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五台山壁画论文参考文献

从西魏到隋代，大约8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仙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壁的飞天。 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 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间神的乾闼婆，散花飞天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歌舞神的紧那罗，天宫伎乐，冲出了天空围栏，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其代表作品如第249窟西壁佛龛内上方的四身伎乐飞天 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教飞天相融合的飞天：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宣传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其最具代表性的是第282窟南壁上层的十二身飞天。这十二身飞天，头束双髻，上体裸露，腰系长裙 ，肩披彩带，身材修长，成大开口横弓字形，逆风飞翔，分别演奏腰鼓、拍板、长笛、横箫、芦笙、琵琶、阮弦、箜篌等乐器。四周天花旋转 ，云气飘流，衬托着飞天迎风而飞翔，身轻如燕，互相照应，自由欢乐，漫游太空。 北周是鲜卑族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统治时期较短,但在莫高窟营建了许多洞窟。鲜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且通好西域，因而莫高窟再度出现了西域式飞天，这种新出的飞天具有龟兹、克孜尔等石窟飞天的风格，脸圆、体壮、腿短，头圆光，戴印度宝冠，上体裸露，丰乳圆脐，腰系长裙，肩绕巾带。最突出的是面部和躯体采用凹凸晕染法，现因变色，出现了五白：白棱、白鼻梁、白眼眶、白下巴。飞行姿态成敞口“U”字型，身躯短壮，动态朴拙，几乎又回到了莫高窟北凉时期飞天的绘画风格特点。但形象却比北凉时期丰富得多，出现了不少伎乐飞天。 最具有北周风格的飞天，是第290窟和第428窟中的飞天。这两个窟中的飞天。体态健壮，脸形丰圆，头有圆光，戴印度宝冠，五官具有五白特点，上体裸露，腰系长裙，肩绕巾带，躯体用浓厚有凹凸晕染，现因变色丰乳圆脐更为突出。第428窟中的伎乐天飞，造型丰富，或弹琵琶，或弹箜篌，或吹横笛，或击腰鼓，形象生动，姿态优美。尤其是南壁西侧的一身飞天，双手持竖笛，双脚倒踢紫金冠，长带从身下飘飞，四周天花飘落，其飞行姿态，像一只轻捷的燕子俯冲而下。 隋代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时代。隋代的飞天除了画在北朝时期飞天的位置，主要画在窟顶藻井四周、窟内上层四周和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多以群体出现，隋代飞天的风格，可以总结为四个不一样。 区域特点不一样。在隋代洞窟里，既有西域式飞天，也有中原式飞天，更锪 是中西合壁式的今天。 脸型身材不一样，脸型有丰圆型，也有清秀型；身材有健壮型，也有修长型。但大多数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腰肢柔细，绰约多姿。 衣冠服饰不一样，有上身半裸的，也有着像章支的；有穿无袖短裙的，也有穿宽袖长裙的；有头戴宝冠的，也有头束发髻的，还有秃发僧人式的飞天。 飞行姿态不一样，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横飞的，也有逆风横飞的，有单飞的，也有群飞的，但飞行的姿态已不呈“U”字型，身体比较自由舒展。 从总体上说，隋代飞天是处在交流、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总趋势是向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飞天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最具有隋代风格的飞天，是第427窟和第404窟的飞天。 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洞窟之一。亦是隋代画飞天最多的洞窟，此窟四壁上沿天宫栏墙之上飞天绕窟一周，共计108身。这108身飞天，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项饰璎珞，手带环镯，腰系长裙，肩绕彩带，多有西域飞天的形旬、服饰的遗风。肤色虽已变黑，形象仍十分清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捧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朝着一个方向绕窟飞翔。其姿态多样，体态轻盈，飘曳的长裙，飞舞的彩带，迎风舒卷。飞天四周，流云飘飞，落花飞旋，动感强烈，富有生气。 第404窟是隋代中后期的一个中型洞窟，窟内四壁上沿画天宫栏墙，栏墙上飞天绕窟一周。如同第427窟的飞天一样，姿态各异，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托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各种乐器，朝着一个方向逆风飞翔，体态轻盈，姿势优美。但在首饰服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头无圆光，不戴宝冠，有的束桃型仙人髻，有的束双环仙人髻，有的束仙童髻，脸为蛋形，眉清目稻，身材修长，衣裙轻软，巾带宽长。衣饰、面容、身态如同唐代初期的飞天，已经安全中国化。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也是中国第1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交相辉映的佛教道场，这里有非常多的民族在此处聚集一起，和谐相处，相传五台山具有寺庙128座，现存寺院共有47处，其中历史上也有很多王朝的皇帝前来五台山进行参拜。关于佛教传入五台山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在东汉时期源于当时的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派遣朝中人员前往西天竺取经，后来在此途中遇到了两僧人，这两个僧人就将佛经运到了中国。后来就在五台山，也就是清凉山这里居住，也在此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显通寺，自显通寺之后，也历经各个朝代的修建和扩建，曾经在唐朝时期也达到了高峰，五台山也因历史悠久，位于全国佛教四大名首。

