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未遂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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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大哥大 在此基础上

论犯罪未遂 作为犯罪形态的核心，犯罪未遂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司法实务认定的一个难点。在恢复法制20年间，产生了“构成要件（齐备）说”、“主观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等有代表性的学说。一、犯罪未遂的现论与实践概述“构成要件（齐备）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实具体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遂的“未得逞”就是不齐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从客观的方面看，“未得逞”是犯罪完成状态下犯罪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未能齐备；从主观方面看，是犯罪分子希望完成犯罪和齐备犯罪构成全部客观要件即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和实现。此说从语言分析角度讲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一些学者批评道：行为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即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犯罪未遂。其实，犯罪未遂的特征与未遂的犯罪构成不是一个概念，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完成形态以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的犯罪构成，都是犯罪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这四个方面基本要件的有机统一体。未遂的构成要件本身并不缺乏任何要件，但缺少了某要素。有的学者还用公式作了一个更细致的说明，指出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基本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只是前者在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等的发展程度和实现程度上不同。“犯罪目的（实现）说”以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的含义就是指犯罪目的没有达到。其中又有修正的目的说，主张以行为人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发生的为既遂，未发生的为未遂。“犯罪结果（发生）说”以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是否得逞即既遂未遂区别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构成要件（齐备）说”被认为较合理地阐明了犯罪未遂的特征，几乎被各院校教材所采用，从而成为理论界通说。但随着犯罪未遂原理在分则具体犯罪运用研究的深入，这一学说受到新的质疑，从而产生了“构成要件充分展开说”和“实行行为达到目的说”。前者以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展开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使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充分展开的，是犯罪未遂。后者以实行行为是否达到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未能达到行为的直接目的的，是犯罪未遂。以上五种观点中的后四种，在理论界均有一定影响，但未能撼动第一种观点的主导地位。然而，今人奇怪的是，理论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分析，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第一种观点，而实务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认定，由于实用主交的功种主义的影响，更是五花八门。由于制度、机制、法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学术生产线出来的东西良莠不齐，我们不能奢望学理解释在短期内取得其在德国、日本那样的地位，但司法公正的呼唤、立法与司法已经提供的空间，都要求学术的自省、自律和自我发展。因此，梳理既有观点，分析其间得失，如有可能，再作出必要的推进，也是研究犯罪未遂问题应当进行的工作。二、对现有观点的梳理尽管学界对犯罪未遂问题的探讨一直未曾停止，但实际上通说的整体地位并未动摇，因为争论只是在局部进行。（一）关于犯罪未遂的概念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二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遂。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我国现行刑法与旧刑法均以同样的文字，采用法国模式对犯罪未遂作了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一般认为，这是立法对犯罪概念所作的规定，称之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不过学者们更乐意采用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表述作为理论中的犯罪未遂概念。对此并无大的分歧，不过我认为：第一，刑法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只是突出了犯罪未遂的主要特征，以形式逻辑的概念标准衡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至少，它缺少被定义项，外延也不周延；第二，由于犯罪形态尤其是犯罪的不完全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行为无“着手实行”可言，并且过失行为与间接故意行为一样，尚无分则规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自无犯罪形态可言，因此，在犯罪未遂概念中应界定“直接故意犯罪”这一外延范围，才能使概念周延。（二）关于犯罪未遂的性质 犯罪未遂究竟是犯罪的一个阶段还是犯罪的一种状态？这是犯罪未遂的性质问题，对此，各国的规定和认识均有不同。由于受《苏俄刑法典》和前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几乎都将其作为犯罪阶段来研究，从九十年代开始则全部改称“犯罪形态”，至今为止，这一定论已无人再持异议。（三）关于犯罪未遂的分类犯罪未遂的分类，又称犯罪未遂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类理、种类，即以一定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若干类型。我国理论界通行的划分标准有两种，一是以危害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将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种标准看似简单明了，但其自身建立的标准是什么，却引出了不同认识。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绝对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前者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以行为人自己的认识为判断标准；客观说认为，行为是否实行终了，是一个客观实际，故应以行为是否足以或已经危害社会为判断标准，后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一般人对犯罪行为发展程度的客观认识为判断标准。这一概括，我认为有失准确，因为：第一，它不符合客观说主张者原义：第二，人的认识都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不因认识主体的多寡而改变其主观色彩。也就是说，认识是否客观，不取决于它是个人的认识还是一般人的认识。客观说还有“法律规定说”，主张犯罪分子已经实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行为的是实行终了，否则为未实行终了。折衷说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艰苦既要考虑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又要顾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此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不一致时，究竟考虑和顾及哪一端？修正的主观说在坚持主观说的基础上，对主观说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即“犯罪构成行为要件范围内的主观说”。其含义是“在法定犯罪构成要件所限定的客观行为范围内，行为是否终了，应依犯罪分子是否自认为将实现犯罪意图所必要的全部行为都实行完毕为标准。”折衷说昙说一现，未见产生什么影响；绝对主观说的提出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并有一定影响。主观说从本质上讲是合理的，因为实行行为全文3页：

