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研究论文

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在新世纪之初，从理论上对孔子以来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儒学史作一宏观的回顾与总结，并对新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型态略作展望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贡献一得之见，求教于儒学研究者与批评者。一、“仁本礼用”——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自从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国学术史的时代划分以来[1]，人们对中国儒学史作出了多种不同的阶段划分，可以说见仁见智，各有所本。而在我看来，从儒学问世以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间，如果从思想史的演变轨迹看，大体可以将它划分为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个发展阶段的六种理论型态。但如从其基本思想模式的质的差异而言，则又可归纳为三大发展阶段中的三种理论型态：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即从先秦孔子仁学到清代实学的整个古代儒学，可概括为“仁本礼用” 式的古典儒学；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即从近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仁学到现代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可概括为“中体西用”式的改良型儒学；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变革型儒学，它是从经济全球化、社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去寻求儒学的革新和定位的，从体用关系而言，可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传统型的儒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立言宗旨各不相同的思想派别，如先秦有“儒分为八”之说，汉唐经学有古文派、今文派、综合派之异，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永嘉事功学之别，但就其基本思想模式而言，整个古代儒学都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这个“仁本礼用”之学是由孔子奠基而由历代儒家予以不断完善的。 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 在孔子“仁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仁”与“礼”。孔子仁学中的“仁”，是一个本体性的道德范畴，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行为。它“发乎内而著于外”，是由自身修养体悟形成的道德自觉，而非从外面强加于己的制度规矩。而孔子仁学中的“礼”，则主要是作为制度性的伦理范畴呈现的。如《礼记》所载：“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准则，又是“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准则，它规范着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师生）的等级秩序，并成为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伦理规范与与秩序性制度[2]。 在孔子“仁学”中，“仁”与“礼”并非同等重要，而是本末、体用关系。孔子虽然重视“礼”的作用，但他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维系道德仁心的重要，认识到“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叹。他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清楚地阐明了仁、义、礼的本末关系，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极），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可见，在孔子思想逻辑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树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亲情，而以尊贤为宜，而礼制的规范则以道德之仁为依据。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复礼”以克己自修为前提，“克己”则以符合礼义为归宿，内修自省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便是仁，而仁的确立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觉。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而又经过后天修养体悟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礼”是成全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和制度。换言之，仁是本，是体；礼是末，是用。所以，我们把孔子创立的儒学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 继孔子而起的孟子，沿着孔子“仁本礼用”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学命题，进而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仁心行仁政）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主义的政治学命题，建立了他的“性善”论和“仁政”说。从基本思想模式而言，孟学与孔学都是“仁本礼用”之学。略有不同的是，孔子是以“仁”为最高道德范畴，而以“礼”为外在的伦理规范，以“智”为辅助成仁的能力，而孟子却将仁、义、礼、智都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情感，并赋与“善”的道德价值判断，而不把“礼”当作纯粹外在的规范。这表现出孟学具有将孔子仁学进一步导向确立内在道德主体的方向。 继之而起的荀子，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优劣短长[3]，而从与孟子不同的理论角度丰富发展了先秦儒学。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者爱人”、“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为王道之本，主张“王者先仁而后礼”（《大略》），强调了道德之“仁”对于修身立命、治国理民的重要。另一方面，他比孔孟更强调礼义、法度对于“正身”、“正国”即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作用，把“隆礼重法”看作王道的首要任务。在荀子看来，礼义、法度是统治者为了节制人的欲望、抑制因人欲泛滥导致暴乱以及为了改造人性而制定的十分必要的制度性规范。这同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的“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的思路是不同的，其思考的重点不在内在道德仁性的培养而在外在伦理制度的完善，从而在儒学史上开辟了一条崇尚礼法的思路，因而可称之为先秦儒学中的“礼学”。