏一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就会促成自我分裂。没有客观的兴趣和情感之力的维系，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会缺少一致性。快乐的人不会遭受这种分裂的任何一种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出来于自己对抗，也不会分裂出来和世界对抗。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自在的享受着世界所赐予的美好和换了，设置不会因想到死亡而感到忧愁，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未真和后来人分离，一个人若能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激流深刻地交融在一起，便能欢畅地享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你饿？罗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一：合理的理想信念，即对理想生活的希望、追求与肯定。怀疑一切、思想无依托的人，人生是难以快乐的，我们应在生活中经过自我选择，确立对生活的合理的思想信念。二：对人对物的友善兴趣，人生根本的快乐，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人对物有一种友善的兴趣。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就越小。凡是无害于他人的兴趣，均是有价值的。因为兴趣可以丰富人生。三：爱的情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恶习。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若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充分的享受人生，就得从牢狱中逃出来，而能够真心的爱，便表明一个人已逃出了自我的牢狱。当然，单单得到爱是不够的，得到爱时，应当释放出你所要给予的爱，唯有得到爱和给予爱平等时，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四：建设性的工作。工作是人生的快乐取之不尽的最要源泉，工作的益处在于排除生活的烦闷，给予人成功机会和满足意志的条件。建设性的工作工作完成时，看了令人高兴，并且这工作是永无上境的过程。五：闲情逸趣。它能够帮助人保持平衡的意识，对世界有真实、生动的整体感，体验与欣赏多样的人生。六：学会忍受。一个快乐的人，应当既懂得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又善于忍受生活中的平凡、单调和不如意。许多人为每一件稍不如意的小事而烦恼或善怒，以致浪费了许多可用于更有益处的精力，这是很不值得的。

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据是生活中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活。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进而更好的理解我们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第一次有意识的摆脱纯粹抽象的思辨而把现实的生活世界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据是生活中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活。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进而更好的理解我们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的生活 意识 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地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产物，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直观的感性，即直观的感性世界和直观的抽象的人。马克思批判神秘主义的“绝对精神”使哲学的出发点回归于感性世界，又批判直观的感性，使哲学落脚于人的生活，落脚于由于人的活动而历史地变化这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纯粹的思辩而回归到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使得自己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的哲学，包括古希腊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黑格尔的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相区别的——特征，即这些哲学都是在思维中提出抽象的问题同时又试图通过抽象的思辩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追问世界的本原，按其不同的逻辑线索可分为两支。其中一类哲学家往往将一种具体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如泰勒斯的“水”和赫拉克利特的“火”以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其实这些哲学家只是借用了这些具体的物质的名称。一旦“水”成为泰勒斯世界的本原，并以此为起点描述世界的演化图景，“水”就不是泰勒斯看见的水而变为思维的符号，成为泰勒斯表达想象中世界本原的符号。另一类哲学家则把一种纯粹的思维的东西作为世界的本原。如柏拉图的“理念”，他把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当作世界的本原。这两种哲学的共同点在于都在追问世界的本原，并都把只是存在於哲学家头脑中的非感性的东西作为世界的本原，并以脱离经验的方式对世界作出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世界本原问题的提出本身是抽象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解释也只是假说，是思维的游戏。

近代认识论哲学从一开始就活动于抽象的观念之中。其两大理论倾向，即经验论和唯理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把作为生活中的自然与人抽象的存在与思维对立起来并试图通过各种解释来使之统一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生活中人与自然本来就是统一的，只有通过思维的抽象中二者才能分离。

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作为其哲学的根据，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这样感性的世界就被归为精神的东西，现实的历史程序被说成是精神的程序。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思辨的哲学并不是完全否定思辨的哲学，即使是思辨的哲学中也包含有许多对于现实世界合理的理解，黑格尔哲学用辩证法正是马克思继承了的东西。

