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和开端。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理性的诞生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哲学从最初的宗教和神话中解放出来，成为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和开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两大源流。一是来自古代东方各国文化对古希腊的影响。……二是古希腊神话。”

[1]14-15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低下，面对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人们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对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也知之甚少，于是，就创造了神话和原始宗教。可以说，西方哲学是从希腊神话和宗教中孕育并分离出来的，人们最早对自然界、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希腊神话中人们用想象力来认识世界及宇宙万物，用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格神来解释自己无法认识的自然和现象。尽管原始宗教观念还不是哲学，但已经开始考虑宇宙万物的生成与灭亡的问题，人们已经用宗教信仰和神话探寻世界的本原，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将历史回放到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时代，可以发现哲学思想空前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此时的希腊正值奴隶制城邦的兴盛期，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于是也有了反对宗教神话而代之以新思想的要求，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后，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些客观的社会条件提供了一个适宜哲学思考的环境。最早开始研究哲学领域问题的是米利都学派。“希腊哲学起源的直接背景是宇宙起源诗，宇宙起源诗以神话的外衣叙述了客观史前的故事，从而利用流行的有关万物恒变的观念叙述宇宙创造的形成。”

[2]42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宇宙间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这个世界的运行，想找出一切变化莫测现象背后的永恒关系，于是产生了解释世界本原的哲学思想萌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对于哲学的研究就是出于自己对世界的无知和对眼前问题的困惑，从一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例如宇宙是怎么产生的，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如何交替产生的等等。

[3]119古希腊是开启理性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理性思维，即人通过对自身认识理性的能力以及对理性的把握，使这一时期的希腊人开始逐步摆脱原始神话的统治，将理性作为认识宇宙万物、了解人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而不再是单纯地依靠对原始神话的幻想。

之所以将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史的开端，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重视理性思想，并将其奉到神的高度。那时的哲学家在追寻世界本原、解释宇宙万物的变化时，并没有完全将理性精神从自然世界中剥离开来，例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起源，他把数看作神圣;苏格拉底提出对理性的信仰，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他们都宣扬理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则将思想本身的思想看作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功能。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的理性观念都体现着自然性和直接性。

二、理性的最初规定

作为古希腊哲学开端的自然哲学对于什么是万物“本原”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体现出这时的人们力求摆脱对宇宙的神话思维方式，渴望知道世界的本来面目，努力寻求宇宙和自然的构成、本质和规律，由此，神话垄断思维走向了自然主义的理性判断。第一个哲学派别是米利都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用水来解释一切事物，认为万物生成于水而又复归于水。泰勒斯通过对经验加以反思，提出这一哲学命题，概括了以往人们所有对自然界的具体变化进行的一系列的抽象和总结。尽管泰勒斯提出的始基仍停留在感性范围内，但他却将这个具体的、感性的水作为宇宙万物的起源，将水提升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性的层面。

阿那克西曼德汲取了泰勒斯的思想，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无定”“无限物”,而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气”是对他的老师的无定形学说的具体化。在自然万物里，气是最不定形的，它又体现出一种力量，用凝聚和扩散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这种解释却遗留了动力源的问题，造成了毕达戈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对本原问题的两种不同立场，也导致他们对理性做出不同的规定性。

毕达戈拉斯学派认为，数才是万物的起源，万物都是由数来定形，运动、变化都是不真实的，是感性的。一切感性变化背后的抽象的数才是本原，是不变的、永恒的。这体现毕达戈拉斯非常重视这种超越感官的理性思维，超越具体事物去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后来，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并提出用“逻各斯”概念来表示万物存在的依据。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是理性、规律。它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背后那个常住或保持不变的规律，也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

[4]22但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这个“逻各斯”虽然是普遍的“一”,然而如何将“逻各斯”与感性的火的内在原则统一起来，成了赫拉克利特难以解决的困局。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思维能够做到超越已有的观念，察觉到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关系，在人通往知识的过程中，思维的推理逐渐开始代替了经验的直观。最终，由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明确地把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陈述出来。

巴门尼德将理性再一次提升，就是对宇宙整体的规定性。他紧紧抓住存在与非存在这一最高对立，提出“真理”与“意见”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巴门尼德把哲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

[3]29指出通向两种不同的哲学之路，两条认识世界的路。一种是真理之路，运用理智、理性思维去认识一切存在的存在，另一种是意见之路。“非存在者存在”,是指从感性的具体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原，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知识是不真实的、虚妄的。“巴门尼德坚信理性：凡是同思维有矛盾的，就不可能真实。”

