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毕业论文

你好 论文的格式你可以去查 很容易查到 不阐述了 论文主要就是 你明白了格式 把你的调查成果 你的好文采 你的 引经据典 证据 还有情感 当然 论述证据 最重要 这不是作文 说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明白了格式 往里面套 证据够多 格式够准 就好了 科学发展观 这个一直是我国大力宣传的 所以去查并不十分困难 明白了科学发展观 请花时间去了解一下 还有红色旅游 这个就是爱国情怀 发展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与当地发展和你所理解的科学发展的结合 这两点不冲突 所以并不难结合 记住 按照格式写 因为这是论文不是诗歌 这是我的看法 论文的格式很好查 谢谢

海南红色旅游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梁 科摘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红色旅游是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既有爱国爱党的宣教功能，又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目前海南红色旅游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如何讲好海南革命故事，加强海南红色文化的开发，是下一步发展红色旅游的重点。关键词：红色旅游 发展战略旅游业在海南产业布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海南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海南旅游开发，主要是优越自然环境吸引游客，椰风海韵，白浪沙滩，自然之美固然让人心旷神怡，旅游更应该挖掘人文之美，人文之美到达人的心灵深处，是更高层次的审美。人文之美，除了挖掘海南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之外，海南红色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海南革命是中国革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在全国都极为罕见。由中国工农红军女子军特务连英雄事迹改编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讲好海南革命故事，开发红色旅游，是海南旅游往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海南红色旅游发展现状海南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开发不足。海南红色旅游资源多，内涵丰富，开发现状却不容乐观。据2009年省委党史研究室最新的普查数据，海南省境内红色资源有革命遗址和其他遗址598个，其中，革命遗址有501处。革命遗址覆盖面广，全省每个市县均有分布，无论是沿海平原地区，还是中部山区；无论是汉族聚居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都有革命遗址存在。纪念性楼堂馆所方面，目前条件比较好的有海南史志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张云逸将军纪念园、周士第将军纪念馆，陵水苏维埃政府旧址，定安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其余楼堂馆所的情况不容乐观，图片和实物资源比较少，对历史资料收集不全，文字组织相当零乱，没有体系，许多景点陈列的资料相互抄袭，展示历史的形式单一，多为橱窗式陈列。纪念性楼堂馆所缺乏专业的讲解员，讲解词没有经过专业党史研究者润色，基本停留在介绍基本情况的水平，对游客没有吸引力。海南红色旅游的游客数量占游客总量很少，处于“绿肥红瘦”的局面。与全国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占国内旅游总数1/4的成果相比，海南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在全省游客总数中的比例微乎其微[1]。已开发有一定游客规模的红色旅游景区，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海南红色旅游第一品牌是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纪念园位于高速路旁，区位极佳。电影《红色娘子军》使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家喻户晓，纪念园对全国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对红色文化挖掘不足，导游讲解词非常简单，领着游客半个小时浏览完毕，没有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坐车来纪念园的时间超过了游览时间，让很多游客觉得十分乏味。二、海南红色旅游开发不足的原因首先是海南红色旅游处于起步阶段，红色文化的宣传远远不够，没有讲好海南革命故事。目前全省除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被世人知晓外，还有很多红色故事不为人知。一些游客听过洪常青不认识冯白驹，认识红色娘子军不知琼崖纵队，这说明，海南红色文化宣传还需要加大力度。海南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值得大力弘扬。海南党史研究与红色文化宣传要改变封闭保守、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孤岛状态，要走出海南讲好海南革命故事，让更多游客熟悉海南红色革命故事。其次是海南红色旅游普遍存在遗址遗迹保护不足的问题。红色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历史遗迹，中国传统文化有怀古忧伤的审美情趣，唐诗宋词中有大量怀古忧思的作品。革命历史遗迹遗址让游客产生时空交错感，身临其境进入一种共情模式，去理解革命者当年的信仰与激情，从而完成精神洗礼与审美熏陶。红色旅游比较红火的地区，都在遗址遗迹保护修复工作上比较成功，井冈山与延安都有大面积的遗址遗迹得到很好的修复。在遗址遗迹保持方面，海南红色旅游面临着严峻挑战，海南革命遗址遗迹，保存完整非常之少，使红色旅游开发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陵水苏维埃旧址保存完好、中共琼崖一大会址、冯白驹故居、云龙改编旧址得到较好修复，其他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情况不容乐观。以琼崖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琼岛井冈”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为例，保留下来的遗址遗迹几乎没有，原因是当年根据地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建筑如红军医院、琼崖特委都是茅草屋，敌人进攻根据地时一把火就破坏殆尽。后来根据幸存的革命老人指认确定遗址遗迹的方位，修复却成了大问题，茅草屋虽然简陋，修复却不容易。不能修旧如旧，开发了很多现代设施，这样的设计游客并不满意，游客需要真实的历史遗迹，而不是山寨替代品。最后是海南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不足，游客旅游获得感低。海南红色旅游开发，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形成全省统一规划，也没有一条完整具有历史逻辑的成熟路线。红色旅游景区一般都位于较为偏僻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普遍不完善。首先是交通不便，没有公共交通可以抵达，路况也不容乐观。其次是缺乏相关配套设施，基本的旅游配套设施跟不上。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周围只有两个简陋旅馆供游客住宿。海南红色旅游项目单一，主要是听讲解，比较单调乏味，缺乏体验式旅游项目。