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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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歌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的珠联璧合。它以高雅的艺术品位、完美的艺术表现,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本文拟从中外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和演唱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引导歌者更好地演唱、表现艺术歌曲。
关键词: 艺术歌曲 风格特点 演唱特点 艺术表现
艺术歌曲是一种文学性、专业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音乐体裁,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和奥地利。作为一种声乐体裁,它以特定的表现手段和相应的形式结构,以及浓郁的抒情魅力,成为世界声乐艺术中十分杰出的艺术形态。艺术歌曲以独唱居多,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它是指由诗歌与音乐精密结合的一种歌曲,是一种专业性、室内性、抒情性相统一的音乐体裁,它是由诗、声乐、旋律,相对独立的器乐(钢琴)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高度融合的艺术形式。
一、外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艺术歌曲是音乐史上一种特定的体裁。在德国,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等作曲家创作的歌曲被称为Lied;在法国艺术歌曲,与之同类的歌曲被称为Melodie;流传到中国,我们将它译为“艺术歌曲”。它原本的意思是“这种微妙的艺术用不同于歌剧的策略,令人领会到歌词中戏剧性的内容”。还有与Lied一词相近的Kunstlied,它的意思则是“不同于民歌的歌曲”。曲此我们可以知道,区别于歌剧和民歌的这种歌曲形式——艺术歌曲,具体说来是指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
艺术歌曲在德国,代表作曲家是舒柏特,他所作的艺术歌曲有600余首,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米勒等人的诗为歌词。他的艺术歌曲曲调优美,意境深邃,《野玫瑰》、《春天的信念》、《魔王》等已成为流传世界的名曲。沃尔夫的200多首艺术歌曲,曲调刻意表达德语声调的特点,与歌词紧密结合,钢琴伴奏富交响性。此外,舒曼、勃拉姆斯、施特劳斯等人也作有不少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在法国称为chanson,代表作曲家有迪帕克、福雷、德彪西等。法国艺术歌曲比较精致纤柔。德彪西的歌曲多根据波德莱尔、魏尔兰等人的诗歌谱成,具有印象派的特征。艺术歌曲在俄罗斯称为романс,格林卡是此种体裁的第一个经典作曲家。随后的代表人物有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俄罗斯艺术歌曲的特点注重心理刻划。
二、我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我国艺术歌曲的启蒙深受欧洲艺术歌曲的影响,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这时期中国借鉴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第二个时期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很好结合,艺术歌曲的创作日趋成熟。至本世纪40年代,在借鉴欧洲艺术歌曲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高峰。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思乡》、青主的《我住长江头》、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歌曲。
这些艺术歌曲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第一:许多艺术歌曲采用古诗词谱曲,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清雅秀丽,幽若兰香,注重抒发内心情感,重视自传性和心理动态的表现。好似人生写照或是某种情怀的倾诉、慨叹,用词精炼,引人入胜,具有“借抒怀以古喻今,以回归探求现实”的特点。还有采用现代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如黄自的《思乡》(韦瀚章词),是抒情艺术歌曲的代表之作。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好像一幅色彩鲜明的水彩画。第二:艺术歌曲把诗歌与音乐完美的构成了一个艺术整体,达到“诗中有歌,歌中有诗”的境界。这也是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们在朗诵诗歌时,能感受到诗歌之美。也能感受到诗歌在朗诵当中语调的变化与停顿以及情绪的起伏。那么给诗歌谱上曲,它语调的抑扬顿挫和情绪的变化起伏,尤其是诗歌意境的表达更是贴切。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这首歌曲采用四句体结构,歌曲在语调和情绪的变化与诗词的语调、情绪变化非常吻合,在词曲结合中很好的采用依字创腔,唱歌犹如在吟诵,使人对诗词所描绘的朦胧的景象的遐想的空间更为广阔,给人以无限的柔美感。第三:要求演唱者(包括演奏)严格的遵从曲谱上的要求来诠释作品。