[4]26巴门尼德认为，要认识那个真实的存在，只有通过思维运用理性才能把握真理，相反，意见则不属于任何真理的范畴，意见的对象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思维和存在同一，思想与思想的目标同一，才能清除意见、获得真理，区别存在与非存在、本质和现象;由此认为思维认识不是感觉认识的更高阶段，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之路，通过理性路径得来的才是真理，感性知识也只能得来意见。巴门尼德主张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的“存在论”就是摒弃一切不确定性的、感性的事物，最终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因此，他也成为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

古希腊多元论哲学的代表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承袭爱利亚学派思想，又有不同之处。这一阶段的哲学返回到感性世界来阐述自然万物的形成，理性与感性在这里就合并起来。首先是恩培多克勒，他认为构成宇宙整体的“四根”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永恒不灭的。这体现出一种对永恒不变的本原的追求，然而在认识途径上却依靠感性认识。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由种子构成，种子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无限小，需要通过理性来认识。

而一个事物的`性质正是由在这一事物中占优势种子的性质所决定的。为了解决种子的运动问题，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了“努斯”,他所讲的“努斯”既是心灵，也是理性，是超然于整个宇宙之外的，他也把它当作神，具有能动性。世界万物就是靠“努斯”来推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努斯”的提出很重要，第一次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做了区分。在此之前的区分是很不严格的。过去的哲学家都是用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世界本原，唯有阿那克萨戈拉用精神性的“努斯”与物质性的本原区别开来。德谟克利特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对前人哲学中的几对矛盾对立的哲学范畴进行重新思考，例如运动与静止，存在与非存在等等，并尝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别的说法都只是意见。世界有无数个，它们是有生有灭的，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之后归于无。”

[3]47德谟克利特认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通过感觉认知的，而知识则是依靠理性认识获得的。德谟克利特将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结合，结果又恢复了巴门尼德的传统理性主义观点。

“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最初规定性，前者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背后保持不变的秩序和规律，后者是宇宙万物的推动者和原因。二者蕴含着理性的双重意义，即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但此时的理性观还带有自然哲学的朴素性，没有对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的动因的探寻做出明确区分。

三、理性的发展

苏格拉底提出了对理性的信仰，从“逻各斯”深入到背后的努斯精神。他没有像阿那克萨戈拉那样，在宇宙万物之外设立一个努斯作为外在推动力，而是另辟蹊径，在整个宇宙变化过程中寻找动因。苏格拉底所讲的“努斯”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自然万物的最终目的。把“逻各斯”变成了人自身的一种尺度，他凭借“努斯”自身能动的自我超越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逻各斯”。他的理性主义就体现在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又从伦理学的层面思考理性，认为人都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人们只有认识了人先天存在的普遍道德观念才拥有真知，真与善，知识与道德融为一体。他相信有普遍知识的存在，力图在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真理，并相信人们通过不停的追问，能够接近甚至掌握事物的一般的、普遍的原则。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通过认识自己的途径来研究客观存在，将真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意识，以自身为目的，不断地追求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使人的意识逐渐摆脱其主观性，最终获得最本根的普遍性、客观性，就这样，苏格拉底开始将哲学关注点引向了理性。

即便如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构建起理念论的框架，并确立理性重要作用的是柏拉图，他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认为一切可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不断流变的，又继承和发展了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特别将苏格拉底伦理学领域的思想延伸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理念”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将世界二重化为“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可见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由后者创造前者，个别事物与理念世界相对应。

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一种内在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理性的冲动，他的这个理性就是“努斯”,而他对“努斯”是这样解释的：“绝对的自动性”,永恒的自动性，是一种主动的能动性，不断地往上攀升，追求更高的境界。柏拉图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并由理念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受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直贯穿着伦理价值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对理念知识的追求即是对关于善的知识的把握。尽管柏拉图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但其构建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最根本的困难在于无法弥补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难题。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也使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形成一个宏伟的思辨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更加注重确定的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追寻事物的确定性，并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努斯”本身的定义，但是更进一步强调“努斯”的这种“自动性”是自己思维自己，需要经过一个系统逐步上升到“至善”这个顶点，这就是纯粹的“努斯”,纯粹的精神。亚里士多德以最高形式弥补了柏拉图的不足。他认为上帝是完美的“努斯”,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形式、最高目的，是一切宇宙万物的原因，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理性地、有秩序地、能动地推动着宇宙万物，而上帝本身是不动的、完满的、无所不能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把“努斯”精神贯彻到底，在他的逻辑学中，淡化了努斯精神，与他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产生矛盾。后来的哲学家恰恰针对亚里士多德缺失的这一方面提出“自我意识的哲学”把万物的“努斯”

从自然和宇宙的本体提升到一种人格和人生哲学层次上来。古代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是人们的思维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思维发展的结果。

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念，认识到理性的最高规定是思想思维本身，但他却将其看作是客观自在的东西，仅仅把理性局限于理论思辨的层面，缺乏具有实践意义的能动性、精神性，这也是后来西方哲学理性发展需要克服的缺点。

