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相声艺术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形式是由“俳优”这种杂戏派生出来的。 “俳优”多在宫廷里演出,用诙谐的说话,尖酸、讥讽的嘲弄,以达到惹人“大笑捧腹”而娱 人的目的。在这些笑料中,艺人们往往寄托了对统治者的嘲弄和鞭挞。 秦朝末年,俳优演员优旃为秦二世胡亥演出,他知道愚蠢的胡亥为了把长城重新漆一遍,将要 下令加重老百姓的劳役和赋税,大臣们都阿谀奉迎,谁也不敢谏阻。优旃通过自己的表演,把 胡亥说得失声大笑,继而又恼羞成怒。 唐代时的相声叫“弄参军”,由于这种表演相声的演员常是军营中的幕僚,故称“弄参军”。 弄参军是一种对口相声,一个人穿绿色衣服,手持简策,分作机灵滑稽的参军;另一人穿着破 烂不堪的衣服,扮作愚蠢可笑的苍头,互相笑骂、嬉弄,甚至扑打。这种相声演员的形象,可 以从唐墓中出土的戏弄俑上看到。 宋代的群口相声很时兴。宋高宗十二年,杭州会试,宰相秦桧的儿子及两个侄儿都被取,无人 敢揭其弊。而相声艺人扮成几个考生,用幽默的谈话,叙述韩信取关中三秦之地的典故,讽刺 了秦桧的三个子侄。 清朝同治年间,相声艺术在北京得到长足的发展,日渐成熟,并规定用北京方言表演,外地也 偶有用地方方言的。 据一些民间的老艺人说,在相声中有两段基本技巧练习的段子,一段叫“学四相”,即指学大 姑娘、老太太、哑巴和聋子四种人的动作;另一段叫“学四声”,也就是学山东、山西、北京 城里、城外四种地方话的声音。“相声”二字就是由“学四相”和“学四声”的尾字合成的。 如今,相声已成为一种遍及全国各地,独具风格、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 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清年代,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方言相声”。 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 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 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 对口相声由两个演员一捧一逗,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母哏”两类; 群口相声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 表演工具有醒子(醒目,)、扇子、手绢三样。 基本功用: 醒子——单口相声开场敲击醒子,用来提醒观众,引人注意。 扇子——天热的时候扇扇。 手绢——擦汗。 但是三样东西在舞台上又有着其它的作用。 醒子——是一个小道具,用处并不是很大,但是听过相声《夸住宅》,就会知道,逗哏演员用醒子比作捧哏演员家里的房子,捧哏演员说“这是房子吗?这不是蛐蛐过笼吗?”因此是使活的需要。 扇子——用处较多,在演员的手中,扇子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刃全在扇子上。同时扇子也是烟枪、烟袋、鼓槌、喇叭等等等等,扇子几乎可以扮演舞台所有需要的道具。 手绢——用来化妆,包在头上,男的就是女的了。《学四省》中,包在同上,用来表明捧哏演员的砍头疮。是为了丑化演员而达到喜剧效果的一种装扮工具。 传统曲目有《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贾行家》、《扒马褂》等,总数在两百个以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则以《夜行记》、《买猴》、《昨天》、《帽子工厂》等影响较大。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近几年来,为了改变相声创作、演出不景气的局面,各种形式的相声改革应运而生。吉它相声、迪斯科相声、歌舞相声、乃至于男女相声、侏儒相声,想了不少办法,花了不少力气却唯独忽视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这个根本性的命题,因此也就必定不能取得成功。忽视了语言在相声艺术中的重要性,也就背离了相声艺术的审美特性。 然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这条定义又是不够准确的,它的外延过于宽泛,并不能很好地划分相声与其它艺术之间的界限。在曲艺艺术中,评书、快书等同样是语言艺术,唱曲类曲艺无非是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结合。戏剧艺术、电影艺术、声乐艺术中都有语言艺术的成份,就连文学也是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语言艺术。如果不能划清相声艺术与其它艺术之间的基本界限,我们就难以进一步深入认识相声艺术的本质特征。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相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比较独特的。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其中绝大部分曲种,无论是只说不唱的评书、评话、快书,还是只唱不说的唱曲类曲种,或是有说有唱的鼓书、弹词,它们的内容都在于叙述一个故事,唯独以相声为代表的少数几个曲种(还有上海的独角戏,闽南及台湾的答嘴鼓等)是个例外。 