现代人经过信息时代洗礼，单纯靠听觉接受信息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需要运用多媒体声光电等体验才能使游客做到情景交融，进而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在这方面海南红色旅游普遍不足。三、海南红色旅游的出路红色旅游背后是红色文化，国内红色旅游比较红火的地区都在红色文化上挖掘深入，突出了地方特色。因此，破解海南红色旅游的困境关键是挖掘海南红色文化。首先要深入挖掘海南红色文化，讲好海南革命故事。海南革命最为经典的表述是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孤岛作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海南孤悬海外，长期远离中央，在空间狭小与物资缺乏的不利局面下，创造了海岛长期坚持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典范。海南革命的最大意义是琼崖地方党组织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在解放海南的过程中，接应解放大军，成功解放海南岛，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解放海南岛的过程中，琼崖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琼崖纵队的有力接应，解放大军渡海作战抢滩登陆势必要付出重大伤亡，甚至有可能导致战役失败。解放海南岛，中国的生命线——南海就顺势回归。因此，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角度看海南革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海南革命不应被一些人所认识只是中国革命的支流，无足轻重，而应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要加强红色旅游顶层设计，进行高起点开发。深入开展全省红色旅游资源调查和普查，切实摸清家底，找准特色，科学定位，全面发掘海南省有旅游开发潜力的各类革命遗址遗迹。注重把海南红色旅游景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设计、宣传推广，要连点成线，形成规模化集群效益。对部分有条件的景区如定安母瑞山、万宁六连岭纪念园要按国家A级旅游景区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开展标准化示范景点建设。高起点的开发，要改变过去只是把游客带到遗址遗迹听讲解的单一模式，红色文化要以多种形式呈现给游客。以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为例，游客参观完毕，印象不深就离开，并没有达到深度旅游的目标。如果能开发夜间项目，让游客住下来看一场高水平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既能让游客留宿产生经济效益，又能通过艺术的形式让游客进一步感受红色娘子军精神，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最后，海南红色旅游开发要遵循市场化的路径，提高游客的获得感。红色旅游，基色是红色，旅游是本质，旅游要让人放松身心，获得审美享受。红色旅游不是意识形态说教，不能板着面孔教训人，要遵循旅游的本质、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开发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让红色旅游真正地产生效益，扩大影响。党的十九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海南红色旅游，要在政府的扶持下，实行企业化的运营模式，以红色资源为载体，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产业链，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3]。旅游公司开发的红色旅游产品，要与其他旅游有机融合，使游客在海南旅游获得红色（革命）、绿色（生态）、蓝色（海洋）三种体验。陵水坡村是陵水第一任县委书记黄振士的故乡，是陵水革命的起源地。坡村吸引社会资金，以革命遗址、乡村风情、农家乐等方式建设红色旅游主题公园，既吸引外地游客，也使本地游客周末有很好的选择，是市场化开发的成功案例。海南红色旅游开发，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是重点，要加强党史基础研究，加强红色文化的推介与宣传；市场化开发是方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化开发让游客愉悦身心同时受到红色文化的感染熏陶；创新融合发展是灵魂，红色旅游要与其他旅游相得益彰，三管齐下，海南红色旅游的发展才能真正“红”起来。

一、博物馆旅游研究背景近年来，随着城市旅游的日渐兴起，博物馆的旅游功能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旅游吸引力的重要载体。全球范围内来看，著名的国际中心城市在发展都市旅游业时，几乎无不依仗博物馆的建设，并以此闻名于世，吸引大量的游客。著名的卢浮宫博物馆在2006 年共接待参观者830 万人次，大英博物馆每年接待人数也在460万人次左右，上海博物馆一年的游客接待量也大约在106 万人次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休闲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休闲必将成为21 世纪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主题，成为人类在社会新文明体系创设中的精神归宿[1]。休闲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博物馆逐渐成为人们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旅游的逐渐兴起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的诉求。博物馆旅游作为一种高品位的文化旅游正迎合了文化旅游的潮流，顺应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也逐渐受到公众的重视和青睐。由此，笔者认为，博物馆旅游可以定义为：旅游者出于接受教育、考察研究、增长见识、提高自身修养或者休闲娱乐等目的前往博物馆进行参观游览的短暂停留过程，获得审美与愉悦体验，并由此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暂时只能找到这些，希望可以帮到你

内容摘要：发展红色旅游，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和环境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词：红色旅游 科学发展观 发展红色旅游，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先进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加快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壮大旅游业支柱产业地位的一项政治、文化、经济和战略性工程。目前，经过地方政府的多年探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集中强势的宣传下，红色旅游已经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总结多年来我国红色旅游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红色旅游应遵循的发展规律 红色旅游承载着多元平衡的发展使命，它既是教育阵地，也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综合性经济产业；既体现一种政治行为，又体现一种经济行为。有效地发挥红色旅游的各种功能，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发展。 坚持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发展红色旅游，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红色景点革命传统教育的属性。