四、结语

追根溯源，西方哲学的理性基因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沃土之中，这一时期理性的产生及后来理性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对理性的理解还处在较为粗糙的阶段，而且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表述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却都把理性提高到了人的认识和思维能力的最高阶段，也成为人们不断追求和探索的最高原则。在古希腊哲学中，把握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理性的揭示和把握，这也成了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用感性直观来认识世界，对人的理性思维的探讨及运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能力还尚显脆弱。但是古希腊哲学已经开始揭示理性的内在矛盾，即“努斯”和“逻各斯”构成了理性的两种使命和特征，前者代表着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是本源性的冲动，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则代表着客观性的规范，具有确定性。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可以明确地窥探出“努斯”和“逻各斯”的不一致并试图调和，但遗憾的是，这种调和仅仅停留在一种笼统的、原始统一的阶段，并没有将主客对立作为同一事物矛盾的对立面纳入理性之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哲学对这一理性范畴的提出成为后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沃土，对后世理性观的发展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古希腊哲学中理性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拓展 ：论文：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初步认识

在哲学的文化市场萎靡不振的今天，哲学家越来越被排挤到世界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早已丧失了昔日的自信，博大和雍容，落魄到要和千百种职业同槽争食的地步，心浮气躁，不得不媚俗以取悦于世。哲学家想做灵魂的生意，然而灵魂没有了，他们何以为生，作为不和适宜的历史沉淀加以藐视和讽刺。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屈尊俯就地问：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这时，哲学家会赔着笑脸，诚惶诚恐地解释一通，可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生怕遗漏贻笑大方，到最后总是被人家的逼迫下，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言以蔽之”。

尼采狂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哲学家们暗自欣喜，以为听到了福音，从此哲学家接管了宗教的领地，重新建立一个“人文宗教”，为此，中西哲学以地域文化不同，首先表现在它们在寻求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不同。哲学是人生另一种智慧，也就是人对宇宙与人生的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切的理性关怀。西方哲学的人生智慧体现了虔诚而深深的宗教情怀，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的理性意识。

西方哲学注重于以纯理性的客观态度解释世界的认识和以信神的主观态度看待人生的宗教世界观。西方的基督教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它主导这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基督教看来，人生而有罪（原罪），由于人辜负了上帝造人的善意，自甘堕落，才被赶出天国乐园。罪人们痛改前非，克制欲望，救贫济苦，行善积德，把自己全部身心献给上帝，才有希望在世界末日审判获得上帝的垂怜，回归天堂。西方人对有神论的上帝的信仰与西方人对天的理解、对人生生存状态的理解与深深的虚无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如何走出虚无，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是西方哲学共同所探求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丹麦哲学家说，人若要从虚无的深渊中奋然跃出，那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给人以精神上永恒的寄托。由此，西方人这种深深的虚无意识，注定了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扎根下浓厚的宗教意识，从而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到超越现实的精神家园。

中国哲学总的来说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而则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识宇宙与人生本质的直觉智慧。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也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人生。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具有深厚的人文哲学意识而非宗教精神。中国哲学否定了深的存在，但并非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现象，超越现实的意识。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所以中国哲学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超越而非外在的乞求，并不需要脱离现实的世俗社会。这种人生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即出世又入世”的超越。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心中。

如何表述中西哲学的方法，一种是暗示，一种是下定义。

中国哲学不可说，以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用日常语言表达清楚的，但哲学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烘托。中国哲学的这种赋予暗示的特点与中国一切艺术理想是相通的，中国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换句话，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东西类似于中国诗、中国画所表达的含义，都在表达上有相通之处。列如诗人要想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的，而是诗中没有写出来的。好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读中国文学欣赏中国艺术，不能只看表面，不要眼光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的意思，要读出言外之意，读中国哲学要细心体会字里行间的弦外之意。

中国文学中《老子》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不可说，只可暗示，不是靠固定的语言。语言一但达到目的就应该忘掉，就不需要了。《庄子》说：“言所以在意，地意而忘言。吾安的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所以中国哲学正是明晰不足，暗示无穷，充满诗意。

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派都坚信哲学能够清楚的，用语言表达一切对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就是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表达哲学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用“我思”这个言语的性质来定义“我存在”，他还认为只有象数学那样清楚明确的观念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并且可以用语言来推导上帝的存在。笛卡尔如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完美的，而存在当然比不存在完美，不存在当然不如存在完美，因此，上帝是存在的。西方人用1＋1=2的方法来证明世界认识性的一切，用下定义的逻辑论断证明西方哲学。

因此总的来讲，中国哲学境界甚高，内涵深刻，而西方哲学则善于逻辑分析，思想表达清晰，但前者缺乏清楚的思想表达，后者则达不到最高最好的哲学境界。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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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辨析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