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历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资源、资金、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于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趋势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探寻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新航路的开辟。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出现了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家、冒险家渴望得到欧洲之外的特产(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将欧洲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图发财致富;同时又要绕开控制了东西方商路的奥斯曼土耳其,所以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开始了探索到达东方的新航路的历程。经过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探索,到达东方及环球航行的新航路开辟出来。新航路的开辟,彻底宣告世界各地隔绝状态的终结,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也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征服掠夺的过程。美洲大片的庄园被开辟出来,导致了“三角贸易”的兴起与繁荣;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非洲,但交换的是近亿的黑奴;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等整船整船地运往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世纪,英国逐步征服了印度,大肆掠夺印度的棉花等原材料,并把棉布等商品倾销到印度。由此可见,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繁荣与非洲、美洲、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不再是独立地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765年,英国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了。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用于纺织部门,将人类推进到蒸汽时代。随后,交通运输等部门使用蒸汽动力,火车、汽船相继发明问世,生产效率获得飞速提高。此后,法国、美国等国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销往国外,亚非拉地区成为其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东方从属于西方。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汽车、电报、电话、飞机等相继问世,并投入使用,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促使垄断组织形成、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并被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并被美国控制,这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便利了列强攫取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把世界经济活动从时间、空间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便捷、快速。这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优势互补、互相依存,日益紧密地形成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发展。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东西方两大集团剑拔弩张局面消失,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格局。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在不断增长,成为有效扼制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世界局势得到缓和,各国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中取胜。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是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更加现代化,国际资金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度空前加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为获得超额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企业内部分工,形成国际生产和营销网络,使一国的生产与多国的生产紧密相联。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国际化,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2002年,中国海尔集团已在美国、意大利、摩洛哥等地建立13家工厂,在海外有8个设计中心,4万多个营销网点,12家海外销售公司,实现全球营业额602亿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不断,因而需要建立完善的国际协调机制。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负责对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行仲裁,以促进成员国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掀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页,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出现了一体化的经济区域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商品、劳动力、技术等的国际流动,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国及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将获得最大利益,这将压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从而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执行同样的“游戏规则”,承担基本相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严重的压力,甚至有的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再次,经济运行风险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普遍增大,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更密切,因而更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如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导致世界经济严重下滑,大批银行倒闭、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规避其对我国不利的一面,利用其对我国有利的一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抢抓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浅议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摘 要: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关键词:工程管理;项目管理一、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程建设采用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设计单位、施丁单位、物资供应单伦分工协作的体制,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员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棋越来越大,上程内容越米越复杂,建设要求越来越高,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传统的以工程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为主体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日益显示出其各主要环节设计、施工、物资供应之间互相分割与脱节,工程建设周期长,工作效率不高,投资效益低下等缺点。二、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呼唤专业管理组织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也就是说,需要有专门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为之服务。这种组织应该有与项目管理相应的功能、机构、程序、方法和技术;有相应的资质、人才、经验,能够为业主提供最优秀的项目管理服务,能够为业主创造最大限度的效益。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英文简称)推荐的项目管理模式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委托完成设计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承包商,但承包商不负责设计。另一种是以FIDIC《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完成雇主要求或项目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总承包商,这种模式承包商负责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全过程服务,这就是EPC总承包模式。FIDIC合同条件是在总结近百年来工程承包合同经验的基础上,经多次修改出版的范本。