五台山上的佛光寺

五台山上的佛光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中国古建筑当中年代最为古老，能够保留下来物件最多的建筑。佛光寺也曾经见证了消失1000多年的大唐帝国，真实历史，他所遗留下来的建筑，包括版门奇迹等文物，都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资料的补充，也真实反映了从北魏到隋唐这一历史时期，五台山当中佛教发展的盛况，也记录了历代高僧的佛教活动。

五台山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上是由5座相互支撑起来的台顶组成的，坐落在五顶之内的寺庙称为台内的寺庙，目前五台山上的佛教活动场有44处，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清凉寺，显通寺，菩萨顶。五台山是由东，西，南，北，中五峰组成的海拔将近3058米。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大白塔是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塔，是五台山上的一大标志，也是五台山的象征。

最后关于五台山的历史记载，其实有非常多的，如果想要去了解五台山的历史的话，可以去到五台山，想真实的去感受一下。

敦煌壁画中最大的一幅是《五台山图》。

《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自古以来就是朝圣者梦寐以求的供奉圣品。敦煌石窟现编61窟的洞窟是五代时期专为供奉文殊菩萨而开凿的洞窟。

在其若大的西壁上，绘画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规模恢宏，气势壮阔，既是引人入胜的山水风景，又是一幅全息的地理图，当地的掌故传说都融入其中，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极高。《五台山图》再现了1500年前五代时期五台山佛国圣境的宗教氛围和世俗风情画卷。

扩展资料：

敦煌壁画中有神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鲜明；

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从衣冠服饰上说，俗人多为中原汉装，神灵则多保持异国衣冠；晕染法也不一样，画俗人多采用中原晕染法，神灵则多为西域凹凸法。所有这些又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敦煌壁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台山图