但这个“礼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仁本礼用”之学。二、经学、理学与实学——古典儒学的三次转型 自孔孟荀之后，传统型的古典儒学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先秦子学转型为汉唐经学。秦汉之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和主张“无为而治，待时而动”的道家黄老之学先后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儒学一度衰落。但汉武帝即位后，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推行“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制政策，并将尊儒政策落实到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上，从而使儒学得以复兴，并形成了根据儒家经典阐释圣人“微言大义”的“注经”风气，于是儒学转型为经学。经学时期大体始于西汉而止于唐代，故称汉唐经学。汉唐经学的特点，一是儒学政治化、制度化，儒家的道德、伦理、政治理想部分地转化为现实的统治制度（从纲常名教到礼仪制度）；二是推崇孔子，以经为法。由于董仲舒等儒家大师的提倡和尊崇，孔子开始被神化，《诗》、《书》、《易》、《礼》、《春秋》等先秦古籍也被经典化、教条化，特别是《春秋》，被奉为改革制度、治理国家、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三是儒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驳杂不纯，无所不包”的特点，它不仅继承了孔孟荀之学，而且吸收、揉合了先秦“阴阳五行”之学和道家、法家的主张而组合为非常庞杂的经学体系，甚至泛滥为任意胡诌的“谶纬学”而导致经学的没落。这一时期的儒家人物，属于今文经学派的有董仲舒、刘向、何休，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有刘歆、扬雄、王充，属于兼融今古文的综合派经学家有郑玄、王肃、王通等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董仲舒。董仲舒的经学思想，脱胎于孔子的“仁本礼用”思想模式，而又杂糅了阴阳家的“阳尊阴卑”说、五行家的“相生相克”说、以及黄老道家的“刑德相养”说，从而建构为以“天人感应”为思维逻辑、以“三纲五常”、“任德不任刑”为主要内容的德治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德本刑用”的思想模式，这正是汉唐经学家共通的思想模式。 第二次转型为宋、元、明时期，汉唐经学转型为宋明理学。魏晋以降，经学渐衰而佛教勃兴，形成了对传统儒学的严重挑战。于是，隋儒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说[4]，唐儒韩愈首倡“道统”说，李翱又创“复性”说，力图应付挑战，重振儒学，从而成为开宋明理学之先河的儒学家。 宋明理学肇始于唐，终结于清初，历经千年，构成了古代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其理论发展轨迹看，可以说是由韩愈、李翱发其端、周敦颐、张载奠其基、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陆九渊分其流、王阳明开其新、刘蕺山殿其后的新儒学。 宋明理学内分许多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性理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理学派”：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将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与“天命”、“天道”、“太极”等范畴合并为一个本体性质的“理”（或“天理”），又在“分理气为二”的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的理学体系。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的根本观念，在孟子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心”（道德仁心）或“良知”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的心学体系。然而，尽管理学与心学千差万别，但其基本思想模式却是相同的。即他们的本体性范畴实质上都是“道德之仁”，他们的基本思想模式都是以修身成己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用，走的是“内圣外王”之路，实际上是孔孟“仁本礼用”思想模式在宋明时期的翻版。 但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有其理论的缺陷。最大的问题是，它那个涵括一切的“天理”(或性或心或良知)实质上是一个超验的、绝对化的道德本体，在理论上混淆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文、真与善、知识与价值的界限，而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过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略社会的实践和人类的需要。这种以“超凡入圣”为最高目标的道德形上学，其境界虽高，但充其量只能成为极少数“道德高明之士”的精神境界，而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是缺乏号召力的。因此，当社会矛盾激化、出现“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大变革局面时，那种不切实用的道德心性之学便走向衰落。于是，古典儒学发生第三次转型，即从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转型。它起于明末，止于清末，约经二百六十余年。 清代实学既是在反省宋明理学的弊端以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进程中，又是在回应“西学东渐”的新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反省批判宋明理学以改革儒学，消化吸收西方新学以补充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以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明清之际，一批富有历史使命感又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唐甄等人，深刻总结了历代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把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如黄宗羲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论，唐甄提出了“帝王皆贼”论），并以托古改制方式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意识的王道政治理想，从而形成了一股强调从“外王事功”层面落实儒家政治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潮。他们还严厉批评了宋明儒家心性之学的浮虚学风，而提倡“通经致用”、“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从而把儒学从“高谈性命”的道德形上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变成明体适用、讲究世务的实学。再者，自明代万历七年（1579）以后，随着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中国传教经商，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给予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以很大影响，也大大助长了实学学风。 