最大限度的、细腻的、发自内心的用音乐来描绘诗歌音乐所创造的意境。这也是艺术歌曲的特征之一。在演唱上更讲究“精雕细琢”,要求演唱者要具有较好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并且必须严格遵守曲谱的要求,不可对音乐或歌词做任何的改动否则会破坏歌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以及意境。第四:钢琴伴奏在音乐的总体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气氛渲染,意境烘托的手法下,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运用色彩的变化,速度的急缓,音的延长与停顿,更深层地对歌词的内涵作进一步地挖掘,为演唱者创造出特定意境,从而加深了艺术感然力,与声乐旋律一起完成对音乐形象的塑造。因此,在艺术歌曲中以“钢琴伴奏”一词来定义不太确切,准确的说钢琴和诗词、旋律一样在艺术歌曲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它能够用来表现旋律不能表现的东西,是艺术歌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中外艺术歌曲演唱风格的把握:
作品的风格或者说音乐的风格掌握得好与坏,演唱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听一些独唱音乐会的演出,有的人声音相当漂亮,发声技巧也很高超,但整台音乐会从中国民歌唱到欧洲的古典艺术歌曲,听起来声音上也好,力度上也好,韵味上也好,总是一个样,一个味,让人听了过耳即忘,缺少心灵的共鸣和艺术的回味,更有甚者太缺少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把各种风格的歌曲混淆在一起,使之南腔北调,南辕北辙,与原作差距甚远。造成这些现象的理由主要是歌唱者没有很好地在歌唱前对作品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区风格、个人风格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了解,没有能恰如其分地用自己的歌唱技巧来表达作品的风格
因此歌唱者要准确地表现作品的内涵还必须事先研究作品的风格(也就是演唱风格)。当然与其它姐妹艺术相比,音乐的风格具有更多的抽象性。音乐是无形的时间艺术,而绘画、雕塑、建筑等都是有形的空间艺术,因而他们的风格往往比音乐更容易一目了然。一个歌唱者文学修养的深浅,会直接影响他对作品的理解和风格的把握,因为风格的形成,主要就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认识基础上的。成熟的歌唱家是能把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风格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能把音乐的全部涵义,让听众“一耳了然”的。
比如演唱勃拉姆斯的作品,他的作品重视和反映德奥民族特点,体现民间诗歌和语言特色。演唱他的《摇篮曲》要注意平稳、连贯地气息制约声音,音量不易太大,唱出柔和委婉的声音效果。表现出母亲对孩子的怜爱和美好的祝愿。切忌伴随着音高的移动,提喉、挤嗓子,使音色不统一、不流畅,破坏了作品的意境。演唱自始至终要保持温柔、充满疼爱的心情,营造出母爱的朴实与伟大。
再比如演唱黄自的艺术歌曲《玫瑰三愿》、《思乡曲》、《燕语》这三首艺术作品充分体现了调式调性转换、临时变化音、临时移调等。以增强乐曲的色彩变化而常用的创作手法。德奥的艺术歌曲作品中运用调式调性转换的创作手法,以调式调性转换、临时变化音的色彩运用和歌词的韵律紧密结合,非常恰到好处的描绘了歌曲内容的意境。
当演唱到《玫瑰三愿》中“我愿那红颜常好莫凋谢”中的高音“红”字,声音既要有力度又不能喊叫;音色既要亮又要柔;既要体现少女渴望幸福的热烈心情,又要唱出当时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压抑心情。所以我们演唱的声音处理必须亮而不艳,体现压抑的心情。只有亮而圆润的音色,加上运用自如的气息配合,以及对歌曲意境的理解,对音乐风格的把握,才能把黄自先生的中国的“玫瑰三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当一首艺术歌曲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部作品,怎样在会唱、学会的基础上去做到完整的表达,这些是需要我们从歌曲的各个不同层面,各个不同角度去体验,去提炼,直到将作品了解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演唱者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演唱技巧与艺术修养,艺术歌曲的特质决定它的演唱者必须具有良好的音质,细腻的声线,清晰的咬字与恰当的情绪表达能力。因此能否唱好艺术歌曲是衡量一名合格歌唱家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
[2]石惟正,声乐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3]李林,论黄自艺术歌曲创作之特征,菏泽学院学报,2005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当今时代急需培养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这就给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因此,探索音乐表演的多元化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密切联系实际,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文章对如何采用多元化教学以及采用多元化教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 键 词:音乐表演 多元化教学 音乐表演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包括声乐、器乐、舞蹈、钢琴等专业的人才培养。多元化教学是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教学,在音乐表演中,如舞台演出、教学实践、举办音乐会、参加录音录像,包括欣赏、观看录音录像等,都属于多元化教学范畴。当然舞台的演出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仅以器乐演奏形式为例,就有很多种,如独奏、重奏、合奏、伴奏等,这些都属于多元化教学中的一部分,都可以称之为多元化教学。实践证明,在音乐表演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在以传统教学为主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学生有计划地、弹性地采用多元化教学,具有良好的效果。这一教学方式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学生普遍感到受益匪浅。