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造字法毕业论文

浅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

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比上天还要难，那是李白那个时代，现在有了飞机了，还难吗。’”的确，只要研究的当，应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汉字习得应当不会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难。本文就针对不同的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一、汉字教学的重要性和发展现状

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虽然经过了不同时期字形的变化，如今的汉字已与古代的甲骨文完全不同，但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一直保留至今。汉字所组成的字、词蕴含了华夏文明的历史记忆，通过它可以了解历史，了解过去。教授汉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传播中华文化，汉字作为文化的载体，更显示出其重要地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忽视汉字的的教学，必然会使汉语和汉文化相脱节，但在目前的对外汉语发展中，过多的注重了语音的教学，口语课、视听课较多，但字和音一样，除了学更多的得练。相对而言，专门的学习汉字的课程较少。此外，学会了字也能更好的练习语音。任何人都不能凭记忆练习语音，字和音相辅相成，联系紧密。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音、形、义的结合体。一般的表音文字字符少，书写简单，可以较快地掌握发音规则，最终习得文字。汉语则不同，确切的说学习者得掌握两种方式：汉语拼音和汉字。汉语拼音的性质与普通的表音文字相似，但在汉语中它只是起辅助作用，真正需要掌握的汉字无论是音、形、义的哪一方面，都很难记住，形和义之间可能还有一点联系，而读音只能靠硬记。因此，大多数人在平常书写中会习惯于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写不出的汉字，以致于阻碍了汉字的习得。

汉字区别于表音文字，首先表现在字形上，“汉字的字形在外观上是一种全方位立体组合的方块结构。说它是全方位的，是因为汉字可以有上下、左右、内外、中心与四角各种方式的组合。在内部结构上，汉字可以分为独体、合体两大类，由笔画直接组成或由笔画、偏旁组成。汉字笔画、偏旁数量庞多，要记忆或表述清楚，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下很多的功夫。”例如，要表述“zhāng”这个字的字形，就必须要先认识“弓”和“长”或“立”和“早”这几个汉字，才能正确表述而不至于使听者误解。

二、汉字教学方法

学习汉语的人群一般可分为两类：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人(日韩等亚洲国家)和属于非汉字文化圈的人(欧美等国家)，另外世界各地还有不少华人华裔，尤其是众多华裔，没有先天的语言环境，有些甚至一点都不会汉语。由于他们对汉字的接触以及熟悉程度的不同，应当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区别教学，因材施教。下面就根据两种不同的教学对象来讨论不同的方法。

(一)无汉字背景的学生

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由于对汉字完全陌生，一开始接触汉字时，可能会因为写不好、读不准而受挫，对汉字产生排斥，所以，首先应培养他们对汉字的'兴趣，毕竟学习汉语的人群中有大部分是因为经商、工作的原因，有了充分的兴趣才能激发出学习的热情。

汉字起源于生活。早期的象形文字，也就是甲骨文，大部分都是汉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根据现实生活中物或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描画出来的，看到甲骨文别说是外国人，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会觉得那是“画”，例如“马”、“鱼”、“鸟”等字的甲骨文。随着文字的改革，汉字又经过了金文、篆文，最后向现代文字过渡形成了隶书、楷书和行书。

首先，教授汉字就得让他们了解汉字，通过对汉字历史的学习，将学习与生活中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是汉字相对于其他文字较大的优势。

在介绍汉字起源的时候，“让学生了解汉字是怎样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的样子的，汉字最初的形状是怎样来的，是怎样表达意思的。在介绍汉字演变得过程中同时让学生理解汉字的表意功能，特别是象形字和会意字以及形声字的形旁。”在教学实践中，可以从象形字入手，在学生已掌握的字的基础上，以一个字为例，先让学生发挥想象或联想，并通过一定的诱导，得到的答案可能有很多种，先解释正确的答案并要鼓励答对得同学，然后将其他得答案与正确答案进行对比，可以使学生在同一时间了解一些字形相近的字，通过字的起源于意义的解释，也可使学生印象深刻。当然，这要求老师备课相当充分，对老师自身的素质要求更高，这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师培养的问题，在此不多赘述。在对汉字起源的学习中，不但兴趣培养起来了，对已学的知识也得到了巩固，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在教授汉字的实际课程中，就需要运用到一定的教学方法。在学习外语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将其与自己的母语相联系或进行对比，他们的母语和固有的学习经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母语的迁移在外语学习中影响巨大，尤其是成人。因此，如果能在汉语与学习者的母语之间找出一些共同点而后建立一定的联系(以学生有共同的母语或者掌握某种共同语言为前提)，那么取得的效果也会更好，下面就以英语为例。