“红色”是红色旅游的内涵、资源、特色、品牌，是红色旅游的突出特质。红色旅游必须考虑资源特色和社会影响，保持红色资源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和严肃性，这是由红色旅游发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等政治思想教育功能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一要力避轻视历史，红色旅游本身就是历史旅游，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二要力避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不要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真谛的媚俗文化。三要力避红色旅游景点重复建设和红色产品雷同开发。四要力避不切实际地盲目贪大求全。 坚持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律。红色旅游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教育性的政治活动，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项旅游活动、一个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因此，和开发其他旅游产品一样，必须牢牢把握旅游经济脉搏，按照旅游经济的规律，始终以市场需求和公众兴趣为导向来开发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消费需求如何满足，直接影响着资源向效益的转化，这是检验和评价红色旅游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应当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提升产品化水平。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只有把红色旅游的主题回归到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和地域文化中，才能保证其旅游产品的独特性和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同时，红色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吸引性。建好红色景点、红色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的过程，也就是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要培育红色旅游的持久吸引力，就应当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从创新性、丰富性和整合性加以构建，努力提高其观赏性、趣味性和可参与性，达到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二是提高产业化水平。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内涵，延长客人居留时间，将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变成可看、可欣赏的产品，并与娱乐休闲、购物、居住等多个要素搭配起来，使客人在愉快的消费中获得享受。因此，应当深度开发红色旅游产品，形成行、游、住、食、购、娱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实现红色旅游产品从经营资源向经营文化升级，从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 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不仅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在我国也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勿庸置疑，旅游业的存在依托于对环境、资源、生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旅游业的存在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以红色历史遗存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既是稀缺的、又是不可再生的和不可替代的，对其开发、保护和利用成为旅游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发展红色旅游必须抓住三个重点，处理好两个关系，实现五个效益。 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科学开发。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红色旅游不可能长久发展。红色旅游有其特殊性，如何将当年的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又不破坏生态旅游资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精品意识；必须注意适度硬开发，避免对红色旅游资源和周围环境造成无法恢复的破坏。二是永续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又是一个可持续开发的产品，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更多地、持久地利用。三是有效保护。发展红色旅游应当牢固树立保护红色旅游资源的意识，为此，要切实加强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积极开展革命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例如革命纪念馆和遗址维护修缮、革命纪念地环境的整治工作。同时，应当出台相关的规范与制度，使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处理好两个关系。首先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是形成循环经济的原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原则。应当尽快启动红色历史文化遗产工程，努力克服并消除开发、经营和使用的不当行为，在努力促进保护的同时，获得红色旅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如何开发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核心问题是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实现红色旅游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必须以有效保护、科学开发和实现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革命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保护和利用的对象，不应一味强调“保护第一”，而限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应贪大求洋、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旧建筑推倒重建；不应重开发利用而轻保护修缮。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是有利于保护传承的。要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活动，积累更多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使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实现双向互动，和谐统一，走上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实现五个效益。