至乾嘉时期，属于浙东经史学派的全祖望、章学诚以及乾嘉考据学的皖派首领戴震等人，继承了清初实学“经世致用”的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戴震针对宋明儒“存理灭欲”论而提出“理存乎欲”的命题，揭露统治者利用理学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明白表露了实学家对人生权利的肯定和承认，这在中国儒学史上是很重要的理论进步。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濒临崩溃。在内忧外患交替、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冲击下，深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掀起了检讨社会弊病、呼吁社会改革的实学新潮。其时，龚自珍大声疾呼“更法”、“变古”，提出了改革“一祖之法”的要求；魏源则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继之而起的是同治、光绪时代的“洋务派儒家”，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其所谓“中学”或“旧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其所谓“西学”或“新学”，是指西方科技、政制、历史，即“西政、西艺、西史”之类。 他们认为，“中学”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应世事”的“外学”，应当内外兼用以匡救时弊。[5] 洋务派儒家提出“中体西用”口号，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儒学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企图通过吸收西方新知新学以弥补传统理论之缺陷、进而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观努力。这标志着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学，开始尝试突破旧学的思想模式而寻找改革开新之路。但他们所谓的“西学”，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西方之“学”而主要是西洋之“技”，他们在基本思想模式上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儒学的藩篱，因此也就没有实现从古典儒学向现代儒学的根本转型。然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及以后一百多年的“中西体用”之争，对于人们探索儒学转型乃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三、从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学——儒学的改良与开新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儒学史的转折点。这场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深远。它使中国从此真正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由维新派儒家——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创立的新儒学，尽管有些不伦不类，却已具备了新儒学的雏形，并为百年以后的新儒学提示了发展方向。 道、咸、同、光时期的儒家，虽然发出了“师夷长技”、“西学为用”之类呼吁，但他们无非是在具体事功即传统儒家所谓“外王”之“用”上做文章，而并没有从形上本体改造传统儒学，所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被真正对西学有所了解、咀嚼、消化并竭力提倡的严复嘲笑为“牛体马用”论。到光绪中期变法维新思潮兴起，康有为、谭嗣同等便尝试改造儒学的旧体旧用、使之转化为新体新用、以建立“不中不西”之新学。他们在理论上尝试突破古典儒学“仁本礼用”的思想模式而又推崇并弘扬古典儒学的仁爱精神，尝试融合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的精神于其新学体系而又“食洋不化”，他们所做的仍然是儒学的改良与维新，我们可以称之为“维新仁学”。 康有为“维新仁学”的特点是：第一，在儒家“变易”观念指导下，将西方社会进化论融入儒家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提出了“全变”型的社会改革理想。他主张全面的改革，不仅要变事、变政、变法，而且要“变道”，认为无论天道还是人道，都是“善变而能久”，世界各国都是“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皇帝第六书》）。第二，在哲学本体论上，他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及哲学范畴融入传统儒学的“元”、“气”、“仁”等范畴，而统合为精神与物质合而为一的道，实际上建立了近似西方二元论的本体论学说。他认为，“元”是天地万物之“本始”，是“起造天地”之“气”，也即“万物一体”之“仁”。他还特别赋予本体之“仁”以双重属性，指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也。……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虽有内外体用之殊，其为道则一。”（《孟子微》）又说：“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天人同气，无内外之分。物即己而己即物，天即人而人即天。”（《中庸注》）。显然，康有为的本体论，是将物质与精神、人道（道德、人事、政治）与天道（物质结构、功能与自然规律）混而为一的混合哲学。第三，在政治学说上，康有为将西方平等、博爱、民主、法治思想融入于儒家的“仁学”，而改良成具有西方民主色彩的儒家人文主义。他说：“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人之心生”、“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由此出”。他解释《中庸》所引孔子言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中庸注》）这样，康有为就将孔子塑造成了近代民主精神的化身，儒家的“仁学”也转化成为近代的人道主义了。尽管康有为的学说中包含着许多理论的矛盾和牵强附会，但它反映了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改革派企图熔古今中西之学于一炉以为中国改革提供新思想新理论的努力，也是传统儒学面临西学日盛的挑战时所作出的自我改革与理论回应。 谭嗣同也是维新仁学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仁学》一书，以新学新知解释历史，评论旧学，力图以“仁”、“学”二字去综合、涵括由孔教、耶教、佛教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熔古今中西之学于一炉的新“仁学”思想体系。诚如梁启超所说：“ 《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大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仁学叙》）这指出了谭氏“仁学”以会通世界各家各派学说的根本大法为己任，虽有“仁学”之名，但其宗旨内容已与传统“仁学”相差千万里了。对此，谭嗣同自己也很清楚，他在《仁学·仁学界说》中写道： 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 由此可见，谭嗣同所谓的“仁”，是世界的本源，是会通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本体之“有”，所谓的“学”，指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学问，是统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群学群教”。