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朴学论文范文资料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 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经学有理、朴之别。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新安理学培育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

朴学，清代江藩称为“汉学”，孙星衍称其“考据学”，梁启超、胡适则称其为“乾嘉之学”。称其“朴学”，是因为它比空疏的宋学显得质朴；称其“汉学”，是因为它否定宋学，旨在恢复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一系的东汉经学；称其为“乾嘉之学”，是因为它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朴学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朴学，指的是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狭义的朴学，则指乾嘉时期的学术风尚。“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朴学的渊源是汉代的经学，秦并六国后，焚书坑儒，曾给予儒学以沉重的打击。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始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祭孔子，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订法制；惠帝继承前制，废除民间挟书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汉武帝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借助道家哲学，又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融入儒学，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阐述他“三纲五常”的理论，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主观唯心论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丁汉武帝维护统一、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因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从此，研究经学便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汉初经籍的来源有二，一是由汉代的宿儒通过口耳相传，时人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如由秦故博士济南伏生传下的《尚书》，由鲁人申培所传的《丹诗》，燕人韩婴所传《韩诗》及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齐人胡母生及董仲舒所传的《公羊春秋》等等，这类所传的经，称为今文经，而阐述今文经的学派，后人称为今文学派。二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歌父子在整理皇家“秘府”(国家图书馆)时，发现一部分由河间献王刘德和孔子后裔孔安国先后献上的，据说是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先秦经卷，这些经卷都是用籀文(大篆)所写，后人称其为古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不只是书写的文字和读法不同，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也有很大的不同。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具有神学化的特点，阴阳五行学与谶纬相结合，妄诞的迷信成分很多，经师为博取利禄、迎合亡意，解经无休止地比附引申，支离蔓衍。而古文经学在学术上则强调“通训诂”、“举大义”，认为训诂不明，经义不彰，应从文字川诂去阐明经义，发扬“五经之道”，古文经派治学态度虽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但又未免于过分好古、信古。这样，汉代经学在学术术上就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学派，学派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古文经学者攻击今文经的经文和训诂的讹误，今文经”学者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直至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在考汀训诂的基础上为《易》、《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群经作笺注，打破了两汉以来的师法、家法，以古文经学为本，兼采今文经学可取的内容，实现了今文、古文经学的合流，才结束厂两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纷争。从汉末开始，中国进入几百年分裂动乱时期，以封建政治伦理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失去了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经学进入了衰落时期。此后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相继在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直到清朝，经学才重新勃兴，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学，扛起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复兴古文经学，他提倡“引古筹今”，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于是致力于音韵训诂之研究，著《音学五书》，详考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其所作《日知录》32卷，“凡经义、史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开创了清代朴学。朴学在乾嘉时代被徽州考据学家发挥到极致，其科学的考证精神被广泛运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舆地等各个学术方面而成为专门化的研究。它远绍东汉古文经学，近承顾(炎武)、阎(若璩)二氏之说，而又自成体系，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徽州朴学。这表现在，徽州朴学客观上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朴学具有经学的性质，小学、天文、历算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经学的附庸；另一方面，朴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地涉及小芋、大文、历算、舆地等，这些学科本身属于科学的领域，正是在对这些具体学科的研究中，朴学家提出了实事求是，推求阙疑的科学原则，从而使这些学科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与此相应，徽州朴学家本身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经学家，又多是为考据而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徽派朴学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中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开创了"求真务实"的学风,二是创发了具有启蒙作用和民主精神的"义理"学说,三是构建了小学方面的诸多系统理论,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乾嘉时期登上竦桀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安朱子理学，历经七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明代中后期，逐渐凋零、衰落。理学人物不敢越“朱子之学”雷池一步，识见无大树，或斤斤计较于一字一义之失，使“朱子之学”流于支离，陷于僵化。清乾隆年间，徽州人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开创的“朴学”精神.徽派朴学作为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其影响力非常广泛。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