笔者认为科学地采用多元化教学,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化教学的几种形式 1.舞台演出 这是音乐表演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舞台的演出形式繁多,这里重点例举器乐演奏的舞台形式。器乐演奏的舞台形式包括独奏、重奏、合奏、伴奏。 (1)独奏 只要具备演奏基础,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具备一定数量的演奏曲目,老师就应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学生上舞台进行表演,让学生多参加独奏的演出。独奏也需要经验的积累和心理素质的调试、培养。首先要把上台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例如,检查一下乐器的状态如何,音准调试得是否准确等。调整放松自己的心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舞台上才能充分发挥并展示自己的技术水平。一般音乐表演的考试大都以此种形式出现。笔者抓住考试前的机会,给学生上公开点评课,也就是每个学生上舞台演奏准备要参加的考试曲目,其他同学进行点评。同时寻找不足,当场改进。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下去反复练习,下次必须解决。通过公开点评课的训练,学生进步很快,而且在考试过程中,每个学生的进步幅度都非常明显,收效极佳。 (2)重奏 重奏不同于独奏。它讲究相互配合。因此双方的互相配合十分关键,二者是一体,在演奏自己声部的同时,也能倾听到或感受到对方的演奏声部的进行,要使两个声部有条不紊地结合,这样才能够配合好。要倾听和声的整体效果,积极主动、和谐合作、默契配合。在短学期教学期间,笔者采用多元化教学,给学生布置两首器乐重奏作品,要他们亲自演奏,体会音乐感觉。虽然刚开始对于没有过合奏经历的学生来讲,挺有难度,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学生热情很高,都主动找老师给他们安排重奏训练。 (3)合奏 合奏是器乐演奏最常见的一种演奏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平时要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会对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很多人就缺少合奏意识及合奏经验,最终无法胜任合奏。除了依靠学院的合奏课,还要寻找各种机会多参加合奏训练,及时总结,不断积累经验。 (4)伴奏 伴奏是音乐表演中的另一种形式,如独奏伴奏、独唱伴奏、舞蹈伴奏等,是大家非常熟悉多见的一种形式。伴奏所处的地位不同,它处于辅助地位,起配合和烘托、衬托的作用。伴奏时要突出主旋律,要做好陪衬和铺垫工作。学生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克服困难,多参加伴奏,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服务意识。 2.录音 录音和平时演奏不同,一说到录音学生就都会有一种紧张感,不过这样他们会更加认真对待,必要的紧张还是要有的,但不能失控。在没有录像的条件下,笔者就组织学生录音,每次的考试都要录下来,反复听,帮助学生查找不足之处。这对学生的提高非常有帮助。录音时演奏者本身所用的力度和平时也有所区别,因为麦克风的灵敏度极高,它所处的位置、角度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音响效果,包括演奏者的松弛度和紧张度等,都会对录音产生影响。所以在录音时,要多讲究音色和音质。这样对录音的效果有益。在录音时,往往不用平时舞台演出时的力度,则会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否则,麦克风的灵敏度大,用平时的力度来演奏带来的噪音大,效果极差。录音时,应该多在演奏技巧上下工夫,例如,在进行琵琶演奏时左手要多加些“吟”弦的技巧,这会使声音更加有润性,音色柔美好听,获得很好的效果。 有时笔者把学生带进录音棚,进行多元化教学,表面上看给人比较松散的感觉,其实更接近于现实。实际上更接近实际,这就是实践,是学生在一对一的课堂上所学不到的知识,也是超前实现目标的良好途径。如果没有实际操作,就没有以上经验的积累。 就像学生在学校学习,只有理论基础,没有社会实践是不完美的。年轻时应抓住大好时光,勇于创造,拼搏进取,我们就会有收获,就会有成绩。如果在学校时就积累经验,等到走上社会后就能够很快地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求。采用多元化教学,能解决这一难题。 3.录像 录制音乐要讲究声情并茂,这是表演的进一步升华,必须自然松弛,美观大方。这是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完美结合,不可紧张或松懈。有的演奏员,一录制作品就很假,很做作,或录制不好反复地接录,这些都会对录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要定时安排录像,可以在学期的期末考试时给学生录制。先讲录制的要求,然后再由有经验的老师进行点评,找出每个学生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总结,不断积累提高录制效率。这也是多元化教学的体现。 4.举办演奏会 定期组织学生举办演奏会,对积累舞台经验大有好处。有的学生基础不好,弹奏几首曲子就没劲了,弹不动了,基本功匮乏。这样的同学就要求多练习基本功,练习力度、速度、耐力等,这些提高后,方可上台演奏。有的学生怯场,无法控制自己紧张的情绪,导致不能正常发挥和演奏。所以要多为他们创造演出机会,多锻炼从而缓解紧张度。对于特别爱紧张的同学,刚开始可以安排和其他同学一起演奏,经过锻炼逐渐适应后,再让他自己进行表演。这样就逐渐缓解了学生的紧张心理,让他们更加松弛,从而达到自由发挥的境地。 5.参加教学实践 要有计划地让学生亲自参加教学实践。在短学期教学工作期间,笔者安排了两名大一年级的学生,来给两名小学生授课。课的内容是一首短小的琵琶复调二重奏作品,这些内容笔者事先并没有教过他们。对他们来说都是刚刚接触的新作品,笔者在旁边现场指导,学生们换位了,现在他们不是学生,是老师。老师在教学时,就要有迅速试奏的能力,科学安排指序、把位,还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时他们的注意力是绝对的高度集中,这时他们的试谱、安排指序指法等就显得更加积极主动了。