这样的“仁学”，似乎亦中亦西、不伦不类，但却是亦体亦用、即体即用的。谭氏“仁学”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体系是否精密、理论观点有无矛盾，而在于作者冲决一切网罗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的改革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于作者吸纳西学、西政的开放精神，在于作者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敏锐眼光与理论勇气。 总之，康有为、谭嗣同的“维新仁学”，建立了一套与传统儒学迥然不同但却是以“求仁”为宗旨、以综合吸纳古今中西之学为宏愿的“新学”。他们就像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以宗教改革为己任那样，在十九世纪末承担起了儒学改革的使命。他们虽未建立一个能救中国并正确指导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新儒学体系，但他们为传统儒学的根本性转型、为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料。 整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大转折的世纪。在动荡频仍、变革踵接的历史背景下，形形色色的思潮走马灯式地登上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在相互碰撞、交锋、批判、渗透、会通乃至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思想潮流，即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为本位的西化思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新儒学思潮。期间引人注目且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一个围绕“古今中西之学”而展开的“体用”之争，在这个思想争论中，出现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新体新用”、“体用不二”、“离体讲用”、“全盘西化”、“创造转化”、“综合创新”等种种见仁见智之说。现代新儒学思潮便是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潮起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熊十力、张君劢等开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继其后、另有钱穆、冯友兰等各树一帜的现代新儒家，尽管在学说内容和逻辑结构上很少雷同，但其思考问题的方向、思路以及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并发扬了近代维新仁学特别是康有为的思路和学风的。所谓“现代新儒家”，就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融合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并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 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熊十力（1883—1968）、张君劢（1886——1969），系统化于牟宗三（1909——1996年）的“新心学”和冯友兰（1895-1990）的“新理学”，而普及化于八十、九十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丁文江为一方代表与张君劢为另一方代表所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的思想论战（即所谓“科玄论战”），是富有现代特色的西学与中学之争，是中国式的科学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所谓“科学主义者”或曰“全盘西化论者”所维护的是科学精神，所要“打倒”的是代表中国数千年传统的“孔家店”，所大声疾呼的是要求中国现代化，而所谓“玄学主义者”或曰“现代新儒家”所维护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习惯或信念”，所要肯定的是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所承认的是中国必须现代化，所反对的是以“科学定律”指导人生以及“现代化必须打倒孔家店”之类的观点。[6]张君劢后来在回顾这场辩论时写道：“就作为哲学和道德标准而言，儒家是可以现代化的。儒家思想中并没有与现代社会所谓人性尊严或权利不合的地方。”[7]仅此一言，就足以凸现现代新儒学的“应对性”特点。但现代新儒家应对西学、新学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挑战的根本良方，则在于对传统的古典儒学作出能适应现代化的改造或改良。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并形成了一大学派——台港新儒家学派，其理论体系也臻于精密，冯友兰则基本上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完备。但他们在改造儒学的“道体”、阐释其理论系统、建设新儒学的形上学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十力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其所著《新唯识论》、《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和《十力语要》诸书。他对于现代新儒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依照宋明理学心性论特别是陆王心学的致思方法建立了一个颇为精密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道德形上学体系是以“良知”或“德性”为本体的。他在《十力语要·答牟宗三》一文中说： 良知，即《新论》（指《新唯识论》）所云“性智”。故《经》言“致知在格物”，正显“良知”体万物而流通无阂之妙。 《新论》言本体真常者，乃就本体之“德”言……曰：“真常者，言其德也。德有二义：德性，德用。曰寂静、曰生生、曰变化、曰刚健、曰纯善、曰灵明，皆言其德也. 在熊十力看来，这个“本体真常”，并非悬空无用之体，而是“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之体。

恢复秩序的共同理想在秦代以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混乱，战争和篡弑不绝。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中国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其中儒家学说的三位重要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想通过提倡某些政治理想，令举国上下产生守礼爱人的思想，希望国民透过自我省察，达到爱人的目标，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三子的差别孔子主张透过「仁」、「守礼」等伦理道德来恢复社会秩序；孟子主张回复人本来的善性，并加以发扬光大，便可以成就各种德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必须通过礼法，使各阶层的人安守本份，社会才会安定。荀子的事迹荀子，名况，又称荀卿，赵国人，生於孟子之后，是儒家学说的继承者，曾於齐国讲学。荀子跟孔子和孟子一样，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推行王道学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以「远交近攻」之说游说秦昭襄王。荀子还企图说服齐君实行王道，以争取天下统一。