费尔巴哈强调感性直观，对感性世界的解释只是局限在对世界的单纯直观理解中，其错误在于直观地把世界看现成的世界，而不是由于人的活动历史地变化著的世界。其次，费尔巴哈把人仅仅看做是“感性物件”而不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人。这正如他直观地看到的世界是静止的一样，他看到的人是静止的人，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看到的人只是在现实、独立、肉体的人，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络，但是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因而也是处于物质的联络中的人。由于费尔巴哈看到的是没有历史的世界，因而费尔巴哈对感官世界的直观感受中，他必然碰到他的意识相矛盾的情况，就是作为唯物主义者，他看到了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然性，他就不可避免的重新坠入了唯心主义。

如果说以上的哲学都是将作为现实世界反映的意识中的世界等同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它们对于世界的批判也从没有越出思辨的水平的话，那么直到马克思，哲学第一次自觉地把人的意识看作是人类生活和生活世界的反映，看作是倒立著的现实而不是现实本身。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思辨哲学的虚幻，在生活世界找到了自己的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地——人的生活

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近代哲学本质上只是思辨哲学来说，“思维”只是思维中的“思维”而不是生活中意识，“存在”也只是思维中的“存在”而不是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它以生活作为出发点而言超越了之前哲学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

意识作为不同于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历史产生影响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从前英雄创造历史，神创造历史的哲学的依据。意识在现实性上是人类个体意识，是个体本质的组成部分。个体的人的活动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物质活动，而是人特有的有意识的活动。事实上，意识是与感性的东西异质的东西，它不是现实的存在，它仅仅是人脑的产物。意识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意识活动和感性活动共存于人类个体身上，二者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相不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只有感性活动即物件化的活动才是现实的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真正实现。意识的东西必须以感性的东西为基础，意识活动必须以感性活动为基础。如果将意识看作是现实的东西，把意识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如将某种幻想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从而脱离现实的感性活动或否认现实的感性活动。这实际上是意识活动的异化，即人在意识中创造的东西被当做是真实的东西而取得了某种独立的地位，并反过来阻碍了人现实的历史程序。符合现实的意识或说是符合现实的幻想则是人类本质或者说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创造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他所批判的绝不是意识活动本身，它所批判的是意识活动的异化，是独立于生活以外而阻碍人类现实历史程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脱离人的物质活动也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与人的生活根本对立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并不是意识决定生活，反过来，其实是生活决定着意识。人的意识是不同于感性存在物的东西，它仅仅是人脑的产物。在人类刚刚踏入自己历史的时候，意识只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它是与现实的环境和实践活动直接统一的。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意识脱离实践成为独立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成为了意识形态。这样，意识脱离实践而转化为意识形态，即“纯粹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脱离于现实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虚幻世界，却被作为解释现实世界、规范现实世界的依据。马克思走出革命性的一步，提出意识或说哲学的依据人的生活或者说是生活着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生活出发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但并非要取消哲学，事实上哲学本身就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是精神领域的补充。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需要哲学，只有通过哲学人类才能把握自身。

三、理解生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据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活即人的生活或生活着的人作为构建理论的依据和自己哲学的出发点，生活包含了现实世界的一切现实问题，同样也蕴含了一切未来社会的萌芽。理解这一出发点首先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从人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关于人类生活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有过三种阐述，即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质是实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是对人的活动或者说就是人的生活的三个方面的抽象，自由自觉是对人与自己意识的关系即人的意识活动的抽象，实践则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的物质活动的抽象，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是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抽象。这三种关系只是生活的三个方面，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的抽象，现实的人不可能只是表现为其中一个方面，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人的生活，是生活。对人的三种关系以及这三种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发展的最高理想也是对于生活理想的抽象，即最高的生活方式是人的各种关系全面自由的生活方式。其次，如果我们理解生活决定意识的原理，我们就能正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马克思对其时代生活的抽象，其分析生活的普遍原理往往隐藏在一系列具体分析之中。我们要用我们的现实生活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普遍的原理而摒弃其中已经是虚幻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过去人间的东西也是天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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