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逋(968——1028),字君复,北宋初期"晚唐体"诗人之一,以《山园小梅二首•其一》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名世。不娶无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有《林和靖诗集》存世。前人对其论述颇多,如元人脱脱在《宋史•隐逸传》[1]中说,"(林逋)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淡峭特,多奇句",同时人梅尧臣说,"其谈道,孔孟也;其语近世之文,韩李也;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其趋向博远,寄适于诗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中说,"其诗澄淡高逸,如其为人",钱钟书先生的[3]说,"林逋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笔者搜检建国后有关论文,发现林逋的生卒年研究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而林逋的籍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林逋的诗歌创作研究,已经认识到"平淡"特色,至于林逋的酬唱之作今人仍未进行有意的研究;而关于他的思想研究还处于试探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认识。笔者仅撰此文回顾前人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作一资料性的整理。一 林逋生平思想研究(一)生平研究1、籍贯研究。今人的诸多文学史著作都是沿用《宋史》,"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然而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奉化县的方志作者认为,"林逋为奉化黄贤村人。"(远阜.《林逋是哪里人》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他们依据《黄贤林氏家谱》立论,此种看法后来被编进《奉化市志》[4]。也有对这两种看法持保留意见的提法,如《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上编》[5]这样表述:"林逋,奉化人,一作钱塘(今属杭州)"。林逋是杭州人,还是奉化人,抑或出生于奉化,后移居杭州,个中因缘尚待探究。2、生卒年研究。林逋的生卒年一般表述为:(967——1028)。如《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8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429页),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大典(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281页),李俊琪绘画 高克勤等撰文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29页)等皆作"林逋(967——1028)"。学者对林逋的卒年宋仁宗天圣六年戊辰(1028)一般都无异议。值得探讨的是,林逋的卒年是"六十一岁"[6]还是"六十二岁"[7]。李一飞《林逋早年行踪及生卒考异》(《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和朱则杰 《孤山 处士 林和靖》(《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2期) 二文都认为应是"卒年六十一岁"。以此逆推,林逋生年当为"乾德六年(968)"。朱则杰先生认为,此前的文学史资料记载的只有《全宋诗》[8]中的林逋简介是正确的。其实,徐规先生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9]也确定林逋的生年为968年。(二)思想研究钟婴《林和靖其人其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一文纵观林逋的一生,认为他的"隐"有家世的原因;有对宋朝世俗社会及对当时某些国策(如封禅等)的不满,也有自身的佛学哲学思想和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等多种原因。"恬淡好古"的性格因素固然重要,但主要是社会因素。俞明伦《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一文,认为"林逋被逼成隐士沉没下去"、"林逋本来也是个自命不凡、热中功业的人"。此论对林逋的看法好像有点不堪听,但是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10]对林逋的评价更低,说他"长揖公卿,妆点湖山,而颂其诗,想见其为人,身冷眼热,遂开后来山人无数法门,而逋其典型也。"俞文引言部分谦言,"本文不能说旁征博引,抉幽探微,只是想讲出一点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谓之翻案文章,亦无不可",可惜未能引起当时学界的反响。钟婴《犹喜曾无封禅书——林逋评传》[11]一文对林逋的生平及家世进行论述,其中对林逋的籍贯"四明(宁波古称)说"存疑。林逋和"宋初五代遗民及诗僧"的交游,此文论述至为详尽,全景式的展现了林逋的生活和才识。将林逋的哲学思想界定为"主要继承了陶渊明,不汲汲于富贵"。尤为可贵的是,文末附录了"林逋生平系年",于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有开创之功。