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洋务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自下而上。当时的中国已病入膏肓，统治阶级无力回天，一味学习西方科技，“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只有彻底变革政治体制，中国才有出路。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一）政治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二）经济方面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三）军事方面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四）教育方面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人物及思想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

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客观上对本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 并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使中国的国防近代化和教育近代化也开始起步。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并造就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创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先河。 同时洋务派还筹划海防，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清末新政简介 清末新政是指1901—1911年，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的危亡，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实施清末新政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因而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最终清末“新政”也没能避免破产的命运。 二者的分析比较 相同点： 二者都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发生的；都来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它们对历史的发展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同点： 它们发生的年代不同，经历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倡导者代表的阶级属性不尽相同；目地和性质不同；两次运动的内容不尽相同，洋务运动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而清末新政中有政治方面的内容。 洋务派与地主阶级抵抗派,两个派别的比较： 这两个派别都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认识到应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的学习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这两个派别进行比较，也可使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思想“西学东渐”的认识。 相同点：首先从目的上看，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其次从方法和步骤上看，都主张购买并仿制西式炮艇，建立新式海军。最后从结果上看都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的覆灭，则标志着洋务运动走向低潮。“皇族内阁”的成立，令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而分崩离析。 不同点：其一从目的上看，洋务派与抵抗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洋务派还有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其二从失败的根本原因上看，抵抗派的失败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守旧，而洋务派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 下面对这二者的历史背景、具体革新内容以及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 第一、历史背景惊人地相似。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民起义斗争的沉重打击。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太平天国进行激烈抗争的时期。清末新政比洋务运动晚了四十年。当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但人民起义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在人民起义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在这种形势下，穷途末路的清朝政府搞起了新政。其次，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入侵。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强迫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朝统治者逐渐向侵略者靠拢，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公开勾结，洋务派也开始得势。 清末新政开始时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攻陷了北京，1901年清朝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是惊人的相似。 第二、宗旨与目的大致相同。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有着相类似的宗旨与目的 。洋务运动，是在不触及封建统治根基的前提下，学习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新政的实质：也是在不触及封建统治根基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良”性质的改革。 第三、具体改革活动的主要内容有所发展。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大部分内容相类似。不同的是，清末新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在经济方面。洋务运动期间，办起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这些厂矿分别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出现，民族工业也掺杂其中了。清末新政，在经济上的努力更为突出。工矿业方面，由于清廷采取奖励政策，洋务运动的老厂矿有所恢复与发展，新的厂矿也大量涌现。相当于以前四十多年总和的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事业也有所发展。在军事方面。洋务运动期间，突出的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清末新政期间，对原有军事工业进行了扩建，普遍增加了经费，更主要的是编练新军。 在文化教育方面。洋务运动期间有了一定的重视，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兴办洋务德人才，地方出现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活动。清末新政时，清政府把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清政府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而且清廷又令各省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为了人才，清廷还大力派公费留学生，鼓励自费留学，提倡到欧美各国留学。 第四、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都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两次新政，需款甚巨，劳苦大众，捐税累累，如牛负重。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为中国造成并发展了买办阶级、军阀集团与官僚资本。 两次新政的军事工业、建立新军等，也起到了镇压人民的反动作用。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客观上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洋务运动期间，在军事、民用企业中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而清末新政中，由于工矿企业迅速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逐步扩大。 其次，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搬到中国来，这是拔地而起破天荒之事，民族工业就伴随着洋务派“求富”口号的声浪出现了。清末新政，民族资本更加兴旺，达到了初步发展阶段的最高峰，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第三，洋务运动期间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而清末的办学热、留学生洪流的出现及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使西方科学技术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第四，洋务运动中的民办企业，在抵制洋货与洋人贸易垄断上起了一定作用。清末新政的抵制作用就更鲜明了，各种工厂企业大量出现，是其表现之一，特别是收回利权运动，群情高昂，成效显著。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是一脉相承的，清末新政是洋务运动的持续和开展。虽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没有认识到改革的本质而失败，但其中有关经济的改革和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这两次封建统治者发起的革新，我们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和定位。（（（（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参考资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哈尔滨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5期，《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目前对洋务运动的三种不同评价：1、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自强”的核心目的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也就是“灭发捻”，这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至于所谓“勤远略”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统治者早已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还怎能“强”得起来呢？ 