从文字的角度来讲，汉字与英语文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汉字的偏旁部件与英语的字母相似，汉字整字与英语单词相似，一些汉语合成词与英语的合成词相似。

偏旁、独体字——字母

汉字偏旁可以是一个独体字，也可以是笔画，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英语字母是构成英语单词的基础，通过不同数量、不同形式的字母组合构成了成千上万的单词。从学习的认知规律出发，应该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首先可以教独体字和可以构成字的简单部件，一些独体字在合体字中的变体也应同时涉及。例如，“灬”、“饣”、“亻”应与“火”、“食”、“人”来配合教学，因为这些部首本身都是具有意义的，如果与本字脱离，就会让人难以理解，而掌握了本字、理解了其意义，也就自然不会将这些部首认为是“奇怪的图画”。这也会有利于之后合体字的习得。

整字——单词

整字是汉语文字的基本使用单位，在习得了偏旁和独体字之后，合体字的教学首先在书写上更容易掌握;单词是英语文字的使用单位，也要在识记了26个字母后才能开始背诵并记忆，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单词的意思可能需要不止一个汉字来表示，这属于语言的范畴。一个合体字会由几个部件构成，相同的几个部件按不同的结构组合会构成不同的字，但并不能随意的构造，否则将结构搞错了，写出来的也就根本不是汉字了，因为这样学生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换一个组合就不成字了，例如有时学生会把“另”写成左右结构或将“口”和“力”的上下位置颠倒，这是没有明白结构在汉字中的重要性。在英语中单词是线性排列的，容易出现的错误是字母间左右位置之间的混乱，例如：“eat”和“ate”，虽然字母相同，但意义不同，前者是“吃”的一般式，后者是“吃”的过去形式，因此可以通过字母顺序不同而造成得单词错误来对比汉字结构不同造成的错误，使学生注意到在汉字中结构的重要性就如同单词中字母的顺序不容有错是一样的。

此外，形似字教学也是一大难点，如“辩”和“辨”就很容易被弄混，在《说文解字》中，对“辩”的解释是“治也。从言在辡之闲。”对“辨”的解释是“判也。”在英语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prosector”和“prosecutor”，只是多了一个“u”，前者的意思是“解剖员”，后者的意思是“起诉人”。但是汉字相对于字母具有一种优势，就是在汉语中尤其是重要的偏旁具有其自身的意义，而一个字母是没有意义的，就如上面所举的“u”。对于“辨”和“辩”来说，区别了它们的部首的意义，两个字也就容易区分了，前面在学习偏旁时的效果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偏正型合成词

英语英语中很多单词是通过几个单词的组合变形得到的，如“pencil-box”、“sunrise”、“left-handed”。在汉语中，有些字能单独表示字义，如“雨”、“日”、“土”等，但现代汉语还是是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居多，合成词也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其中偏正型的复合词就可以看成是简化了的词组，如与上文“pencil-box”对应的“铅笔盒”，就是“放铅笔的盒子”，与英语单词相对照，就不难理解词义了，这样学生也就不会将其错写成“千笔盒”，

而且字的意义通过词的辅助也能有助于学生理解。在教授学生词的同时讲解他们的书写形式以及字的意义，这样也可以强化学生的记忆和对字的理解，从而避免或减少写别字的现象。

最后， 好的老师和教学方法若能配合一套内容和结构都很完善的教材，教学效果将更好，因此设计并制定好几套完备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在现有的教学方法中，一般有几种观点：有人都认为应当先从笔画教起，因为笔画是汉字最基本的构成，但是由于笔画大多都是抽象的，外语中也没有专门的语言能形容它们，教师应当如何解释才能使学生理解呢，例如“风”的第二笔与“儿”的第二笔写成一样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起初，不应该排斥学生将汉字看成图画的现象，这是汉字的固有形象给人的观点，不可避免，但很多方法是将汉字在字形上看成图画，如“哭”被解释成两只大眼睛在流泪。这虽然能使学生较快地记住所学习的字，却违被了汉字本身的意义，但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汉字之初通过描画汉字来熟悉字的笔画、结构，增强字的“笔感”。因此制定教材的时候，同时也应配备一套教师用书，将一些可行的教学方法融合在书中，还可将口语教材与汉字教材联系起来。通常口语中最早习得的都是“你好”、“谢谢”之类的日常用语。这些字相比于一些复杂笔画来说，学生更熟悉、更容易习得，而且从意愿上来讲，学生也更愿意练习这些字。从在这些字的练习中，也可以逐渐掌握“点”、“横折”、“竖构”等常见笔画，然后在从字中兼顾笔画教学，学生对它们已经熟悉了，学习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二) 有汉字背景的学生