作为喜剧艺术形式之一的相声,它既不象小说、评书等叙事艺术那样主要以叙述、描写等手法反映生活,也不象戏剧、电影等综合艺术那样主要以演员的形体动作形象地反映生活,而是主要通过对话议论、谈论生活。 相声作为对话艺术,它具有与各种叙事艺术、表演艺术迥然不同的特点,现分述如下: 一、相声是以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语言艺术,相声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对话为主要内容。在叙事艺术中, 人物的对话不能脱离情节的制约, 而在相声中,情节的作用远不如在叙事艺术中那样重要。在相声中,情节是为组织包袱服务的,而包袱又是由对话构成的。在对话时脱离谈论对象和话题讲述一个故事是无法令人理解的,因而也是不允许的。 与此相反,相声中的情节却可以是时隐时现 、若断若续,甚至是若有若无的。 在有些相声中,甚至可以根本不需要情节,只借助于对话的魅力,即能组织包袱,直接揭露矛盾,表现主题。 相应地,观众听相声也并不醉心于情节的复杂曲折,而是要了解表演者对问题 、事件所持的立场、观点,所发表的意见。这些观点、意见主要通过对话来表达。 相声中的人物形象也不苛求完整丰满,而往往是只去描绘其言谈话语,并通过这些言谈话语直接反映人物的思想意识、立场观点、性格气质。相声中的人物同情节一样,是组织包袱的工具,因此,人物往往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性格在许多相声中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夸张的,变形的,并不呈现为一个完整、真实的形象。在有些相声中则没有人物形象。 相声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垫话”、”正活”、“攒底”等各部分之间在情节上有时并没有紧密联系,只是通过一个比较宽泛的主题加以维系。在相声中,内容的变化往往不是体现在情节的推进上面,而是体现在话题的转换上面。 总之,对相声艺术来说, 叙事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人物与情节结构都不占要地位。 相声最重视的是包袱,而包袱又是由对话构成的。随便翻开一篇相声作品,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对话。这些对话惟妙惟肖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谈话语。当然,这些对话并干是从生活中照搬来的,而是经过了精心的艺术加工。 二、 相声的包袱主要是以对话的形式构成的。 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在谈及相声的基本概念时指出: “(相声)就是通过组织一系列特有的‘包袱’来使人发笑的艺术,这里所指的包袱是语言艺术的包袱,这里所指的语言是包袱艺术的语言语言……、语言、包袱儿、笑声,可说是相声艺术的三大要素,并且缺一不可。” (引自马季《卅年回首一吐为快》载《曲艺》1987年第2期)在他列举的三要素中,语言、笑声是其它一些喜剧艺术也具有的,只有包袱才是相声艺术特有的。 包袱在相声艺术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包袱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是我们研究相声艺术的关键。 “包袱”一词是个形象化的比喻词,它实际上指的是相声中喜剧性矛盾酝酿、发展的一个过程。所谓的“三翻四抖”,则是相声包袱常采用的一种结构。其中“三翻”是指对矛盾假象反复进行渲染和强调;“四抖”是指在”三翻“之后揭露矛盾的真相。 我们知道,喜剧矛盾的特征是“用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 (引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恩全集》第1卷第5页)因此,在喜剧矛盾中,各种假象就特别多。假象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它的特点是能够提水与其本质相反(或相离背)的表象,然而,假象又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极为深刻地反映着本质。因此,真实的喜剧矛盾具有着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的特点。在对口相声中,喜剧矛盾——包袱的双方 (现象与本质等等)由捧逗双方分别担任,并通过对话逐步揭露矛盾。喜剧艺术手法(如夸张、误会、巧合等)为各门喜剧艺术广泛采用,并非相声所独有。 然而,相声在运用这些手法时自有其特点。例如,许多戏剧、电影运用视觉形象构成误会,(影片《大独裁者》、《黑郁金香》等都出现了两个相貌酷肖的人)而相声在运用误会手法时却大都依靠对话。例如《改行》中说到艺人龚云甫改行卖菜,他把 “挑子一放,一摸肩膀儿,这个痛啊! 他把 《遇皇后》 的叫板想起来了 :‘唉、苦哇!’老太太一听:‘噢!黄瓜苦的,不要啦。’”很显然,这个包袱采用了误会手法,误会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造成的。离开了对话的双方,也就无法引起误会。 通过人物对话组织包袱,是相声中运用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不仅在“子母哏”类型的相声中是如此,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也是如此。