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调解制度论文范文写作

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起施行。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历时短短三年，《人民调解法》顺应社会管理形势的变化发展便应运而生颁布实施。一项原本由民间自发地自导自演而息纷止争的方式直接上升到以国家法律形式予以规范，一方面是对多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的极大肯定，另一方面说明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高度重视，关注并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必然。一、人民调解的作用和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它是我国运用最广泛、最成功并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社会各界欢迎的解决民间纠纷的非诉讼方式，被国外法学界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通常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当民事权益发生纠纷时，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结果才显示公平、公正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直接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担心裁判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对等和当事人不愿承担“讼累”。这时，人们会期望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简便的并且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纠纷调解机制来替他们排除身边较小的矛盾和纠纷。而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纷制度而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实践证明，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它对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对人民的爱国守法教育，防止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发挥了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二、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中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在创新过程中，人民调解充分发挥其调解民间纠纷、法制宣传教育和预防纠纷减少诉讼、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的重要职能。我们现行的基层调解组织一般有三级，即：乡（镇）调解中心、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小组，为及时取得信息、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各乡（镇）的司法调解中心是一个多层次，有多个部门（如派出所、计划生育服务站、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信访办等）参加的综合体，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乡（镇）人民调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乡（镇）人民调解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三、新时期民间纠纷的新特点及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一）新时期民间纠纷的新特点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农村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各种摩擦、碰撞随之不断产生，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引发的纠纷除了一些固有的特点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一是主体的多元化，以前的纠纷多是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发生，现在则出现了许多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有时还涉及到像村委会等集体组织；二是纠纷类型的多样化，以前的纠纷大多是婚姻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土地纠纷等，而现在类型日益复杂。三是纠纷争执的动因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纠纷搀杂的感情因素比较多，多是因为“咽不下一口气”，而现在的纠纷多是利益之争，比较注重经济利益。四是纠纷多因小事引起，但具有“小题大做”和易激性的特点。比如农村居户的通风、采光，排水，争地边，甚至一只鸡、一头狗这样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都可能造成极为复杂的纠纷。（二）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人民调解是一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证人民调解工作起到维稳工作“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近年来，乡村一级的基层干部们在调解方法和技巧上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成果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和辛勤探索出来的成果，其中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人民调解制度这一基本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框架，我们基层调解组织在化解纠纷过程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探索之一是创立“百人千事”制度、“五小制度”、“联村支部”、“调解中心户长制”、“人民调解六字经”等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机制和方法，使大量的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预防了民转刑、自杀等恶性案件的发生，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探索之二是“民情恳谈”制度：民情恳谈制度最初主要是针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协调干群关系而建立的。主要内容是及时把握了解群众的思想现状；让群众评议镇村干部和前段工作，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沟通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消除隔阂和误解；集思广益，讨论修正乡村制订的改革发展措施等等。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作用，及时调节家庭、邻里纠纷，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可见，民情恳谈与人民调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推行民情恳谈制度，逐步走出一条以民情恳谈为总抓手，以民情恳谈与人民调解中心互为依托的保稳定、促发展的新路子。