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博士论文研究什么

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多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 3岁时随父到北京。1935年8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6年10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中学时代的钱学森为旧中国的腐败和落后而忧心忡忡,1948年,在祖国解放有望时他就准备回国效力。当时美国千方百计阻挠钱学森回国,其真正目的是看重他的学识,企图迫使他改变思想,留在美国。即使不成,也要使他所掌握的高新知识陈旧过时。资料：世界著名大学(Universities & Colleges)大全确实,钱学森从1939年6月完成《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后,便在冯·卡门领导的火箭技术研究小组从事薄壳体稳定性的独立研究。然后成为冯·卡门的助手,是美国火箭技术摇篮——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最早的6名成员之一,对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的影响、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特性和探空火箭的性能等进行计算和研究。国际贸易资料大全：免费查询、发布进出口贸易信息1942年,研究工作成绩突出的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技术训练班教员,在这个岗位上为美军培养了一批火箭导弹军官。1943年,他与火箭专家马林纳合作,完成《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40年代的导弹和探空火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4年,美国陆军获得德国正在研制V-2的情报,便委派冯·卡门和马林纳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被分派负责理论组。这时,钱学森所在的火箭技术研究小组已改组为喷气推进实验室。他们研制了“女兵下士”探空火箭,以及“二等兵A”和“中士”导弹,为后来研制“北极星”、“民兵”和“海神”等先进战略导弹打下了基础。资料：世界咨询公司（Business Consulting）大全那时的航空技术正受到“音障”和“热障”的困扰。钱学森和冯·卡门通过理论研究和火箭飞机的试验,圆满地解决了“音障”和“热障”问题。被命名为“卡门—钱学森公式”的著名公式,成为空气动力计算上的权威公式。钱学森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使他成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负责人,被公认为力学界、应用数学界和火箭技术方面的权威学者。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钱学森回国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规划和组建工作,并以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制导控制、总体结构、材料工艺、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系统工程等领域的博深知识,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火箭和空间技术人才,在领导我国的导弹、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参与和组织下,1960年11月5日,我国发射成功第一枚仿制的导弹； 1964年6月29日,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飞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9年,钱学森荣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1985年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特等奖第一获奖人；1989年6月,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他最高奖——“小罗克韦尔奖章”；1991年10月,国家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

1936年10月 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von Karman）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7年秋 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Weinbaum）。 1938年 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 1939年6月 完成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同年，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液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了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翼上的压缩作用，共同提出了一个更普遍一些的修正，不用扰动很小这一假设，而且基于经过他们所修正的流动方程的另一种线性化，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 1940年 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从1940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 1941年 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的比较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1942年 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并教了一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 1944年 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的设计，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 Company）的技术顾问。 1945年 当冯卡门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同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1946年暑期 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先驱性的工作。同年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1947年初 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 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 1948年 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5月20日 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 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钱学森更加紧了回祖国的准备。 1949年秋 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1953 年 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 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钱学森研究元子弹的

1939年他出色地完成《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获得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里仅就钱学森博士论文中部分内容的原创性贡献,做简要介绍:(1)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关于飞机在高空中高速飞行时,它所受到的阻力和表面的热效应问题。当时普遍认为飞机在超声速飞行时,其表面 与空气发生的摩擦阻力并不重要,可以忽略不计,且飞机表面不会发热。钱学森经过对飞机结构整体的物理思考,加之运用极其复杂的数学计算和逐次迭代的近似解 法,得到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将受到空气摩擦阻力和热效应的重要影响的精确数据和结论。这在世界航空工业比较落后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理念。它从航空理论上预 见,实现高速飞行的飞机,将会遇到“热障”,其表面气流温度很高,能使金属外层强度降低,甚至熔化;在设计高速飞机时,必须对飞机表面采取有效的防热或冷 却的措施,才能持续高速飞行。(2)博士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寻求一种计算高速飞行着的飞机机翼表面压力分布情况的科学方法。当时,航空界已有的一些计算方法,只能适 用于计算飞机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例如小于倍声速)的情况。为了实现大型超声速飞机精准合理的设计与制造,冯·卡门凭着对物理问题敏锐的洞察 力,建议改变传统计算方法,采用来流状态点处的切线近似计算法。钱学森在导师的启发下,专心致志地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反复对比、思考,加之一系列细心的 数学推导、计算(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与实验,果然得到比过去更为精确的计算结果及其数量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卡门-钱公式”,它是空气动力学中的重大成 果。“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公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声速飞机设计与制造,直到电子计算机广泛 应用之前。钱学森很快成为冯·卡门的亲密合作者和得力助手,成为当时航空界和加州理工学院里最惹人注目的人物,并被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聘为研究人员。此后10多年,钱学森为了飞机的高速飞行,突破“声障”和“热障”不断探索,作出了全方位的重大贡献。