当遇到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他们解决起来有难度时,就会主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一起分析解决。这样他们在小学生面前既不失去自尊,又可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当发现他们的演奏姿势懈怠时,笔者就在旁边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演奏形态,学生会学你们的。小同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小同学,积极主动配合老师的思维,主动试奏,很快可以学会。有的小同学试奏本来就不快,也不主动配合老师,就等着老师一句一句地教,这就考验老师的耐力和耐心了。等到笔者送两位同学离开课堂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老师,其实你当老师也挺不容易啊!”笔者开心地笑了。通过实践,首先,让他们懂得了老师的辛苦和用心。这样回到他们自己的课堂,他们会更加积极地配合老师的教学。其次,他们得到了教学上的训练,也为将来教学积累了经验,为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做准备。这就是多元化教学带来的益处。所以,有计划地采用多元化教学,结合多媒体进行教学,多看、多听大师及演奏家的演奏和表演,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声情并茂,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进步。 二、如何采用多元化教学 要做好多元化教学,教与学是相互的。无论是对老师的专业素质还是对学生的本身素质要求都是较高的。 1.多元化教学对学生的要求 (1)学生要具备较好的基础和音乐素质。人人知道,无论做什么,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然而基本功的训练往往是一些学生的弱项。如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苦练基本功,提高学生练功的积极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采取了集体练功的形式,互相勉励、互相促进的方法,一起练功,从而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他们听到同学在练功,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主动要求参加到练功的行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基本功训练往往很枯燥,还需要一定的体力、毅力。有的传统乐曲很长,不好背谱。这需要有能吃苦耐劳的精神,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地反复训练才能达到要求。 (3)德艺双馨。学生不但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要有严禁谦虚的学风,品学兼优,德才兼备。要培养人情、人格、人性等全面发展的人才,要以此为积淀培养合格的人才。 2.多元化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在多元化教学中主要应实现以下方面的内容。 (1)引导启发。音乐表演本身就是对音乐作品的艺术再创造,要求学生有创新,有自己的构思和想法,教师不要过多干涉其思路,关键在于引导。在不违背音乐规律和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学生尽情发挥,给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空间。 (2)归纳重点。教师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有计划地学习、复习学过的乐曲,预习不同时代的新作品,分析它们的结构和特点。老师可以归纳重点,鼓励学生改编创作。通过实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由浅入深。音乐表演是综合性的艺术,教师要把握难度和进度,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有了老师的正确引导,学生的积极配合,多元化教学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当今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就应采用多元化教学的培养方式,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更有效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合格人才。 三、实行多元化教学带来的社会效益 1.自食其力,信心倍增。笔者在多年的音乐表演的实际教学中,尝试着采用多元化教学的方式。有的学生在校期间就不断地实践,逐渐积累经验,自食其力。通过多种形式的锻炼学习,学生增强了学习热情和自信心。多元化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对学生采用多元化教学,可使教学更加灵活、切合实际。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3.积累经验,符合社会发展。采用多元化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校期间就不断地摸索和积累实践经验,将来他们就能够很快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通过不断地探索并采用多元化教学,学生能够迅速成长,这是技术能力的培养,符合市场要求,学生从中受益匪浅。 总之,音乐表演的多元化教学,灵活多样,积极有效。它补充了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是传统教学与现代化教学的完美结合体。多元化教学有助于理论与实际的密切配合,使学生迅速有效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这点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有文化,更要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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