不仅在对口相声中是如此,在单口相声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中,那个攒底的包袱就是由皇帝朱元璋和他的群臣之间的对话构成的,这类利用对话构成的包袱在相声作品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对话不仅体现在包袱的组织方法上面,而且体现在各种相声艺术手段的运用上面。“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种最基本的艺术手段,“说”是说笑话和绕口令,“学”是模仿各种叫卖声、唱腔和各种人物的语言,“逗”是抓哏逗笑,“唱”是编一些滑稽可笑的词用各种曲调演唱。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只有纳入对话的范围才是符合相声创作艺术规律的。相声表演不能为学而学,为唱而唱。相声演员用方言所说的话,仍需达到对话的目的;所唱的歌曲和戏曲,或是作为对话中的论据,或是通过改唱歌词表达对话的内容。目前有些“柳话”(即以学唱歌曲、戏曲为主的相声)相声表演实际上变成了听众点唱音乐会,虽然也能取得剧场效果,但是却违背了相声作为对话艺术的本质。这种“为唱而唱”的创作倾向是不可取的。 三、相声演员以对话者的身份进行表演。 相声演员既不是象评书及其它曲艺演员那样主要以叙述者的身份进行表演,也不象戏剧演员那样以剧中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是以对话者的身份进行表演。相声演员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对话性(即问答式)的语言。在子母哏类型舱相声中,这一点比较明显。其实,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逗哏和捧哏的演员同样是在进行对话。逗哏演员的话语在内容上虽然确实有叙述的成份,但在形式上仍然表现为与捧眼演员之间的对话;在这里,叙述的内容只能作为答话说出来,而不能脱离具体的对话环境去讲故事。 相声演员在表演中始终是一个对话者,而不是行动者(英语中“演员”一词为“actor”,也可硬译为“行动者”)。相声演员主要靠对话塑造人物形象,而不是依靠外部形象和形体动作。 相声演员的外部形象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一特点与相声的特殊审美方式有很大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相声表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我演我”的本色表演(见卢昌王《关于曲艺表演问题的几点思考》载《曲艺艺艺术论丛》第九辑76页),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虚拟式的表演。(见薛宝锟《笑的艺术》第64~65页)但无论如何,相声演员的形体动作只是为使对话更生动形象而采用的辅助手段,这些动作不象戏剧中的动作那样重要和完整。 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捧哏演员的话虽不多,但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捧哏演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作为“相声是对话的艺术”这一命题“人证”。 在相声的几个类型中,群口相声是在对口相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形成的,它将对口相声中的双边的对话转变为多边的对话;并且具有某些戏剧的成份。 单口相声的情况比较特殊。单口相声是从民间故事和笑话发展、演变而来的。它兼有故事和笑话的艺术特点。对此,专家们曾发表过精辟的意见。 冯不异提出;“在曲艺的诸多曲种中,有一种单人演说可笑故事的表演形式,称为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但求谏果回甘,却不一定那么有头有尾,它的体制不同于短篇的话本、故事、笑话,也不同于对口相声,是一种风格独具的口头文学体裁。”(引自《继承传统,丰富提高》载《曲艺》1986年第5期)。 王行之认为:“把单口相声直接并入中短篇小说这一艺术门类,未必确当,但是,因为它们同属叙事性的艺术形式,从叙事状物、刻画人物等角度看,它们之间不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单口相声又有不少独到之处。”(引自《小说家的益友——或“劲敌”》载《中国曲艺论集》第280页) 李凤琪也曾指出:“单口相声以故事性见长,其中也有偏重说理的,即所谓‘议论型’,这种相声容易空洞、枯燥、很难写,新作中几乎绝迹。” (引自《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卷》,刊载于《曲艺》1986年第5期) 看来,专家们比较—致地认为单口相声是一种喜剧性的叙事艺术。单口相声就其形式而言不是对话艺术,但是,它与传统的叙事艺术(评书、故事等)相比又产生了许多变异。例如,单口相声在内容上侧重于反映人物之间的对话, 并且主要依靠对话构成包袱、塑造形象。 由于单口相声创作中包袱的组织要受情节、人物性格的制约,所以单口相声创作的难度很大。故事型的单口相声创作近年来已近于绝迹;议论型的单口相声则由于在内容与形式之问存在着不易克服的矛盾,而让位于对口相声。 对口相声是从单口相声脱胎而来的,但是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艺术生命绎久不衰。这与它的内容形式之间的和谐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对口相声的主要内容是对话,它所采用的形式也是对话,二者之间是一种同形、同构的关系。四、 对话不仅体现在相声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 ,而且体现在欣赏过程中 。