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论文省级期刊

谈世界军事形势必须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怎么与美国相处。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是分而不散的，其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请记住：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八国集团（不包括俄罗斯），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这个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国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 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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