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规划议论文历史素材

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当自己回首往事时遗叹不要太多。奋斗会美化你的人生。在刻骨铭心地领悟生活的时候，在心灵得以深层次净化的时候，有一种万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那就是美妙的两个字“奋斗”。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应正确对待自己人生旅途上的对与错成与败的转换。因此，作为收割成果的我们，不要让岁月流逝在不时地回头自己的成果之中，我们只顾一直朝前看，奋斗不止。崇高的理想，神色的毅志，只会在奋斗中形成，美好的愿望，甜蜜的憧憬，只能在追求，奋斗的韵味里展现，奋斗是力量之术。没有奋斗，生命之树怎样常青？一个哲学家曾这样说过；“人生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一生中最想得到的，二是得到了一生中最想得到的。”人生最大的意义价值就是欢乐，幸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让我们一起奋斗，创造亮丽的人生一个人如果没有奋斗目标，那么他不会成功，美丽亮丽的人生将离他远去。奋斗是意志的坚实脚步。所有成功者的足迹都洒满了勤奋的血汗，多么聪明的人，信心再大，信心再大，意志再坚强。若没有勤奋的实际行动，一切都是空。奋斗是长期的艰苦劳动。奋斗成为我们青年求知的优良品德和习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畏缩不前的人，不愿出力流汗的人，永远尝不到勤奋的甘甜。我们两个说不定还是同名啊你姓什么？人是从动物进化、分离提升出来的。因而人作为人存在时，已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双重的存在物，既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又是一种社会的族类存在物。人作为一种族类存在物，显然与纯粹自然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始终不可忘记人类的老祖宗始于动物、源于动物，一定的动物遗传基因将跟随人类终身。人类与动物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和共通的特征。人类从动物向人的进化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艰难岁月，人类从野蛮人向文明人、向真正的人过渡同样也必将经历漫长的无数代人的艰难而痛苦的进化过程。因而以人为本，我们只能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本。不仅要看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不仅要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异性，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相通性;不仅要看到我们人类有强大的理性与自觉，也要看到人类也常会出现动物的疯狂与茫茫然。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1](P24)有生命的个人生物体是人的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的现实载体，这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现代生物科学研究已充分证实了一点：绝大部份人类性状（如身高、体重、智力等）和行为都是由多个不同的人类基因所控制并且是可遗传的。环境因素会对基因表达产生强大的影响，环境可以放大或阻碍基因的效应，但环境不能取代或排除基因的作用。不具备人类基因的动物肉体组织再怎么生活在人的环境中也不能变为人。经过科学家的长期努力，人类终于打开了自己生命的天书：人有23对染色体，每对染色本包含数千个基因，每个基因又是由不同排列组合的化合物碱基组成，人类基因组共有30亿个核苷酸的序列------虽然人类要真正读懂这本天书也许还要几百年或上千年，不过一些大体的概念我们已经了解了，例如人与黑猩猩的差异在基因，种族的差异在基因，疾病的生成在基因，甚至肥胖与否、自杀等行为也在基因，而作为人的性格的秘密也大部份埋藏在基因之中。当然人类基因的先天影响是和人类后天的“文化基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的。前不久发生的马加爵残杀四同学案中所透视出的问题，显然不仅是一般社会经济和教育问题，更反映了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人类生命体的研究，加强对人类基因作用的研究以及对基因缺陷所致的人格障碍的研究与针对性防治。这样才能坚持人本唯物论。什么是人类本性？什么是人的本质？这是长期存在着争议的敏感话题。一种看法是将两者割裂开来：人的本性就是指人的动物本能，人的本质则是指人超越于动物性所应该成为的样子。还有一种看法，则将两者看成完全是一回事：人性就是人的本质。其中有一部分人只对人性或人的本质只作抽象认识（如性本善、性本恶）；而另有一部分人只是坚持对人性和人的本质只作具体的理解（如只强调人的阶级性、社会历史性等）。以上看法都没有分清两者应有的联系与区别。马克思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人类本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将两者视为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辩证统一体。严格说，马克思并没有对人类本性或人的本质作明确地定义性表述，但字里行间对这两大基本概念所作的意思表达还是很清楚的，尤其是马克思原著中经常在“合乎人性”“适合人类本性”与“占有人的本质”“实现我的人的本质”等不同语境中使用人类本性和人的本质两大概念，以明确揭示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联系表现为，人类本性与人的本质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属性，其中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前者的集中表现与个性展开；区别在于，人类本性，是对人类客观存在的类特性即基本共性的概括与抽象。人的本质，则主要是指个体对人类本性的自我体认与个性展开，是对人的个性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之本质差异的分析与归纳。所谓人类本性，一般地说，是指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基本属性。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本性主要包含三个基本点：（1）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因与内在意向，是求生存求发展的自我实现欲。（2）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是自由自觉地活动。（3）人类生命活动的方式，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相对稳定的人类本性客观要件。那么其中谁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要件？有人认为是人的社会性，也有人认为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文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看：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因与意向——自我实现欲，应是人类本性之本源，也是人与动物之间本原性区别。所谓自我实现欲，即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的欲望潜力。从广义看，包括最低层的吃、喝、穿、住、行、安全和中层的感情、社交、尊重等需要的自我利益实现欲，也包括高层次自我能力展示、自我个性完善等自我价值实现欲。这种自我实现欲望力，客观潜存于人类心灵深处并随着人的生命周期及外部刺激而有规律地递增与发展。每个人的欲望值，虽然不同，但自我实现的潜在欲求却是一致的，共同的。马克思在分析人类本性时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P32、P25、P35)新的需要，又将产生新的自我实现的历史活动，如此不断循环往复。这里马克思在分析中刻意在“创造历史”四个字上加上“引号”以说明这里的“创造历史”非主观的有意识的创造历史，而是指人类在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之前就具有“创造历史”展示自我力量（实现自我）的潜能、潜意识、潜在欲望，这种潜能是与生俱来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因此，人类是由与生俱来的创造历史、实现自我的潜在欲望力为驱动本源，而产生出自由自觉的社会生产等实践活动的，生产劳动又进一步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促进了人类的不断进化与多向度发展。顽强、非凡的自我实现欲望力是人类得以自由自觉创造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与内在动力,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人的社会性都是由此而派生的。从我们祖先“肉体组织”的先天条件看，类人猿跑不如马快，力不比牛大，凶猛不及虎狼,智能也不比黑猩猩强很多。但为何最终是人类成为宇宙之王，万物之灵？为什么人类能不断进化发展而其它动物却始终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根源就在于：人类具有多层次、多向度和无限增长、永不满足的自我实现驱动力和欲望力，而一般动物的欲望力则是低层次、单向度和少变化的，它们很容易满足于“温饱”等本能需要，别无他求。现代科学研究已发现，人类的自我实现欲是打入人的基因之中的，这种欲望力，同人类潜在的体力、智力等客观存在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极大地影响着人类诸多方面的发展。在洛克菲勒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实验室中，神经遗传学家分离出一种与人的欲望力密切相关的名叫VIRLI的基因，这种VIRLI欲望基因使得人类在外部世界的信息素刺激下，会产生积极自我意识与反应，生成具体目标与渴望，再由渴望转化为自我实现的行动，达成自我愿望的最大满足。一般动物缺少这种特殊的欲望基因，从而永远只能有低层次单向度的欲望力，无以充分进化和发展。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因而，人类，也只有人类，才会拥有远大理想和社会规划，才能不断刷新和创造自已的历史。所谓自我实现，当然离不开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已出发的”。“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P86、P286)恩格斯也认为：“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已的事，------”[3](p12)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史人认为，“从自己出发”做“利已的事”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与创造的最合乎人性的、最正常的内在动因与活力之源。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等，目的也正在于要建立调动人的一切积极因素（自我实现欲）的内在机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注定要生活在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阴影之中呢？并非如此。这就是人生！