图文/刘新田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佛国圣地五台山，古刹名寺众多，其中有一座古寺非常特别，远离市镇，深藏僻野，默默无闻逾千年，却于八十三年前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至今依然光芒万丈。 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最辉煌的纪念碑，所有学习古建和爱好古建人心中的“麦加”，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土木建筑，建于唐代的五台山“佛光寺”！ 大唐盛世， 历史 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其宫殿、佛寺等建筑更是达到中国建筑史的巅峰。可是中国古建多用不耐久的木材，沧海桑田，岁月弥失，留存至今除非奇迹。 而发现这一奇迹的，就是民国时著名的伉俪梁思成和林徽因。“梁上君子、林下美人”，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留下许多佳话，发现佛光寺是最精彩的一段。 八十三年前的1937年夏天，梁林一行四人，冒酷暑，骑驴骡再入五台山，去寻觅心中萦绕许久的“唐构”梦想。此前，他们已在中华大地上苦寻三年，仍毫无结果。 其实更早的时候，日本学者已经在中国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古建调查，宣称中国全境一千年以上的土木建筑物一个也没有，若想领略唐式木构的风采，只有去日本。 不过这次五台之行，梁林还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丝丝希望。原来他们看到一本刚出版的画册【敦煌图录】，一幅描绘唐代【五台山图】壁画里，“大佛光之寺”赫然入目。 而之前他们已经了解到，在五台山西南百里之外的豆村，确有一座偏僻古寺名叫“佛光寺”。在那个战争欲来的危亡时刻，为解“唐构”宏梦，无所畏惧，毅然前往。谁料此一去，便如天崩地裂一般，在中华腹地隆起一座高峰。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中国现存最古老木构建筑身世之谜被梁林夫妇揭开。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带着原汁原味大唐风采的东大殿掀开面纱，横空出世，从此被誉为东方的“帕特农神庙”。 佛光寺被发现八十三年后，我们也追寻着大师的足迹，来到佛光寺。而佛光寺依旧像一位离群索居的高人隐士，避开尘世的喧嚣与虚浮，隐于山林之中。 佛光寺坐东朝西，由西侧山门而入，呈台阶状的三进院落向东层层高升。台基高耸，再加上院内古木参天，刚进门是看不到著名的东大殿的。 第一进院，左边是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的配殿文殊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寺内供奉文殊菩萨很普遍，但此文殊殿却不平常，它是国内佛寺里规模最大的配殿。 文殊殿面阔七间（与正殿等宽），进深四间，空间极宽敞，原来偌大的室内只用了四根柱子（细柱系后世所加）。据介绍，此大殿是宋金时期一种特殊建筑结构“减柱法”的孤例，古建爱好者一定要去好好研究一下。 院子正中，一座石经幢高约5米，亭亭玉立，基座和檐边雕刻莲纹和乐伎形象，柱面满刻经文，可以看到清晰年款“大唐乾符四年”（877年）。 这座唐代石幢，让人觉得有点眼熟，原来以前我见过的一张林徽因在佛光寺的工作照，黑白照片上，林徽因站在梯上正对石幢进行测量。 我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也不懂建筑。我来佛光寺，说是拜见国宝，不如说是来循着大师们的足迹，感受他们对国宝的那份情缘，体会他们对中华文化的那份担当。 沿拱门台阶拾级而上，头刚高出地面那一刻，一座恢弘的殿宇突然地跳入眼帘。这一眼，便是千年，1163年前那种难以描摹的大唐气势扑面而来，就像李杜的诗篇，虽久远，却让你的内心共鸣轰响。 佛光寺大殿为当时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建筑（现在排第二，比解放后发现的五台山南禅寺晚78年），魁伟整饬，单檐庑殿式屋顶，面宽七间，正中五间装板门，均可开合，两外间安直棂窗。 大殿门口又有一唐代石经幢，轮廓秀美，古色古香。幢总高米，下设束腰六边形基座，刻有狮兽及仰覆莲瓣，幢身刻陀罗尼经，末尾刻有年号“大中十一年”。 无论谁，第一眼都会被那繁复华丽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层层叠叠比人还高，檐角出挑近四米，比古代最大的建筑物故宫太和殿的檐角还要长出近一米。巨大斗拱以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 历史 。 阳光穿透尘埃照进殿来，佛祖依旧鲜艳如昨，安祥如旧。丰满的面颊，弯弯的眉毛，端正的口唇，慈祥、恬静，俯视尘世，专注千年，一直倾听着众生的心语。（铁栏遮面，佛祖恕罪） 三十多尊菩萨和金刚线条流畅，体态丰腴，肌肤光滑细腻，衣纹轻柔飘动。据考证，所有塑像与大殿同龄，所以自带一种飘逸自若的大唐风韵。 