二、受贿罪既遂与未遂标准的学理判断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一般都认为，受贿罪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但由于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对于该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有若干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存在下列观点。 （一）承诺说 收受财物型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索取财物型行为人完成索取财物的行为，是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在收受贿赂的形式下，只要受贿人作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时，即构成受贿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其主要理由是：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实施向他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均侵犯了受贿罪的客体，破坏国家的廉政制度。 （二）实际受贿说[1]695-696 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或索取了他人财物是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以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受贿人收了行贿人的财物，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均构成受贿罪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收受行贿人财物的，属于未遂。 （三）谋取利益说 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是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只要受贿人为他人谋取了私利，无论其是否已经索取到他人的财物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均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构成受贿罪的未遂。 上述观点主要是基于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看法，这几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承诺说以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作为理论根据，单纯地以承诺受贿行为的法律属性为出发点，去探求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这种做法显然无视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基本要求。受贿罪存在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形态，其客观方面表现为收受、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如果行为人先承诺，承诺以后未来得及收受贿赂就案发，这种情况完全符合犯罪未遂的特征。把承诺行为作为受贿罪的既遂处理，显然有些严格。其次，收受行为标准说或称贿赂取得标准说的结论没有什么问题，但其论证过程中所阐述的理由值得商榷。中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主要有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说三种观点，其中犯罪构成说为通说。以行为人的目的是否实现为根据来论证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显然失当。再次，谋取利益说以受贿人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之所以不妥，是因为“谋取利益”并不属于该罪完备的标志。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但尚未收到财物，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受贿人基于受贿的犯罪故意，已收到了贿赂，认定为犯罪既遂，但尚未开始实际实施为行贿人谋利益的行为，如果对这些案件以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为标准来区分既遂与未遂，就会违背犯罪既遂与未遂划分的原则和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2]。 三、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综合标准 根据刑法第383、385、386条的规定，受贿罪有基本犯和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犯之分。前述观点均忽视了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基本理论[2]。所谓基本犯，是指仅具备某一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而适用该罪一般刑罚幅度的犯罪。关于无加重情节的受贿罪基本犯的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我国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所赞成的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主张以是否收到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基本犯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从刑法理论来看，这种观点坚持了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否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理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受贿罪是否得逞。而受贿罪是否得逞的认定，应以受贿行为是否已经齐备了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为准。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具体规定，受贿罪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客观方面，无论是索贿还是受贿，行为的目的就是使贿赂到达行为人手中。因此，只有行为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了贿赂，才能认为已经齐备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行为人并未从中收受财物，那么这种情形就不能认为已经齐备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能以受贿罪的既遂论处。至于是否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从受贿罪的发展过程上看。受贿犯罪可分承诺谋利益、收受贿赂、行为人谋取了利益三个阶段。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贿赂行为是一种连体的复合行为，二者缺少其一就失去刑法关于受贿的行为上的意义。如缺少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即便是收受贿赂也不构成受贿罪。同样道理，即便是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缺少收受贿赂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因此，是否完成“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不是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到贿赂，才是受贿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四、受贿罪加重犯的既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情节加重犯的条款，受贿罪就是其中之一[4]。所谓特别情节或情节加重犯，是指具备某一犯罪的基本要件，由于同时具有某种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节，按照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使其罪责加重的情形。简言之，即因具备特别严重或严重情节而依照加重于基本犯的刑罚予以处罚的情形，受贿犯罪的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是受贿犯罪行为危害严重或特别严重，以及与受贿犯罪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基本理论，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加重犯，只有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是否构成之分，而没有既遂与未遂之别。因此，只要受贿犯罪行为具有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就不应再区分既遂与未遂等犯罪形态，也不能因其受贿基本犯罪未遂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是依照较重的法定刑进行惩处。 参考文献： [1]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伍柳村.贿赂罪个案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3]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4]张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精释[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