《2015年高考作文素材：人生规划》的文章，供大家参考阅读！1、“红楼痴儒”周汝昌：一生只做一件事。曹雪芹为了一部《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三百年后，周汝昌为了一部《红楼梦》，目盲耳聋，穷六十载，建立红学“四支”，使《红楼梦》之光华，粲然世间。红学家中，高人辈出，然而，如周汝昌用功之勤，用情之深者，再无二人。如今，周老先生驾鹤西去，其名字却与《红楼梦》一道，铭刻在时间的轨道上，流芳百世。2、甘相伟《站着上北大》。很多人看到书名都很奇怪，何为站着上北大呢？原来，甘相伟本是北京大学的一名保安，“站着”只是他的一种工作状态。凭着自身的努力，他最终成了北大学子。甘相伟来自大别山区的偏远山村，由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不得不放弃到县里高中读书的机会。2007年初，心中的读书梦再次燃起，他来到北京，和众多学子一起走进了梦寐以求的燕园。不同的是，甘相伟成为了北大西门的一名保安。生活在燕园，行走在未名湖畔，甘相伟贪婪地享受着北大的人文氛围。工作之余，他溜进课堂蹭课、听名师讲座、泡图书馆……2008年，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并以高出录取分数线60分的成绩成为北大成教院中文系的本科生。从此，甘相伟开始半工半读。站在岗亭里，他是北大保安；走进课堂，他是北大学生。在北大期间，甘相伟总是随身带着纸笔，有了灵感就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几年里，他先后写了几百篇文章。2012年6月，他的第一本书《站着上北大》正式出版，北大校长周其凤为该书作序，并称赞说，这种努力进取的精神，令人钦佩。甘相伟的经历感动了无数人，他也被誉为“中国保安出书第一人”。3、张玉霞：不想让人同情的盲人歌手。在2012年7月13日“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最后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选手张玉霞，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她是盲人，但她的声音好像是来自天堂，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今年35岁的张玉霞，目前在台北淡水做街头艺人。三个月大时，由于视神经萎缩导致失明，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歌唱事业，歌龄长达15年。“中国好声音”导演邬稚晖，最初联系张玉霞时，她不愿意参加节目，她之前一直对自己唱歌获得大家赞赏心存疑虑：“是不是因为同情我才喜欢我？”邬稚晖表示，从最初跟张玉霞接触，到说服她站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花费了超过3个月时间。一曲《独上西楼》，把命运的孤寂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与那英合唱的《征服》，却又将不被命运征服的决心展示得气势磅礴。这就是张玉霞，不想被人同情的盲人歌手。有位名人说过：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坚持3年，必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张玉霞为歌唱事业坚守了15年，她成功了。当我们聆听她那美如天籁的歌声时，请千万不要忘记她曾经的辛苦付出与执著追求。

什么是人生规划？是指一个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眼前的机遇和制约因素，积极主动地确立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奋斗目标，然后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确定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 人生规划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毕生的成败。而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规划以立身处世，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期，就是一个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智者恃谋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够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如贾诩、荀攸、诸葛亮等人，都是正确把握了自己人生规划的高手。但三国群雄之中，称得上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得最完美最精彩的，笔者认为非魏国的司马懿莫属。 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如果没有他，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来得轻轻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了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堪称“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晋书》上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在笔者看来，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规划自己人生的，便在“聪明多大略”五个字上。以史书资料为依据，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聪明才智来进行人生规划的。 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主要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所以，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魏少帝曹芳时期。而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时期分阶段来观察司马懿的人生规划。 一、魏武帝时期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个性特色与为政风格。史书上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同时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存在着严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但又不允许部下的才能与实力超出他和他的后人的可驾驭范围。《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荆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异才，聪明敏达，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当。曹操爱子曹冲，亦有过人之智，可与周不疑相比。后曹冲病死，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遂遣刺客杀之。这一事例，完全证明了曹操用人路线的“双重取向”。 司马懿对曹操这种用人导向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当年他出山任职时因不满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叛臣行径，“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时，他假扮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但得了一时，不过一世。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而且明确地发出了“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威胁。这时候的司马懿，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惧而就职”。君己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显而易见，在这种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却很难马上发挥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 即便进了丞相府，司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晋书》上记载：“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曹操对他的猜忌之深，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司马懿这时的人生规划第一个重点便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他决定用自己的务实和苦干换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又怎会产生叵测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并对他进行了提升，所以他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文学掾”（文牍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司马懿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这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的第二个重点。