谢先模《林逋诗中的愤世思想》(《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一文在分析了林逋的有关诗歌后,认为"林逋诗歌中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不甘屈服,对官场丑恶现象给予辛辣的讽刺,对世道的愤慨","凡此种种,使他思想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他痛苦极了,于是愤世嫉俗的思想产生了"。有关林逋思想中的矛盾成分,赵齐平先生亦有论述[12]。林逋确实一直停留在"隐、显"的矛盾之中,不能解脱;中国古代隐士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林逋也不能例外。张毅先生认为:"在林逋身上,儒家的道德完善与道释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相表里,表现出一种清高脱俗的节操和高雅闲逸的人格。"[13]马茂军《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林逋追慕的是更为远古的太古、三代的生活方式......追慕的是巢由那样的太古逸民人格",林逋的"隐逸思想融摄儒道,而且浸染了禅学思想"。此论为我们探究林逋的思想渊源,提供了一个视角,也为林逋处士身份的阐释做了有益的尝试。二 诗词创作及成就研究(一)诗词创作研究1 、诗歌研究。夏承焘先生的论文《东风世界话梅花》(《光明日报》,1961年3月21日"东风"副刊)和《林逋的诗和大中祥符的‘天书'》(《文汇报》,1962年7月7日第4版"笔会"),对林逋的《自作寿堂(生圹)因书一绝以志之》[14]的创作背景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此诗"为林逋不满‘天书封禅'而作的",并非是"临终所作",从而纠正了《东都事略》[15]《五朝名臣言行录》[16] 等史书的错误。对林逋的诗歌研究,一般集中在"梅花"诗的研究,且以鉴赏为主。如李汝伦《独特的构思 迷人的诗境——林和靖〈山园小梅〉欣赏》(《广州日报》,1980年7月13日第3版)一文,在字词赏析的基础上,作一艺术概括。诸多类似论文没有脱离这种路数,于林逋研究的推进不是太大。值得欣慰的是,有些论者将林逋的《山园小梅》诗与另外一些作家的同题诗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林诗的独特艺术成就,如杨磊《自立新意 真为绝唱——读林逋诗〈梅花〉》(《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一文,将林诗与前代及后代咏梅诗相比,指出林诗取意于前人而独秀于后人,其诗充分运用了"传神"和"烘托"的艺术手法。前引赵齐平《暗香疏影——说林逋〈山园小梅〉(其一)》一文,在对《山园小梅•其一》赏析的基础上,将后代名家对"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和"雪后园林方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二联的评赏进行了梳理,无异于林逋咏梅诗接受史之研究。尤为可贵的是,此文对方回的"晚唐体"界定表示异议,明确申论"林逋诗,不属晚唐体。"此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林逋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提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的研究当不囿于前人,须立足作品、努力还原作品或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固有价值。另如王友胜《风姿体态无限情 梅品人品相同意——齐己、林逋、律然咏梅诗评赏》(《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1期)一文,在比较三人的描写对象(分别为早梅、盛梅和落梅)的基础上,对各人创作的思想意义进行分析,进而总结三人的不同艺术特色(分别为"一与多"、"虚与实"和"动与静"的结合)。这种对不同作家之间同类作品的比较研究,为我们认识林逋的文学成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法论指导。李炳海《净土法门盛而梅花尊——宋代梅花诗及其佛教的因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一文,在分析若干宋代梅花诗的基础上,得出梅之高洁的吟咏与净土宗的风行有关,林逋受净土宗的影响而形成了其笔下的梅之"洁净的化身,赋予它清冷峻峭,不可亵渎的品格",为我们探讨林逋的思想与佛教的因缘提供了一个极其有意义的视角。程杰《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上的意义》(《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一文,为林逋的咏梅组诗定了合适的文学史位置。林逋以其"发现了梅花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枝、影'美,从而梅花的清峭疏瘦美得以完整的确立","在林逋那里,梅与‘水'、‘月'成了一个经典的组合,‘水'、‘月'皆为梅花‘表德'","林氏以隐士心性咏梅,开创了咏梅重在品格立意的新境界",此论境界开阔。至于林逋咏梅诗以外的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隐逸诗和山水诗的研究。钟必琴《林逋和他的山林隐逸诗》(《中国典籍文化》,1997年第2期)一文,对其具有代表性的诗进行赏析,认为"(林逋的诗歌)确实是富于一种隐士特有的幽情逸趣"。吕辉《简论林逋山水诗》(《运城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第6期)一文对林逋的山水诗进行分析,其实仍走的单篇赏析的路子。而陶文鹏先生的《林逋:毕生致力于表现西湖美》一文认为:"他(林逋)毕竟是中国诗歌史上继谢灵运之后又一位毕生主要致力于山水诗的诗人。