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毕业论文

赵晓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北大校园内曾活跃着一批自发性学术性团体，福柯小组就是其中之一，在圈内颇有名气。小组的主要成员来自北大的各个院系，鼎盛时有十几人。二十年后，小组成员们早已星散各处，大多成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李猛、渠敬东、应星、李康、赵晓力、强世功、吴飞、杨立华、张旭等等，都是学术界闪闪发光的名字。 98年百年校庆那一期的卷首语大概是唐文明兄写的，提到了那个在农园读福柯的小组。农园的环境很好，地方很大，很安静，门口有一尊老子像，但石像的手指头不知碍了谁的事，被敲去了几根。这地方是杨立华找汤一介先生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向汤先生道谢。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曾经在那里读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学刊》的很多编辑和作者，我就是在那个小组认识的。在我的印象里，组成这种跨系的读书小组，应该是在96年。以前，我、强世功、郑戈在法学院有一个读书小组，李猛、李康、应星、周飞舟，还有他们的大哥，毕业回了内蒙古的，在社会学系的有一个小组，但是彼此之间并无来往。我们法学院的和其他学哲学人文社科的，就更不认识了。我记得第一次和李猛打交道，是我要用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书被借走了，图书馆的周慕红老师（一个非常、非常负责的图书馆员），帮我查到这书是李猛借走的，说我可以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我先用。那时图书馆借书还是用卡片的，谁借了书，就在最后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从学号中能看出系别、年级。我找到社会学系住的四十六楼，李猛很爽快就把书给了我。后来他说，其实他们也经常从一本书的借书卡片上，查这本书被谁读过，看能不能找到同道。 96年夏天硕士毕业，大家一起到三角地柿子林摆摊卖旧书，就渐渐熟起来了。李猛的硕士论文原来的计划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框架，好像要把帕森斯以后的理论家一网打尽，但后来写出来的还是福柯。这论文我读了一个礼拜，发现根本读不懂，又请李猛过47楼给我解释了一个晚上，仍然不是很懂，不由非常沮丧。96年暑假我开始到安徽等地做实地调查，又发现自己学的那套经济学的同义反复根本无法解释实践中的微妙之处——我曾经在《学刊》96年第1、2合刊上写过一篇书评，谈科斯定理的“同义反复”是“真知灼见”。是的，人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者在互相博弈，但他们究竟怎么最大化，为什么博弈，恰恰是实地调查中最关心的。搞懂社会理论，找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可能是我参加福柯小组的最直接动机。 97年第3期《学刊》上强世功那篇“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和我的评论“知识和雷格瑞的命运”，已经可以看出福柯的影响了。此前，96年冬天在陕北的调查，最终使我和强世功放弃了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转而使用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分析乡村司法实践。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微观权力的分析技术似乎又不够了。在描述个体化权力的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处理总体化权力关系的概念。我、强世功和应星的博士论文，都或多或少使用了福柯的另一个概念——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不过，为了避免在答辩评审的时候被不知就里的评委放翻，我还是删去了论文中引用福柯的字句。几年之后，强世功又在《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法律》一书的自序中，猛烈批评了“治理术”范式：“国家转型不仅要从治理技术意义上理解，尤其要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福柯在“治理术”一文中曾经讲到，“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并打算用这个三角关系的消长来理解西欧近代的国家转型，从封建时代的司法国家，到15、16世纪由边界和领土定义的行政国家，直到后来由人口来界定的治理国家。毋宁说，世功在这篇自序中，补足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三角形的第三边：主权。去年，世功因为在报纸上发表对乌克兰大选风波的看法而被人在网络上攻击，就是因为他谈到了一个如今很不讨人喜欢的概念：主权。也许回顾一下福柯在“治理术”中的论述还是有帮助的。福柯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这些原则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因此，一种新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恰恰相反，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我在这里回顾这些学术故事，但我不想说这个读书小组是一个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的作者）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我理解，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对仍然呆在这个学园里的学弟学妹，《学刊》现在和未来的编者和作者，祝愿你们也有这样的幸运。就像我的朋友席亚斌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有时你透过曲折的门廊 看见里头一闪而过的舞蹈 这时你正走过这一年龄的夜晚 选自《搜狐·读书》