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红色旅游资源的早期开发建设，会发现如下不足：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对资源和环境的科学保护重视不够，同质性、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这些问题反映出在今后，发展红色旅游不仅要关注数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更要努力寻求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实现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的五统一。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证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政府主导，措施得力，红色旅游就能够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红色旅游的统筹协调发展 恶性竞争是红色旅游面临的一大难题。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整合，目前，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渐成气候。推动红色旅游协调发展，不仅是促进相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地区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且是寻求新的增长点，实现我国红色旅游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加强区域内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在区域内发展红色旅游，一方面，为满足旅游者自主化需要，要加强不同旅游形式之间的协调互动，增加丰富性，为旅游者提供完善的菜单式选择模式。另一方面，要借助其它旅游资源，有机整合相关资源，使其成为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旅游产品形式，实现集聚效应。所以，在红色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既要突出红色主题，又要跳出红色局限，把红色旅游、绿色（自然生态）旅游和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蓝色（海洋）旅游、风俗（民俗风情）旅游有机结合统一起来，形成优势互补，打造色彩斑斓的旅游产品组合， 满足日益个性化、专业化的旅游市场需求。加强区域间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红色旅游应当着眼于形成红色旅游大开放战略格局，统筹兼顾区域旅游合作，按照主题明确、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差异开发、优势互补的原则，统一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使旅游各种生产要素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自由、合理流动。加强营销和宣传上的联合、部门企业间以及旅游营销人员的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通过红色旅游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保护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培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帮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发展红色旅游能激发老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改变落后面貌的勇气和决心。其次，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多数红色旅游资源位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应当说，红色旅游的亮点就是生态保护的重点、扶贫开发的难点。红色旅游的开展可以使红色旅游真正成为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再次，可有效地扩大就业。开发红色旅游可以带动老区第三产业发展，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就业的百姓越多，百姓的生态保护和革命文物保护的意识越强。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第四，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红色旅游的兴盛可以改善当地交通、通讯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可进入性。 总结各地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经验，应当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要善用优势谋发展。优势就是特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在特色中注入新的活力元素，以特色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二要精益求精谋发展。发展就要有精品意识，要把自身的特色做到最好。这需要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以及各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发展好品牌。三要科学规划谋发展。发展红色旅游不能简单地把红色景点堆积起来，应当进行科学规划。国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已有总体规划，在空间上照顾均衡，突出重点和主题。在时间上囊括了党的代表性历史，有利于在各地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形成整体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各区域发掘自身潜力，突出自身特点，展示区域独特性，确定符合旅游规律的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方向，以形成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产品。 建立发展红色旅游的协调机制。发展红色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建立起一套高效灵活、富有成效的协调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政府主导机制，将红色旅游准确定位，全面调控红色旅游的发展速度和方向。行业主管机制，实行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相关部门密切协调，形成发展合力。市场运作机制，整合资源，组建旅游集团，鼓励和支持各种经济成分进入旅游业，形成多渠道投入红色旅游的发展格局。发展保障机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谷玉芬.红色旅游成功因素分析.商业经济， 2.范思立.市场增势强劲“红色旅游”预热2005年旅游市场.中国经济时报，2005-2-21 3.谷玉芬.红色旅游与红色资源关系解析.商业经济， 4.刘筱秋.把旅游业发展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产业.中国旅游报，2005-6-13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问题描述: 我要写一篇《简爱》的毕业论文，叙述反判与平衡方面的，写过一篇不合格，哪位大虾知道请提供点资料，谢谢！ 