来自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汉字了解与熟悉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日本甚至还有很多书法家，因此在书写上的教学难度降低了不少，语音教学则成为重点。下面以日韩学生为代表探讨其教学方法。

由于日韩等国家的汉字在古代时由中国传入的，因此较多的保留了古代的汉字。而现在中国通用的规范汉字是当代使用的、目前是在大陆推行的、以记录普通话为主要对象的、主要适用于日常通用层面的、经过简化和整理的汉字。在日本的汉字中，“某些日文常用汉字与我国现行规范汉字形体完全相同且意义基本相同;某些日文常用汉字为《简化字总表》中现行规范简所对应的繁体字。如马(马)、则(则)、亩(亩)、雾(雾)等。这类字计413个，占日文常用汉字的。”在韩语中，“有一部分用汉字构成、可以用汉字标记的词，成为汉字词。汉字词在韩国语词汇中所占得比例高达60%至70% ，”但由于汉字词的来源除了从中国借用德，还有从日本借用的河汉民族自己创造的，很多汉字词与汉语词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如韩语中的“식당xidang”(食堂)指的是普通食堂和饭店的意义，但在汉语中“食堂”没有饭店的意思。另外，“与日文常用字不同得是，韩文中的这类汉字基本上都是未经过简化的传承字，而几乎没有与规范汉字作同样简化的简体字。”但由于许多字都与中国的汉字在形体上不同，因此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到其母语的负迁移。在此也对有汉字文化背景的学生的汉字教学提出几点建议。

1、汉字强化配合语音教学

由于这些学生对汉字的笔画并不陌生，而且与其母语的文字在书写方式上也类似，日语的平假名就是由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的，如“め”是由“安”的草书演变的，“ぃ”是由“以”演变而来的，片假名则是汉字的部件，如“ェ”、“ォ”、“カ”、“ィ”;韩语文字也是方块结构的，在书写练习上相较无汉字背景的学生来说要简单得多。但由于语言的不同，相同的汉字读音不同，哪怕只是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汉语中的发音，如 “夜”在日语中读为“yo lu”,在韩语中读为“ya ”因此，在对这些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应当以教授汉字在汉语中的发音为主，在练习语音的过程中强化对汉字的记忆。

2、同音字和形声字的教学

在汉语中，同一个音节可以有多个与之对应的汉字，这就使得汉字中有许多同音字，在这些同音字中形声字又占了多数，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声符，如“密、蜜、泌、秘”。这是许多学生所遇到的难题。将这些同音又有些形似的字放在一起教学的话，由于声旁的数量多，记忆负担大，很容易使学生弄混。因此在已进行了一定的读音教学的基础上，应重视形声字形符的表义作用，可以让学生通过形符来了解字义，加深印象，通过形符明白造字理据，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意义和用法。

汉字是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符号系统，但各汉字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孤立存在的，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必然是困难的。在以往汉字教学中对学生“学的过程”重视还不够，汉字难学其实只是表面现象，那是因为没有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张志公先生曾说：‘汉字在初学阶段难，并且很难。所谓初学阶段，指的是学会千把字之前，尤其是五六百字之前这一阶段。等学会千把字以上汉字在学习上的优越性将会越来越充分得显示出来。’”所以，在教学时重视学生的习得过程和习得方法，进行正确的引导，这是适合于任何语言教学的。

吕必松 1995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第五章第四节：汉字和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吕必松 2000 试论汉语书面语言教学，广州华苑学术版《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吕必松 2001 我对汉语特点的几点初步认识，《海外华文教育》第1期。吕必松 2003 汉语教学路子研究刍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1期。吕必松 汉语的特点与汉语教学路子，《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吕必松 二合的生成机制和组合汉语，《数字化汉语教学的研究与应用》，语文出版社，2006吕必松 谈谈汉语的系统特征，《汉字文化》2007年第6期吕必松 再论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数字化汉语教学进展与深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吕必松 说“字”，《汉字文化》2009年第1期吕必松 试论汉字的造字原则，《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与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吕必松 我们怎样教汉语——兼谈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汉字文化》2012年 第1期

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