「性恶」与「礼治」荀子的思想中心是「性恶」和「礼治」。他认为人的本性有为恶的倾向，而且又有各种欲念，若不透过教育改善，很容易会引起纷争。他又主张统治者要重视礼法，以礼使人安守本份，维持社会秩序，当中已具有法治的成分。荀子也重新界定天人的关系，认为天没有意志，人们应该凭著自己的努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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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位学生在不同的情境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也会避免给予千篇一律的回答。例如，樊迟问仁三次，孔子的回答前后便不尽相同。[4]这样的回答方式应该不是流於散漫变成了无章法，而是如颜渊所赞叹的「循循然善诱人」（〈子罕‧10〉），而「循循善诱」反过来也很能说明因材施教的精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二种表现方式所涉及的课题，都和个人的或社政的伦理趣向息息相关，而与具有相对确定答案的物理知识较无牵连。然而，即使面对伦理方面的课题，孔子给的答案既非专就伦理概念的普遍定义发言，亦非著眼於纯粹客观的意义去构绘进德修业的操作要领，而是总要落实在一定的时空人物的脉络内，扣紧发问者在提升自身的德行修养时，可就近切入或可悬为远程目标的下手处予以提点之。由於孔子特别重视个体自身伦理实践的发趣，而不尚空谈，他的因材施教便与伦理教化上的个别提点成为二而一、一而二的并进措施。（二）可能的限制 因材施教在孔子的教育事业并非毫无限制。事实上，因材施教走不通的地方，正好是孔子的教育事业本身碰到局限之处。此所谓局限，主要有二。第一，因材施教无法抵达连施教者自身都不熟悉的领域。〈子路‧4〉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3. 以因材施教的精神点出有关进德修业的操作要领，最为脍炙人口的例子之一见於〈先进篇‧21〉：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4. 樊迟问仁三次，孔子每一次的回答各具特色：「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20〉）；「爱人」（〈颜渊‧22〉）；「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19〉）。页42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以《论语》、《阿含经》、和《大般若经》为根据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五期（）樊迟的问题，就好像有人进到一家中餐馆却要点法国菜。正如同没有一家餐馆能供应天底下每一道菜肴，孔子也和任何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无法摄尽所有的学问。碰到樊迟的这种情况，孔子只能徒具因材施教之精神，其因材施教之「教」的内容却硬是施展不出来。由此可知，光是具备因材施教的精神并不够，施教者还必须不断拓展自身的学识领域，如此方可在审量求学者的个别差异之余，确实拿得出够水准的材料来满足求学者的学习需求。施教者的学识领域越是恢弘广大且又能照顾到深度的进展，其因材施教之精神也就越能落实。孔子凭藉一己之「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述而‧2〉，不仅本身的学养公认为达到他那个时代的巅峰状态，也造就许多学生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大科目各有专擅的表现。因此，类似樊迟的这种情况，固然形成孔子以因材施教为主轴的教育事业上的一大局限，但是吾人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孔子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5]并且尽心尽力在他一辈子当中能够探问的领域不断往广度与深度去拓展一己的学养（参阅〈公冶长‧28〉）。 孔子的因材施教另外还有一种局限：虽然教育的内容的确是孔子所熟悉的，但是师生的遇合关系却使得孔子有严重的使不上力的感觉，以致难以或根本无从教起。一般而论，孔子基於自己所说的「有教无类」（〈卫灵公‧38〉）的胸怀，带出一生多彩多姿的教育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孔子抱持相当程度的「道德严格主义」，其严格的标准不易松动，以致若有学生无法或不愿将自己的德行修养提高到合乎孔子的标准，那就几乎再无其它方便的办法可让师生的一场遇合在教育上有实质的推展。孔子的「道德严格--------------------------------------------------------------------------------5. 除了樊迟请学稼与为圃之事，其它很显著的类似事例亦不在少数。例如，〈卫灵公‧1〉记载：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页43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以《论语》、《阿含经》、和《大般若经》为根据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五期（）主义」一方面表现在不轻许人以「仁」，另一方面或可拿〈公冶长‧25〉的记载来说明他替一般人的不德相当引以为耻：「子曰：『巧言、令色、足

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社会道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现代社会道德问题反思》

摘要：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道德，本文就孔孟荀的人性观以及义利观进行讨论，以此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孔孟荀的人性观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这也是他们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的基础和前提;孔孟荀的义利观则让我们看到，义利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肯定人性的可塑造性，义利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可塑性，并通过道德约束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孔孟荀;人性观;义利观

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道德，例如好心人搀扶跌倒的老人，而老人却反过来诬陷好心人以此来讹诈医药费等等，此类报导的屡屡出现不禁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人就大呼社会道德因此类问题的出现而退了三十年，社会道德已滑坡严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等等，那么，现在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人变坏了还是因为人太贪财了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道德，同时也涉及人性观以及义利观问题，本文就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观以及义利观进行讨论，以此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中国性论有一特点，即以善恶论性;关于性的主要争点，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①追述到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人性善恶的讨论与他们的义利观紧密联系。