他的人品与诗风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逋对杭州西湖富于诗情画意的表现,确实给了苏轼许多启发,使他更进一步为西湖传神写照,创造出更多脍炙人口的西湖山水歌。"[17],此文将林逋的西湖山水诗放在山水诗史的大体系中进行分析,为定位林逋的文学史地位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林逋传世的三百一十三首诗中,其与达官、僧侣抑或无名氏之酬唱作品有一百五十多首,占全部诗作的近二分之一,可惜我们的研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倘若我们梳理了这些诗作,我们的林逋生平研究定会取得基础性的突破。也许这样的难度很大,但作为作家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诗作。2 、词的研究。林逋有词三首,以《长相思•惜别》和《点绛唇•题草》最为著名。吴奔星先生的 《豪情如潮 柔情似水——读潘阆的 〈酒泉子〉和林逋的〈长相思〉》(《名作欣赏》,1981年第1期) 一文认为,"二者皆写钱塘江潮水,前者豪情如潮,后者柔情似水......两词表明北宋初期已经透露出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的先声",此论是否有所拔高,有待探究。但林逋的"《长相思•惜别》......写离情,有民歌风致,语言清丽淡雅。"[18]上承唐五代词的清新流丽传统还是很明显的。徐英《多情自古伤别离——林逋〈长相思〉词欣赏》(《广州文艺》,1983年第2期)一文在赏析词意的基础上,概括了其艺术特色。另有《梅妻鹿子林和靖》[19]一文,据传说,《长相思•惜别》为林逋将放游江淮,与一女子作别时所作。此论和前几年余秋雨先生据此词认为,"林逋有妻子和儿子,"[20]相类,其中的臆造已为金文明先生辩驳(参见王寅《‘咬嚼'余秋雨》《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而《点绛唇•题草》一词,《能改斋漫录•卷十七》[21]记载有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和作并比高下,可见林逋该词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应该对此词进行深入研究。(二)文学成就研究前引钟婴《林和靖其人其诗》一文分析林逋山水诗具有澄淡高逸、清新邃美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林逋诗的基本特色。另外指出,林诗还有豪放峭拔的特色。他文学观上,推崇《诗经》、《楚辞》、杜甫和王昌龄,创作实践上受陶渊明的影响。前引俞明伦《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一文,对林逋的艺术特色评价颇高,谓"(林逋)写诗善用白描手法"、"他的诗多半是描写山水景物之作,跟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站在反‘西昆体'的阵营是很明显的。他毕竟与王禹偁、苏舜钦等人一样,坚持着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人之先,透露出宋代诗歌革新的消息"。此说为我们准确认识林逋的文学史地位,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研究视角。前引马茂军《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一文认为"林逋思想上的复古,带来了文学艺术上的复古倾向。他不拘俗套,不讲究骈偶华艳,而追慕古代艺术风范,创造古拙淡雅的艺术风貌",说林逋的"隐逸思想融摄儒道,而且浸染了禅学思想","平淡说准确的概括了林逋诗的艺术风貌,而且晚唐体则是林逋技巧上师法的路数"。有的文学史对林逋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了论述,如刘大杰先生认为:"我们细读他的诗集,其中充满了柔弱与做作,同时又囿于近体的格律,缺少豪气与魄力。"[2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23]认为,林逋的诗歌"完整的意境、活泼的情趣,则是九僧诗所缺乏的......林逋诗的风格比较丰富,已经对贾姚诗风的藩篱有所突破。" 林逋的诗风是否具有复古的倾向,似仍当在阅读大量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林诗和九僧诸人的细小狭窄之作相比还是境界比较阔大舒畅的。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建国后林逋的研究有以下特点:一、生平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惜生平研究中的年谱研究仍未开展;与此相对,思想研究的角度从远古思想到陶渊明以至净土宗,体现了研究者的开阔视野。二、作品和创作成就的研究基本上遵循了立足作品,从而概括出其艺术特色,并取得共同的认识"平淡邃美",可惜林逋的酬唱之作仍未进行研究;至于林逋的文学史地位,仍然没有超越前人的"晚唐体"说(赵齐平先生的立论除外)。有关林逋的研究尚无学术性专著,此前只有沈幼征《林和靖诗集》[24]的校注本,为林氏的诗词、书启等作了一详尽的注释整理,于林逋研究奠定基础。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钟婴先生的专著《林和靖与西湖》[25]作为杭州市的《西湖丛书》之一,旨在宣传杭州的旅游资源,著者力求作品的通俗性,对林逋诗歌进行了深入的赏析,颂赞了林逋于西湖孤山的开创之功,为开发西湖旅游资源做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其中大多数论文是80年代写就的,但钟婴先生的研究仍是以文本为基础。此种研究也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如何与现实社会的需求相结合"这一新的课题,为林逋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