它反映了建设项目的共同规律;充分考虑和兼顾了业主、承包商、分承包商各方的责、权、利,力求不偏袒任何一方:它的有关条款以法律为依据,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按照国际工程承包的惯例进行编写,许多条款在工程承包界都有共同的理解,具有科学、公正、严谨、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三、有关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一)大力推广采用FIDIC项目管理模式和FIDIC合同条件我国已在一些大型工程和国际承包工程中采用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采用还不够普遍,宣传面也不够广泛。1999年,FIDIC出版了一套新的合同条件范本.对老版本从结构上、定义上和适用范围上作了较大改进,这对我国工程项目承包业将起积极作用。我们应尽快组织制定以FIDIC合同条件为基础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范本,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改变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一些业主单位和部门主管领导观念陈旧.地方和部门条块分割,在项目管理上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盛行,保护主义严重的局面。尽快让工程项目管理从传统的自营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实现同国际惯例接轨。(二)大力培育EPC全功能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目前我国设计力量和施工力量总体过剩,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存在“僧多粥少”现象,而专门从事EPC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力量却十分路弱,能为业主提供全过程项目管理服务和具有EPC承包能力的工程公司寥寥无几。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对全过程项目管理能为项目和业主创造可观效益这一点认识不足。实践证明,全过程项目管理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服务活动,是最能为业主创造价值和效益的一种服务。二是对项目管理要求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项目管理需要专业化这一点认识不足。国内有相当多的业主和主管领导认为项目管理很简单,谁都可以管理,因而不愿意委托专业化的工程承包公司实施工程项目管理。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在我国大力培育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因为设计在工程建设中起主导作用,设计院人才较集中,人才资源丰富。把一批骨干设计院转变为具有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是当前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三)加快落实投资项目法人制,组织业主培训1992年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责任制的暂行规定》,并随后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又指出:全面实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收理制、合同管理制,健全投资约束机制。这使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二点:一是业主责任问题。业主责任问题的根本还是“真业主”和“假业主”的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而由于所有权和机制上的各种原因,业主真正关心的或者在决策时实际上考虑的,往往不是项目的最终效益,在立项阶段,他们往往考虑怎样使项目能被批准,什么时候能被批准;在决定项目管理模式时,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附和政府官员的意志;在决策是否推行EPC总承包时,他们更关心本邪门人员安排及利益等。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浪费和腐败,最终后果是损害项目的效益,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项目法人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二是业主素质问题。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最大的决策权,能否正确决策取决于业主的素质。业主不一定必须是项目管理专家,但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的业主应该具备必要的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他们应该了解项目管理费用、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他们应该懂得项目的费用不一定越低越好,费用低到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程度,工程就会出质量事故。进度也不一定越快越好,建设周期压缩到不合理程度,就会不得不增加费用或影响质量;质量也不一定越高越好,质量的标准应是适宜和合格,质量过剩是一种浪费。也就是说,应该用最终创造的效益来衡量和决定项目的合理费用、合理周期和合格的质量标准。当业土盲目拍板一个不合理的费用、不合理的周期或不合理的质量标准,实际上往往已适得其反,埋下了项目失败的祸根。业主的项目管理涉及到项目管理模式的选择、设计和承包商的选择、项目的协调和控制、项目的合同管理和接收等诸多方面。业主既不要代替和过多于预专业化的工程公司的项目管理,又不放弃对项目的监督和控制,这要涉及到项目管理方面的许多知识。实践证明,业主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的成败,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以后,对业主(项目法人)进行培训是很有必要的。(四)组织开展项目管理技术研究开发,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是分离的。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咨询公司还为数不多。我国现有的工程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或评估;现有的设计院不负责采购和施工管理。现有的监理公司主要任务实际上是项目施工阶段的现场施工质量监督,因此,对于项目管理作为一门科学,EPC全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过程以及项目管理技术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工具,还缺乏研究、总结和提高。发达国家的某些业主和承包商甚至认为中国的工程公司和承包商目前还不具备独立管理和控制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项目管理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提高项目管理技术水平是我国工程建设界的当务之急。为了提高我国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应重视和提倡工程项目管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可以以“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作为主题,先简略描述“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之后表达自己对“中国”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并且在未来的时间里,会是一个什么走向,中国在全球化中能达到什么效果,正文: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目前较为流行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它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在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较为有代表性的是伍贻康的解释,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协调;
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和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以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形成了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层次和多方式的交织和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经合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认为,经济全球化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和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最初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由跨国集团带到全世界,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局限性和经济掠取的特点。“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还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控制世界经济所行使的一种经济手段。
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加有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弊更多一些。于中国而言,制定相应的趋利避害措施,优化企业管理模式,完善经济结构,以此减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第一次回答可获2分,答案被采纳可获得悬赏分和额外20分奖励。1998年3月,江泽 民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参与到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三、结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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