解析: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 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3 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6 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11 一、“我必须说话”——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13 二、“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22 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27 前 言 从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历代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 《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3。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世纪中期愤怒、“受挫”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怒发冲冠”闻一多“拍案而起”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不可发怒”；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动辄发怒”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愤怒”也是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批评”。 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一元”解体，“多元”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 本文认为，《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叛逆性”，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主人写来”的信时，“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 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写道的那样：“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完美的艺术。”7 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而《简·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爱把“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如首字母缩写“.”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 按照凯瑟淋·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就好像她靠当 *** 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不仅与男性作家公开较量的女作家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的女性气质，即使那些被文学精英阶层认可的女作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发表后，她的闺中密友曾问她是否是《简·爱》的作者，她断然否定了；《简·爱》在伦敦引起轰动，并获得肯定之后她才把作品放到她父亲的面前，承认她是本书的作者。从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给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写作的态度：“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1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但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12奥斯丁的写作也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与她朝夕相处的侄子甚至不知道她在写作，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从事写作。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爱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爱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也用了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 这里的叙述自我相当于“叙述者”，叙述者是由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语气创造的一个人。他(她)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叙述者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它围绕着所有人物的心灵，从内心里了解他们，而且叙述者根据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所体现的人类本性的广泛事实来看待他们。在这部小说中二者之间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分离的，但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简·爱这个人物的声音在小说的叙述中是逐步发展的，然而‘成人叙述’声音的简·爱——事实上是同一个声音，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从开头到结尾是始终如一的。”14这里“成人叙述”相当于叙述自我，她的言语成熟老练，言辞平静却很有力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叙述者分析主人公在盖茨海德不受欢迎的原因时说：“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我在盖茨海德，是个和大伙合不来的人；我根那儿的谁也不相象；我跟里德太太，或者根她的孩子们，或者根她宠爱的下人们，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我是个异种人……我是个没用的人……。（16）”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吴尔夫认为，男性的话语是冷静，客观，独立的，15而这里的叙述自我的言辞就颇为符合这一点，不论作者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叙述自我冷静、客观、分析性的语言很容易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叙述风格上靠近男性语言的特点，她的叙述也就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调和。 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如乔·亨·刘易斯认为《简·爱》的作者“具备我们要求一个小说家具备的一切：对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刻画人物的才能；诗情画意； *** ；生活知识。故事不单有一种奇特的、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它具有一切伟大文体的首要特点：它是某个人的——某一个个人的成文的语言”，“我们对它无可指摘。”16那么，这部作品还有那些方面在反叛的同时又能用适当的方式赢得批评家们的赞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