孔子对于人性善恶并未有明确定义，孔子论“性”兼及“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程树德在《论语集解》中将这句话解释为：“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②广义而言，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习行，即个人的知行活动;二是指习俗，即广义上的社会环境。孔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环境和习行的不同而导致人格的差异。对于人天生本性的善恶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的善恶的表现是会受到“习”的影响的，孔子承认人性具有可塑性，并且人性的可塑性在人的品德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明确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此来正确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按义利范畴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深晓于义，故以义为行为标准，小人专注于利，故以利为追求目标，孔子在这里强调人们应该成为“君子”而非“小人”，这就为人们树立了正确的义利观导向，指出将义视为行为的根本准则，“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在强调先义后利的同时，孔子也指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但如果因求利而有悖于“义”，在他看来是不足取的，对此他态度很明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面》)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得到的富贵，符合仁义的要求，内心坦然，得之无愧，而利用不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得到的富贵，违背仁义的要求，内心愧疚，要坚决加以拒绝。

孔子的“性相近”在孟子那里被引申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是道德完善的人，而是指每个人生下来就具有向善的资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四心”为人的完美德行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同时构成了人格完善的内在根据，所以孟子的“性善”在指出人具有向善的本能的同时，也承认了人性的可塑性，所以在义利观上孟子强调人们要重义轻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提出人和禽兽的差异很少，而这很少的差异就体现在“仁义”上，人的自然属性是动物性的，但其精神文化方面是超越动物本性的，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精神文化里的“仁义”，在这里取义和取利，已经不仅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而是人与动物的分野，所以在孟子这里，重义轻利的选择不仅仅是人的行为准则规范，更是人的道德主体意识的体现。对于孟子来说人生来就具有“四心”，但因为种种原因，从现实状况来看人的道德意识往往会落空，人会选择抛弃仁义而选择利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腾文公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生活的时代较之于孔子时代更为复杂，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加不讲道义，在杨朱的“为我”观念盛行之时，孟子提出人不能只顾个人私利而抛开义，人应该重视义而不是被利益所驱使。

荀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习相远”持“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指出，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欲望，就定会出现争抢掠夺，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所以要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荀子的人性论是从人的生理感官上来讲的，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但这只不过是荀子对人的自然本能的描述，至于人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特性，荀子的回答与孟子有着相似之处：“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化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邀莫不有辨。”(《荀子・非相》)荀子在这里区分人的自然之性与道德之性，他认为人的本然状态包含着向恶的趋向，但认为通过“化性起伪”可以使人的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存在，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是善的礼乐教化，荀子强调用后天的礼义，包括法律规范等的引导和约束来改变人的本性之恶，从而使人走向道德上的圆满，这里也同样体现了人性的可塑造性。荀子指出人对“利”的欲望是人不可避免的本性，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人是有选择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因此利欲必须有所节制即“以义制利”(《荀子・正论》)，荀子强调“义”的重要性，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立足点是“义”而不是“利”。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荀子对于人性观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道德的完善，这也是他们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的基础和前提;而孔子、孟子、荀子的义利观则让我们看到，义利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肯定人性的可塑造性，肯定人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而义利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与繁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③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的确需要社会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找解决措施，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对社会道德失去信心，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可塑性并通过道德约束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程树德.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注解：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50.

② 程树德.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18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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