不清楚为什么你现在才着手准备，我只能说你考上的机会有，但不是很大，因为名校不仅快本科出身，也看你的本科成绩，即使你初试成绩过了也未必能上的了，还有就是一般每个学校的侧重点都是不同的，我建议你能够尽快的确定目标学校，抓紧准备，这样你还是有机会读研的，不可好高骛远，但已不可以选择门槛过低的学校，因为你选择好的，如果你没达到那个标准，但是还是有机会调剂到别的学校的，

我也是普通本科的学生，后来考到所谓的名校了。其实考研，无外乎英语和专业课，政治一般比较简单的。英语么，题海战术和背单词应付考试还是有效的，专业课呢，关键是看平时的功夫了，不知道你是什么专业，所以不好回答你。总之加油吧！先要对自己有信心。

猛大是我们班主任，学术上的水平我觉得自己还不足以说什么，就从一些小事说吧。刚上大一的时候，知道我们班主任是李猛，然后，嗯，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奇异，很符合他东北人的籍贯。后来，他给我们开班会，推荐了一个书单，告诉我们作为大一的哲学系本科生应该读些什么。他没有开很多的哲学书，反而有不少历史和文学的。不过这个书单里边，吴飞老师译或著的书是最多的，然后我就知道说他和飞哥是好基友的传闻此言不虚了。。。再之后，他给我发了个短信，说有时间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吧。真的是受宠若惊的感觉，不知道一个大学老师还会这么负责。那次我们是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吃的饭，他点了一个盖饭，我也点了盖饭。我吃饭是特别快的，结果见了猛大吃饭，就发现居然他比我吃饭还快。。。所以这个局面从边吃边聊变成了他立刻吃完跟我侃侃而谈的局面。。。他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当时我们在上宗教学导论，吴飞老师讲到卡拉吗佐夫兄弟的部分，为了上好那门课，我就把整本九百页的书啃了下来。猛大知道之后挺高兴，说能够读完一本书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后来，又谈到之后的打算，我说可能想要读法律。猛大说，每个老师都希望把好学生留下来，不过要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还是会支持。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基本法律方面的书，一个是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个是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这两本书确实是特别有分量的，后来法学院的老师也推荐我读。从这个就能看出来，猛大是很博学，对很多方面都有深入了解的。此外，他还说，哲学比较适合25岁以后的人来学。再之后，我们开班会。他给我们说了一句到现在我也忘不了的话。他说，你们并不是在北大接受了四年的哲学教育——你们四年是懂不了哲学的——你们其实是在哲学系接受了四年的北大本科教育。确实，这几年学的专业课，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接受的教育，确实是受益一生。等到大二的时候，我选了双学位，上了一段时间觉得比较水没有收获，就找李猛老师谈。发了邮件之后他很快就回复，找了时间跟我谈。就是因为这次谈话，我才果断地退了双学位。这次他又告诉我了一句受用很长时间的话。他说，每年你都会选很多的课，其中大部分都是水过去的，但是你必须要每个学期选一两门很虐的课，只有这样才能有收获。从这个学期开始，我都会在每个学期或者选或者旁听至少一门本研合上的课。这些经历真的收获特别大。大二下的时候，我们有本科生科研的项目，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有一天查邮箱，发现他给我发了个邮件，说你不考虑申个本科生科研吗？然后，我又约他找了个时间，请教了些问题（这次我吸取了教训，吃的比他快，成就感爆棚。。。）。他说的话很实在，本科生科研给你资金，督促你看书，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抓住呢。然后，我就申请了，之后比较深入地看了看我比较感兴趣的埃德蒙·柏克。这大概算是我毕业论文之前写的最认真的一篇东西了，从这里面的收获，也是特别感谢猛大的。另外，在这次吃饭的时候，猛大还接了一个他母亲的电话。当时他的原话是，抱歉，我接一个我母亲的电话。然后，他给母亲说话的语气，也是特别孝敬的，说，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吃饭了，和学生一起在食堂吃了，过一会儿就回去了，您放心。大二快到了暑假，他和强世功老师、赵晓力老师、章永乐老师这些好基友办了个讨论班。这是个很内部的活动，我也是不知道。因为这里边法学院的老师比较多，他还惦记着我以后想读法律的事，就给我发了邮件，问我是不是有兴趣过去。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也就是这个机会，联系到了强老师。这件事也是我一直都很感激的。大三的时候，他给我们上伦理学导论，第一句话就是，终于给你们上课了哈。他讲课很深入，但也经常会开一些玩笑，比如黑一黑定哥，黑一黑杨子。虽然上下来他的课会很虐，但是一定是既有趣又有收获的。到大四，他也很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去向。在保研的时候，他跟我们都说，定了去向立刻跟我说啊。我保研的事确定之后，给他发了个短信，他很快就回复，说祝贺你啊。这么把学生的事情放在心上的老师，真的非常难得。除了自己的事，再说一个学姐的事情吧。比我们大几届的学姐，本科毕业论文找的猛大做。有一天学姐写完论文，已经凌晨一两点了，她把论文发给猛大，以为要过一阵才能收到回复，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就看见有47处改动，大到思路小到注释的回复。这个事也足以看出来猛大的负责。另外，我上历史系的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和猛大认识的，课上不只一次表达了对他的崇拜。经常会说xxx问题，你们去问李猛老师啊，他是专家。讲到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个老师说，达芬奇是个什么都知道的天才，我看哲学系的李猛，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天才。如果斗胆说些学术的方面，那也只能是猛大一生粉啊。当时上西哲史的时候，讲到亚里士多德，老师说李猛老师是个亚里士多德专家；讲到笛卡尔，老师说李猛老师是笛卡尔专家；后来讲到康德，老师又说你们可以去找李猛老师。。。简直可怕。。。据在社会学系的同学说，社会那边的老师也经常说，现在中国社会学最有希望的人，就是李猛啊。猛大当时是辽宁省的文科状元，然后去人大读了社会学，硕士到了北大，然后留校任教，成了十佳教师，过了几年，去芝大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读博，然后就混哲学圈了。。。虽然是施派的大本营，但是猛大还是对剑桥学派有特别深的了解，动不动就提波考克和斯金纳，也特别坦诚地说施派有不小的问题。另有一个段子，十多年前，他在社会系当班主任的时候，有几个学生喝多了，到宿舍楼底下闹，把别的学院的人招惹出来，结果打了一架，这几个学生被关派出所了。猛大半夜接到电话起来，买了烟酒，去派出所捞人，费了特别大的劲，以至于立下誓言说以后再也不当班主任了。结果，还是成了我们班主任。。。不过还好，我们没给他添那么大麻烦。。。嗯，举例是说不完了。总结而言吧，猛大作为私人交往的朋友，是特别开朗义气的（他的笑声真的特别爽朗啊）。作为学者，是水平极高，又严谨治学的（他经常被发现在食堂边吃饭边看书）。作为一个师长，是十分负责的。