至于“求富”，洋务派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都是由封建官僚们充任督办，这些人把清官场的腐败作风都带进了企业，贪污、中饱、办事效率低下；再加上从西方引进的设备、技术陈旧落后，洋务企业都不景气甚至破产。“求富”也成了一句空话。2．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例如：轮船招商局同外国船行的况竞争）但非常有限。3、洋务派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此运动是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又一探索。 洋务运动（同光新政）与戊戌新政、清末“新政”的比较 （1）相同点：三次新政都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发生的；三次新政都涉及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改革；三次新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三次新政对历史的发展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不同点：三次新政发生的年代不同，经历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三次新政的倡导者代表的阶镇属性不尽相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三次新政的内容不尽相同，洋务运动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而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有政治方面的内容；就影响而言，戊戌变法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兼施。 （1）相同点：1，都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侵略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这一奇耻大辱，使许多官僚士大夫深受刺激；2，都涉及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改革；洋务派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训练新军,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 清朝新政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 ；3，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洋务运动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干扰，也受到了清廷中央权力的制约,失败告终.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历史的发展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新政也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2）不同点：发生的年代不同，经历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新政发生在1901年,洋务运动兴起在19世纪.内容不尽相同，洋务运动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中有政治方面的内容；影响不同. 比较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 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依次出现，启动并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三次新政的主要内容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的改革，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以后出现的，这是三次新政的共性所在。 既参与洋务运动，又参与清末新政的代表人物有（ ）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重要代表人物，1901年清朝开始颁布新政措施，慈禧虽任命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但李却于同年的11月去世，所以实际上没有参与新政。奕劻是在1884年慈禧罢斥恭亲王奕后，得以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大政。1901慈禧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但此人比较保守无才，他没有参与洋务运动。袁世凯没有参与洋务运动，他出生于1859年，洋务运动高潮时期，他还在求学阶段，受洋务运动影响，投奔李鸿章，后小站练兵。在清末新政被补加在参予政务大臣行列之内。张之洞是唯一两次活动都参加的人物。洋务运动时期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等。清末新政时期被任命为参予政务大臣。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样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新政”也不可能成功。清末新政的内容是编练新军，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也不是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奖励实业方面，没有得力措施，相反增加捐税，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新政也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是清政府挽救统治的又一举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其领袖人物为奕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着手改造封建的传统教育，建立近代的教育机构，试办新式学堂，向欧美及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现代科技人才和外语人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这些措施的推行，都是围绕变革科举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封建科举制是推行洋务教育的极大障碍。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对科举制非常不满，他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对学堂和科举的利弊作了分析说：“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李鸿章也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施于洋务，隔膜太深”。他建议：“一是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二是设立洋务局。培养洋务人才。” 为自强求富的目的而向西方学习，洋务派从1862～1895年共创办了26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国文馆(1864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1892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这些学校在办学模式上效法西方，教学内容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这是对与以四书五经儒学内容为主的旧式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与突破。洋务派在教育改革方面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各种公开场合和给皇帝的奏疏中揭露指斥科举之弊，并逐步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和冲破科举取士的祖制而另开选官之途。1866年，奕新提出京师同文馆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吏入学，让这些原来通过科举选出只会读儒家经典的士人人洋务学堂学习西学，学习“俾于实用”而不是“学习皮毛”。1867年将数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甲出身，第一次将“西学”与“中学”同考。过去做官必由科举，洋务运动之后，洋务学堂学生的仕途、任用则突破了这一不移之法。京师同文馆建立后，就规定学生每三年由总署大臣考试一次，成绩优等者分别授七、八、九品官；又规定：“嗣后由同文馆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请仍准制分各衙门行走，遇缺即补。”这种规定对科举取士从法定制度上开了个口子，学洋务同样可以做官。与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相辅相成、互补互促的举措，是翻译西书，传播西学；派遣留学生去欧美、日本学习西方科技。这对扩大我国人民的学习领域，提高我国知识分子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洋务派的教育改革是以引进西方学校模式为主，以翻译西书和派遣留学生为辅助，在客观上对封建教育与科举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作用，开创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办学经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教学注入崭新的西学内容，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拓了视野，为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形成新思潮、新观念和新的世界观创造了条件，为后来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其历史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洋务派教育改革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主要是表现在他们维护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根本立场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洋务派的改革措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他们改革的思路是增新而不废旧，对科举制度不主张彻底否定，学习西方，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引进西方利器和声光电学，这些方面的局限性是由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洋务派的教育改革尚处在开创时期，他们是近代中国教育发生资本主义性质变化的创导者，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那种认为洋务教育“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掠夺创造了条件，加深了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论断失之片面而欠公允。 参考文献： 刘保均：《为什么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年第9期。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44页。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敦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求采纳 找了半天 很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