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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基础参考[毕业论文]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初探”（之一）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下称《准则》），对于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一个独立的警种，又是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个部门；它既要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又要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和业务训练；既要接触案件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又要为法院内部其他人员服务。因此，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与法官职业道德，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具体内容上的区别。 当前，人民法院加大改革步伐，致力于建设一支精英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新的形势对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建设，对于维护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有哪些基本要求呢？根据司法警察自身职业特点，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应有以下5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忠于职守、服务审判、公正执法 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是法官和其他法院干部所不可替代的。司法警察应当热爱这个职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严格职业操守。司法警察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就要求每个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不怕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基本职责，是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审判应作为法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司法警察应当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司法警察职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依法执行各项警务，从事执法活动，公平和正义应当成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理念。忠实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和权威，既是司法警察的职责要求，也是其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二、规范执勤、保障诉讼、注重效率 司法警察的警务工作主要是提押、值庭、临时看管、送达诉讼文书、执行死刑和协助民事执行等，这些工作大多是依照有关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规范性的操作。因此，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质，熟悉与警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并使之形成一种职业修养和职业习惯。司法警察没有裁判权和决定权，在履行职务中往往是根据法官的指令行事，为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司法警察应充分尊重法官对案件的裁判和决定权，不得随意发表对案件处理的看法，更不得泄露具体案情。同时，应注意在诉讼程序上与法官协调配合，完成送达、提押、值庭、执行等工作，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注重效率，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和法官安排，及时、有效、审慎、适当地完成保障工作。 三、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 这一基本要求是司法警察职业特点决定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实行单独序列、编队管理、双重领导，其组织管理和职务行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军事化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还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突发情况。所以，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对于司法警察来说尤其重要，这是司法警察履行特定职责的必然要求。这一基本要求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就必须有高度的依法办事意识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特别是执行重要警务或者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听从指挥，不可擅自行事；在处置突发性事件中，要注意协调配合，发扬团队精神。 四、注重仪表、文明礼貌、方便群众 司法警察是一种面对社会公众的职业，其职业活动反映人民法院的作风形象，也体现了司法警察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司法警察在日常警务活动中，要与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群众打交道，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因此，司法警察在执勤中，要注意警容严整，按照规定着装并佩戴警种、警号、警衔标志，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接待旁听人员和来访群众时应谦虚热情、慎重处事，防止简单粗暴、推诿搪塞、敷衍了事；即使遇到一些不讲道理、不听劝阻的人和事，也要态度冷静，保持有理有节，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司法警察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必须按照司法理念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充分尊重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的诉权，并保障其人权，以维护人民法院公正、文明的形象。 五、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清正廉洁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警察应当像法官一样清正廉洁，在行使职务活动中必须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腐蚀，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职业实践活动中，通过道德评价、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监督等途径建立起来的。要使司法警察队伍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约束机制，还需要研究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自我修养和制度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和问题。 职业道德的教育和监督，是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外部条件；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养，是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内在动力。为了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最高法院要求全国法院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项主题教育。在司法警察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是加强法警队伍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的内容，要以《准则》为基本依据，并突出法警工作的特点，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当前法警队伍职业道德现状看，应重点抓好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理念、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风范教育。 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形成，还需要实施有效的监督。要把职业道德教育与目标管理考核结合起来。在对司法警察进行目标管理考核中，应增加“职业道德”的项目，并把这一内容放在重要位置，使之制度化、经常化，从而建立全面、系统的司法警察职业道德考核监督机制。 [毕业论文]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初探”（之二）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准则》不仅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操守和规范，也是全体法院干部包括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参照标准。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为人民法院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 作提供服务和保障的一个重要部门，司法警察的性质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其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行政人员和法警，参照执行本准则的有关规定”。本文结合法警工作特点和《准则》基本要求，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大家知道，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由于一定的职业要求和职业关系，在长期职业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并为业内人员普遍遵守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司法警察是现行人民警察序列中一个独立的警种，是国家司法机关担负特定任务的警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是司法警察的职业性质和职责任务决定的，属于国家司法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因此，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除应当具有公民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共性要求外，还应体现出司法警察在职业道德上独具的特征： 1、司法警察职业道德与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质上的共同性。警察职业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较之其他职业活动，有着特殊的社会职能，即执行国家强制和保障人民民主这两个最基本的社会职能。这种特殊性，要求人民警察必须遵守一些特殊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特殊的道德品质。人民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国家组织，担负着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职能，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活动方式，在履行职务中经常面临着比其他职业更为危险的考验，这就要求人民警察具有英勇顽强、无私无畏、反应快速、令行禁止、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等品德。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要履行提押、值庭、临时看管、送达、执行死刑和协助民事执行、安全保卫、处理突发事件等职责，其职业活动与人民警察的职业活动有着共同的性质。这就要求司法警察具有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质，能够承受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具备超乎一般人的吃苦精神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对于司法警察来说，也就有不同于其他职业人员的特殊要求。

>“那么，第一间房里的炉灶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知道，在右边……”“是的，是……”德塞耶又同意了。（10）原来如此，德塞耶便是这样知道案情的。反映在案卷中的全是经指供产生的虚假内知证据，检察官、陪审员和法官都被欺。第三，全面收集。一个内知证据，就好象是一条锁链锁住犯罪人，众多的内知证据，就宛如众多条锁琏，能牢牢缚住狡猾的作案人。上文所举的故意杀人犯马增德，便是这样被制服的。对一个侦查人员来说，客观上存在着内知证据，而不去发现它，并全面收集它，乃是一种严重失职。毫无疑义，自觉地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是一名侦查人员的基本职责和技能。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毋庸赘述。第四，进行过细地调查，及时发现固定内知证据。有些证据具有十分明显的内知证据价值，如犯罪现场位置、被害人受侵害 具体情形、犯罪对象的特征等等。有些则在案发当时往往不甚明显。因此，在调查初期，如勘查检验、访问，必须十分过细，尽可能全面掌握各种 信息，并及时用文字、图像等加以固定。不然的话，原先工作不过细，甚至马虎，时过境迁，当作案人供述了具有内知证据价值的内容时，由于相关证据未能及时收集而泯灭，或者粗糙而无法弥补，从而就丧失了内知证据。因此可以说，过细的调查，是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的前提，是做好侦查工作的基础。注：（1）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2）该案例选自《刑侦精选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9页。（3）（9）勒内·弗洛里奥（法）：《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第74页。（4）（8）该二案例选自《刑事证据百例评析》，崔敏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7页，第310—314页。（5）该案例选自《疑难凶杀案件研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82页。（6）该案例选自《人民检察》1983年第5期。（7）该案例选自1995年12月19日《中国检察报》。（10）该案例选自勒内·弗洛里奥著《错案》，第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