该项制度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探索之三是“评理会”制度：评理会是本镇所特有的矛盾纠纷排除机制，评理会一般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同事、老邻居等人员组成，在纠纷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以座谈会形式进行。在双方当事人提出自己的理由、成绩之后，由评理会的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纠纷如何处理。随后，评理会对理亏的当事人当场进行批评，不使矛盾扩大。评理会群体性更强一些，它所作出的判断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权威性也就更强。所以，绝大部分小规模纠纷村民都愿意让评理会来进行评判。四、当前矛盾纠纷发展的主要趋向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期。这是各种矛盾和纠纷多发的时期，且日渐趋向多发性、复杂性、激烈性和不可控性。这类趋向是：(一）涉及集体经济项目和村民利益的纠纷问题增多。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和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许多重大矛盾相继爆发出来，可以说大部分是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纠纷，项目开发到哪里，哪里的矛盾就发生。项目涉及最多的，包括村民因土地补偿、农作物补偿等问题而长期与项目开发方或当地的政府纠缠、扯皮。（二）国家免征农业税后,因“地租”引发的纠纷呈上升趋势。自国家实行免征农业税政策后，因“取消农业税后谁受益”而引发的纠纷逐渐在农村暴露出来，并呈上升趋势，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一定影响。（三）公民之间利益矛盾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市场体制下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特别是在体制转轨时期，各种矛盾更为突出，个人及集团的利益趋向明显增强，最终会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有利益追求，必然有利益矛盾。而公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已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四）社会发展与弱势人群的矛盾增多。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科技进步瞬息万变，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导致很多人成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人，特别是因企业改制，工厂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较重，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数量大，矛盾多，体制转轨和历史发展造成的历史性矛盾，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群体事件、上访事件、劳动纠纷、冲击党政机关等此类群体性事件背后都能感受到这类人群的不满情绪。五、巩固和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一）人民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乡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从文化层面看，它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儒家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农村，传统观念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依然非常看重“和气”、“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间调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调和的根源。绝大多数的农民将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生活一辈子，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伤和气”的诉讼与“留情面”的调解之间，他们无疑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后者。尽管现今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义利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在历经了风风雨雨后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二）人民调解能够及时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农村纠纷虽多因小事引起，但又有着易激性的特点，如果不及时控制解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获得信息后应立即介入并在相关部门配合下，解决重大纠纷，将“剑拔弩张”化解为“心平气和”，变“事后处理”为“事前解决”，及时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纠纷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在立案、审查、庭审、判决繁复的等待过程中很难保证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不会有过激的行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人民调解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一个“早”字上。各村镇采取排查机制，并针对农村特点在“三夏”、“三秋”加大排查力度，能够及早发现矛盾、尽快解决矛盾，尽量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人民调解制度节约了司法成本，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厌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负担诉讼费用问题。农民因为一些不大的纠纷而诉讼，所需要的花费往往会超过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调解最好，调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民间纠纷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话，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必会造成法院工作压力过大的后果。而人民调解制度恰恰相反，调解组织近在身边，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免费，调解人员大都是兼职，对当事人来讲，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对社会来说，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五、基层贯彻《人民调解法》要进一步做好的几项工作（一）进一步健全调解组织机构。各级调委会要以维稳精神为指导，第一、进一步健县、乡（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完善县、乡（镇）、村和村民小组四级调解网络，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和归口管理的工作机制，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强化问责制，对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掌控化解不及时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启动问责制，充分调动基层和职能部门的积极性。