钱学森（1911~）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 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绝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高度的重视。一种盼望新中国早日强大起来的愿望，促使他上书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大楼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中央军委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由钱学森介绍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望着那么多共和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的亲切目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宣告成立，钱学森任研究院院长。从此，在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这一天，秋日明丽，秋风怡人。精神抖擞的钱学森面对156名大学毕业生首次主讲《导弹概论》课。能够亲自培养我国搞导弹的专门技术人才，这是钱学森多年的梦想。今天，梦想成真，他怎么能不激动、不自豪呢？若干年后，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将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中近程导弹起飞不久就掉在发射阵地前300米处，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 钱学森深入到控制系统第一钱，与同志们一起寻找失败原因，改进方案。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13年，我国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成功震惊了世界。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在邀请钱学森等专家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规划设想。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一号”试车无法进行。钱学森协助周总理，为领导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长征一号”在1969年8月22日试车成功。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在卫星发射基地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千克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截至目前，已发表专着7部、论文300余篇。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9年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在国内，他更是受到中央嘉奖和人民敬重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多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2.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3.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4.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5.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6.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7.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 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8.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9.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 10.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 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钱学森，祝贺他获得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奖励和称号，认为“钱老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钱老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人员的光荣”；钱学森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 1981年秋至1982年夏，钱学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朋友的多次通信，是他品格的一个方面的真实生动的写照。他说：“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历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这个工作对实现四化是个准备。”“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你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戌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你们不想写吗？你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钱学森以一生的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创新过程，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格。丁衡高将军称赞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1985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deport)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11.科学火炬的传递者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吸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已经吵了五十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86年1月7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把它作为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的构筑材料。讨论班强调学术民主，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讨论中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冯？卡门所倡导的“学术民主”传统的发扬。钱学森亲自确定讨论选题，几乎参加了讨论班的每次活动，每次都作启发性或质疑性发言。直到今天，讨论班的活动经久不衰。这个讨论班已提炼了系统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炼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锻炼了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个讨论班体现了钱学森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也体现了钱学森具体培养科学事业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1979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钱学森历来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们爱看，才算够格。钱学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忠实听众，是高级科普杂志美国《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长期读者。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Rachel L。Carson。她有三本书：Under The Sea—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溶合在一起。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这就是奇珍异彩了。例如，E。薛定谔(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么？》，他预见了二十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 钱学森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科技界的新陈代谢。1980年12月他在刚满69岁时向原国防科委领导呈递的报告中说：“明年我将是七十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所以我再次请求组织，让我明年退休。”在这个报告中，他十分严肃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选。不再担任技术领导职务后，一旦他在国防科技工作直至整个国家科技工作方面有所发现，他就积极地向领导机关乃至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再次提出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以及关于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许多重要建议。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由于钱学森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人民感谢他，并给予了他应有的崇高荣誉。 1991年10月16日，北京，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手将“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和“国家杰出贡献奖”的红色烫金证书交给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一时间，闪光灯交相辉映，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钱老，历史记录下这一庄严美好的时刻。

1938年，钱学森和恩师冯·卡门合作，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边界层》、《倾斜旋转体的超音速流》。1939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八月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音速流》阐明压力修正公式，后被学界称为钱-卡门公式。另外，他发表了英文专著《Engineering Cybernetics》，后被宋健等人翻译成中文，即《工程控制论》。向钱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