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本质区别 时下社会上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只知道法律硕士，而不知道法学硕士。实际上，客观的说二者是两回事，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都是学习法律的，但含金量是明显不一样的。 一、招生条件是不一样的，法学硕士必须要求本科毕业，不招收同等学历；法律硕士要求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本 科毕业生必须工作二年以上。同等学历的专科毕业生必须工作三年以上。这里的差别在于同等学历可以报考法律硕士，而不能报考法学硕士，且法律硕士必然是原来没有学过法律的。 二、考试试题不同。法学硕士参加的是这几年越来越难，但考生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难度之大有目共睹；而法律硕士的考试虽然政治理论课、外语考试是一样的，但专业课考民法学、刑法学和综合考试（含宪法、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法制史），为全国联考科目，难度有限（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复习教材）。 三、录取比例不一样。法学硕士的录取比例，一般都是在10:1左右，北大等名校更达20:1，而法律硕士一般是3:1。 四、培养方式不同。法律硕士基本是自费，如北大的是每学分800元，论文指导和论文答辩费6000；法学硕士有公费也有自费。 五、教学方式不同。法学硕士分专业采取导师制，每个学生一个导师（教授或者副教授），在读期间能够得到导师的不断辅导，深入学习相关法律理论。而法律硕士不分专业，也没有导师，学习的课程只是法律的基础课，共十二、三门，45学分。最后只不过找个老师辅导一下论文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从总体而言，法学硕士无论从本身的考生的素质、接受到系统深入的学习等诸多方面都优于法律硕士。 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二者不分，社会上包括很多用人单位认为法律硕士就是学习法律的硕士，殊不知二者的本质区别。而且有的学校，也纵容了这种社会的误解，比如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它们让法律硕士在毕业分配的意见书上自己填写专业: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随便，使得鱼目混珠，为用人单位选拔人才设置了障碍，甚至产生误导。所以笔者在此直言，以澄清这个常识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