随着讲解员的指点，仰望昏暗大殿屋顶梁架上的隐约墨迹，聆听八十三年前，一代才女林徽因如有神助，慧眼识真，发现“国宝”身世的传奇故事。 当年远视眼的林徽因偶一抬头，在大殿梁下隐约发现一排模糊的字迹，于是赶紧搭脚手架，爬上梁去。当拂去千年的灰尘后，辨认出上面写着“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 林徽因是文学家，测绘考察时，拓读碑文等涉及文字的工作，都是林先生亲自动手。看到这些字迹，心中一震，她马上想起门前石经幢上也刻有同样的文字。两厢一对比，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也特意返回殿外石经幢，寻找出“宁公遇”、“唐大中十一年”等镌刻字段。这些文字与殿内梁下的唐人题字（列举的建殿施主名字）互为佐证，成为八十三年前对大殿断代的铁证。 林徽因的惊世一瞥，彻底揭开了佛光寺的前世今生：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年），到唐代，已是名闻天下的“十大寺”之一，敦煌洞窟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的胜景。 但200年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举灭佛，寺院除一座砖塔外被全部毁损。仅过了12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又捐巨资重建，今天我们看到的东大殿就是这次（857年）重建的遗物。 今天的佛光寺，与八十三年前梁林看到的几乎一样，与1163年前落成时的变化也不算很大，周围环境几乎没有改变，这在动荡不安的中华大地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在大殿佛坛最右边 ，高大威猛的金刚身后，一尊不起眼的唐代妇人塑像，隐于佛坛一角，盘腿打坐，即专心向佛，又接受众人的膜拜，据考她就是大殿施主宁公遇的等身像（禁止拍照，网上照片）。 当年结束考察，离开佛光寺时，林徽因对梁思成说：“我真想也为自己塑一座像，让自己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儿盘腿再坐一千年”。 东大殿的功德主是一位女性，她的发现者又是一位女性，是前世注定的吗？！因为遇上宁公遇的善行，佛光寺才得以在废墟上重建，因为有了梁林的发现，才得以在千年之后重焕荣光，佛光寺是幸运的！ 千年风光，万种感受 无论是整体观瞻还是局部琢磨，你都可以感受到源于千年前的大唐灵韵在丝丝流淌。 在大门的背后有多处千年前唐人游览佛光寺所留的“#年#月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正因这些字迹才推断出东大殿正门在建造后就从未更换过，是唐代原物。 佛光寺在中国的建筑史上保持着多项的第一，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中国最古老的木门。漫漫千年，有多少风霜雨雪都被这两扇门板挡在外边！ 唐代佛寺有在殿内绘制壁画的习俗，千年过去，仅剩下局部几块。这些画的技法和风格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如出一辙，只是白色铅粉已经变成了黑色，彩色也失去了艳丽，却更显古风古韵。 东大殿的左后方，还矗立着一座祖师塔，其装饰风格带有明显的北朝气质，尤其是即像火焰又似莲瓣的门券装饰，最早为梁先生所留意。 梁先生根据敦煌壁画所绘形制，推断此塔应建于北魏时期，是唐会昌五年灭法，佛光寺被毁时留下的唯一建筑物，也是全国仅存的两座北魏古塔之一，弥足珍贵。 这是大明永乐年间所铸的大钟。佛光寺的建筑文物纵跨北魏、北齐、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等9个朝代，其年代跨度之大之全，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当之无愧地堪称第一。 “这是我们这些年里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殿内尚有唐塑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佛光寺的发现者梁思成由衷赞叹！ 我寻着两位发现者的目光再一次端详眼前的这座稀世瑰宝，感受千年 历史 沉淀下来的大唐风韵，看上去似乎过于简单的构造却正是大唐胸襟博大、大气豪情的象征。 在佛光寺，我眼前一直晃动着梁思成不太灵便的脚步和林徽因瘦弱的身影，不由得心生敬意。殿门内外，光影波动，仿佛是时间在流淌，我倚在门后的阴影里沉默无语，只是心中感慨光阴的荏苒。 我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总觉得八十三年前的梁林也曾站在这里沉思眺望。我徜徉在佛光寺里，总觉得每个角落都连着过去，也连着未来，而我自己正走在时光的隧道里。 行程数百公里，探访一座幸存于僻野中的古老寺院，尽管只是目睹一个落寞的背影，但我感受到的却是一个梦中的盛世，正穿越 历史 烟云带来独特的气度与胸襟。 跨越时空，穿越古今，相遇国宝，缅怀大师，这是一场与祖先文明的重逢，是一次对 历史 记忆的追寻，也是我一生最珍贵的经历。

