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