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荀彧和曹操。应该说，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但司马懿注意到了这一点：荀彧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之中，发展的空间太狭窄，始终只能隐在幕后，而无法驰骋疆场，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他的发展空间就比荀彧更广阔。从注意到这一点开始，素怀“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 最后，我们来谈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人生规划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了——扶助曹丕成为太子。《晋书》上讲他：“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儒家学说里讲：“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司马懿为了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推上太子宝座，他就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于是，他想了种种策略，挫败了曹丕的政敌——曹植一党的攻击，终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从此，他逐渐迈近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这一时期，从司马懿初入丞相府时的二十九岁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时他满四十岁为止，他为了“一跃而起、一飞冲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时间。 在这十一年里，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实、做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修身”这一课题，在司马懿看来，又可具体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八个字，也就是“识时务”：根据时势的需要，密切联系实际情况，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他最高明的一点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他一向对此算计得十分精确。所以，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云，也真正印证了《荀子》里那段名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二、魏文帝时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司马懿才真正迎来了他顺风顺水的人生阶段。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司马懿当时四十岁，汉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而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史书上讲：“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司马懿在这个时候毅然挺身而出，“纲纪丧事，内外肃然”，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稳定了人心，并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魏王。 他这初显身手之举，更是进一步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当曹丕一立为魏王，立即封他为封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时，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直抒胸臆大显身手。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并被魏文帝称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睿：“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规划：首先，曹丕能当太子、能当魏帝，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应属司马懿（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这更显出了他的“阴”和“深”）。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来说，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但他却是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显得有些低调，这是有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丞相之职，对司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错的平台。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我们这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他年龄为四十七岁。在曹丕为帝的这七年里，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但这七年里，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 三、魏明帝时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寇，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明帝当政的十三年里，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之极，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的司马懿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困”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让他苦心经营了整整三十七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他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发则已，一发必中，殄敌于鬼神莫测之际。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怎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呢？这正是笔者要讲的——他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味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他“扫平三国，一统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这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四十九岁打到五十五岁，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司马懿“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俩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挫败蜀军进攻；二、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历史来验证，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之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史书上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儿子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才，就是司马懿那时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但他的所有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四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帷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四、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四十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已七十二岁了。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 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呀！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灿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