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强化和落实“三定”（定人、定责、定时）超前排查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矛盾动态和规律，发现得早、控制得了、处置得好、化解得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真正把做好调解工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第三、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和工作经费问题，以确保人民调解工作在人员和经费的保障下顺利进行。（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在普法活动中，要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依法治理、依法管理的本领，提高执行政策、依法办事的本领，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本领。同时加强各级调委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荣辱观教育”，努力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的排头兵作用。（三）要建立健全调解工作的激励机制。对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基层干部和人民调解员，应由上级上人民政府授予“调解能手”或“模范调解员”等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综上所述，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千头万绪，都是维护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夯实稳定的基础，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转一篇工作总结供参考二O一O年，xx乡调委会在县局党组和xx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为维护xx乡的全面稳定，发挥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应有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全乡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371起，涉及人数420余人，调处371起，调解成功369起，履行369起，其中司法所直接参与指导调处复杂疑难纠纷66起，调处率达100％，调处成功率99％，履行率100％，为当事人挽回各类经济损失300余万元，未发生一起因调处不及时导致的民转刑和上访事件，确保了辖区内的社会稳定。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一、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制。一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警机制。村（社区）相应建立健全了预警机制，形成信息员、村（居）民小组、村调委会、乡四级预警网络。乡人民调解中心指导村（社区）调处中心、村（社区）调委会每月进行一次纠纷排查，重大节日和敏感期必须及时排查，并将排查结果报区调处中心。预警信息员、调解员发现重大纠纷和集访苗头，随时上报，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调处，并及时通过信息渠道向上级报告，切实防止民转刑案件和集访、越级上访事件发生。二是健全检查考评机制。乡人民调解中心明确了主要考评考核标准，把大调解的各项指标进行细化分解，进行量化考评考核。三是落实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制。各单位对属于本辖门调处的矛盾纠纷，要切实负起责任，及时化解，不得把矛盾纠纷推向上级、推向社会，达到小纠纷不出组、一般纠纷不出组、大纠纷不出村（社区）、疑难纠纷不出乡。四是实行首问责任制。对群众上门要求调处的矛盾纠纷，实行首问责任制，不管找到那个部门都应热情接待、主动受理，然后转交责任部门调处，切实防止矛盾激化。五是建立领导接待、包案制度。乡、村（社区）两级都确定了领导接待日。乡定期安排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村（社区）每月排出处理纠纷值班表，党政领导按照职责分工，对重要信访来访、重大纠纷和上访案件，特别是久拖未决的问题，实行包案处理，负责包案的领导要一包到底，亲自处理，直至息诉停访。二、统一标准，确保质量。一是统一制度建设标准。乡人民调解中心及人民调解委会统一建立了重大纠纷快报、重大纠纷(社情)汇总分析；重大纠纷协调调解、纠纷排查专项治理、重大纠纷管辖督办等制度；各调委会统一建立健全工作责任、例会、学习、考评、业务登记、培训、统计、档案管理等八项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和规范了大调解工作业务台帐。二是统一业务建设标准。在“大调解”工作整个过程中，从纠纷调处申请、受理、告知、调查、调解、制作协议书，到协议履行及回访等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并严格运作程序，克服工作中随意性，坚决做到既重视实体上的合法规范，又重视程序上的合法规范。三是统一队伍建设标准。各调委会组成人员实行选举与聘用相结合，并报司法所审查、备案；司法所负责培训调委会主任，3月22日至23日举办了全乡基层调解员培训班，参训人员11名；同时下发了文件，对基层调解员进行目标管理、量化考核、严格按标准落实奖惩。四是统一调解中心和调解室建设标准。协调中心必须要有办公室、调解室、档案室。调解室必须要在20平方米以上，并有明显标志；全乡统一了上墙公示栏。从而使乡、村（社区）两级协调中心规范化建设得到了加强，使调处中心成为整合力量、联动各方的调处机构和工作平台。三、集中开展了调解员业务培训和送法上门活动。20XX年6月30日，是全乡召开党员干部述职述廉报告会的日子，各村党支部书记都有参加。借此机会，司法所所长谭支坤对参会的村支书记兼各村调委会主任在会后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业务培训，对人民调解的相关推介技巧以及文书的制作进行了讲解，调解员认真听完课后都表示受益匪浅，期望上级多提供业务指导书籍和培训机会。20XX年12月10日，xx司法所工作人员廖兆锋会同乡综治办、信访办来到太和街村各治安中心户长家宣传《条例》，并围绕该村人民调解工作实际，将人民调解知识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政策、法律规定进行了宣传。随后又到三道岩、三岔沟、阳坡村委会具体检查指导了各村人民调解工作台帐建设、档案和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工作。6月27日，司法所干警谭支坤又专程来到建始孙家湾煤矿宣传《工伤保险条例》，在现场走访中发现该煤矿一起煤矿工伤事故赔偿纠纷一直没有解决，民工晏正成很着急，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后，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主持了调解，通过现场及时有效的调解，矿方同意一次性赔偿民工晏正成32000元人民币，双方终于握手言和。四、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人民调解工作方针，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和主力军作用。通过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摸清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不和谐，不安定因素。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并争取积极措施，集中开展调处工作，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诉讼外，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我们加强调解网络建设，着力培训人民调解员；切实抓好月排查制度，采取“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方法；‘总结工作经验、探求工作方法，在全乡大力推行“流动庭式调解”；新建警司联合庭、“诉前调解”等模式和措施，使矛盾在萌芽状态就能得到及时解决，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使矛盾解决在基层，有效促进了全乡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