本文以佛光寺为例，浅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内涵和美学的关系。反映出我们对中国文化必须加以重视，并对其进行传承发展。在设计创作中，我们需要带上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与美学相结合，创作出更加具有思想灵魂的作品。同时，我们也需要对“美”进行感悟和追求。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更加有意义，更加有价值。关键词：美学；古建筑；艺术；传统文化1佛光寺那一建筑的美幼时初触《论语》，“不知生，焉知死”，不明所以。后闻“观今宜鉴古，不古不成今”，才体会到世间万物在出生到发展的过程中是有所发生，有所发展，有所灭亡的。但是不管怎么划分，那些有关联的事物，总是联系在一起。犹如唐颜师所说“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也，故谓之胥靡，犹今之役囚徒以锁连缀耳。”[1]中国古建筑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净环境的统一，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2]它既具有几何排列，又有逻辑构成。不过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上，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存在的学问。在实物上，遗留下来15世纪之前的建筑物已经屈指可数了。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也不过是建于公元782年的南禅寺以及公元857年的佛光寺。山西五台山在唐朝便成为我国的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佛光寺建于佛光山腰，其大约在台南豆村东北约五公里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建筑属于中唐以前的实物现存的大部分都是砖石佛塔，我们对于木构的殿堂房舍知识十分贫乏，最古的只到八五七年建造的正殿一个孤例。”[3]佛光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建筑，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依山势自下而上并沿东西向轴线布置。面阔7间，进深8架橼（清称九檩），单檐四阿顶（清称庑殿顶）。大殿建在石砖台基上，平面柱网由内外二圈柱子组成，且内外柱等高，但是柱网稍有差别。屋面坡度较为平缓，举高（屋顶高度与进深尺度之比）约为1/。正脊及接口都有凸起曲线。柱高与面阔的比例略呈现出长方形的形态。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粗壮的柱身，宏大的斗拱都给人以雄健有力的感觉。此外，内槿繁密的天花与简洁的月梁，斗拱以及精致的结构构件的关系都处理的十分得当。可以说在整个建筑的艺术处理中，美学的运用是十分成功的。2佛光寺那一时代的美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他的《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开篇便说：“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他自己的建筑，随着这文化而兴盛衰亡。世界上现存的文化中，除去我们的邻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约略同时诞生的弟兄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也同样是最古老，最长寿的体系。在历史上，其他与中华文化约略同时或先或后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稍后一点的古波斯，古希腊及更晚的古罗马都已成为历史遗迹。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4]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新旧事物连续不断的交融，从而产生一个螺旋上升式的发展，中国的古建筑依然具有这样的特点。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这时期的建筑在继承两汉以来成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唐代国势强大，版图辽阔，成为古代中国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昌盛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无论在技术或艺术方面均已趋于成熟，具有完善的梁架制度，斗拱制度以及规范化的装修，装饰。建筑群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表现出了更加深远的空间层次，佛光寺便在此时而建。在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宗教建筑所占的比重和世界上其他的建筑体系相比都显得轻得多。但宗教传入后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形式，新的装饰图案，使中国建筑逐渐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写道：“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水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5]由于佛教的盛行，宗教建筑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中国文化艺术史，建筑史上，都起了十分巨大的意义和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相继相承地发展到了19世纪末期就开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新旧之间的交替由于起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所以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梁思成对此有过一定的考虑，他认为：“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类似，在文化史上确实是有趣的现象；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值得很多建筑家注意。”[6]“时代性”是艺术所共同具有的特点。所以当人们突破了限制与阻碍，将会看到建筑艺术更深层次的美。3佛光寺那一精神的美中国古建筑是十分多彩的，种类繁多，看似复杂，其实他们都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着一定的规律。它与音乐，美术，诗歌等一样，都是艺术的个体，都与美学息息相关。在我们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人们对其基本功能的需要，还应该更多地去思考精神层面的内涵，去分析艺术对人思想上，意识上的作用和影响，使设计与美学相交融。所以在美学的理论研究之下，艺术设计与哲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的思想家，他们在观察社会的时候是多角度，多方面的，他们往往带有更多的哲学思考。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写道：“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在这里是说明“虚”与“实”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虚”，才会有器物有“用”。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行探讨，我们就可以探讨出更多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艺术不仅需要反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需要反映出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精神，并且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以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学，可以说是“艺术的哲学”，建筑艺术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它既包括了“意象”的美，也包括了“形式”的美。中国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提炼，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更好地去理解中国文化，发扬中国文化。就像叶朗所说：“我们不能抛弃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能脱离自己，不能把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在学术文化领域，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自己民族的文化。”[7]中国建筑有他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清楚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所向人们反映出的艺术文化会很自然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每个时代都具有符合自身背景的艺术文化。“新”，“旧”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他们永远在斗争，在不断进行着对立与统一。因此，事物的发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艺术也一样。中国古建筑可以使人感受到美。当人们处在审美的活动中，那么就会激起人们心中对美的追求，甚至激起人们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参考文献：[1] 班固.汉书·楚元王刘安传[M].“胥靡之”，唐颜师，古语.[2] 李允鉌.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大学出版社.[3] 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M].文物参考资料.[4] 梁思成.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M].文物参考资料.[5] 杨炫之（北魏）.洛阳伽蓝记原序[M].周祖漠.洛阳伽蓝记·校释[M].香港中华书局出版.[6]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M].中国营造学社出版.[7]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包括有五台山文化遗产，五台山碑刻，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的关系，清凉山志，五台山史志典籍，这些都是关于五台山的历史记载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