相声作为一门舞台艺术(目前基本如此),它的表演与欣赏在时空上是统一的。相声与其它舞台艺术一样 ,存在着与观众进行交流的问题。 众所周知,相声是一门最擅长与观众进行交流的艺术,相声演出所产生的剧场效果,往往是其它舞台艺术无法企及的。除了喜剧性内容的原因之外,相声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话的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叙事艺术中,创作者自信有力量穿透孤立的事件,抓住其“内在的本质”,赋予其因果联接的次序,从而构成故事虚构的情节和历史,并将这些内容灌输给观众。在这里,信息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观众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在叙事艺术中,由富有穿透力的情节构成了—个有头有尾、线性发展的封闭性结构,这种结构不允许来自外部的干扰。在戏剧艺术中,有第四堵墙的理论。它要求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矗立起一道假设的墙,这堵墙使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带有间接的性质。 相声艺术则有很大不同,相声中的“情节”是若断若续、若有若无的。因此,相声的内容使人感到是不确定的。相声的包袱常常给观众提供假象,而将真相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就促使观众主动进行思考,因而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思想交。相比之下,评书(及其它一些曲艺)演员不仅将事情的因果关系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且还通过得胜头回预先明确故事的主题和结局,听众只需被动接受。在相声表演中,演员不再享有评书演员那种“说书先生”的地位,演员与演员、演员与观众都是以一种平等的对话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可以对事物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这种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意见,既构成了相声形式上的特点,又是相声中喜剧性矛盾的来源。在这里,演员的一切言谈话语都要接受另一个演员和广大观众的严格检验,他的种种故弄玄虚、自相矛盾、荒诞夸张、逻辑混乱的话语都逃不过观众的耳朵,他往往因“出乖露丑”受到哄堂大笑,处于“下不来台”的“尴尬”境地。观众则通过笑声感觉到自己在心理上的优势,并在笑声中受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相声的欣赏过程能够更好地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因而相声艺术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相声表演采取直接面向观众的方式,“第四堵墙”在相声表演中是不存在的。许多演员还直接向观众提问,或解答观众提出的问题,并满足观众的要求。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演员与观众的联系与交流。 在相声的欣赏过程 ,观众虽然一般不能直接与演员进行对话 ,却可以通过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另外,在许多相声中,捧哏演员的话往往代表了观众的观点,捧哏演员往往是作为观众的代言人与逗哏演员进行对话。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相声的表演和欣赏过程中,演员与观众的交流是双向的,十分密切的。这一特点是与它特有的艺术形式——对话的形式分不开的。这种形式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参与意识,由此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相声与观众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它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幽默,表达了群众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乐观精神,并对生活中的假恶丑进行揭露和讽刺。相声以其精湛的生活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成为优秀的民族艺术之花。 总而言之,相声在内容上是喜剧艺术 ,在形式上则是对话的艺术。 相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这两大特点,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黑格尔认为“内容即具有形式于其自身”,内容与形式是对立面的统一:“内容非它,即形式之回转到内容,形式非它,即内容之回转到形式。” (见黑格尔《小逻辑》第286—287页)从这一命题出发,我们可以把相声称之为“对话式的喜剧艺术”,或者叫作“喜剧性的对话艺术”。正如“戏剧:动作的艺术”这一命题也不排斥剧中人物的对话一样,“相声:对话的艺术”这一命题也不排斥演员的形体动作、对话中的叙事成份以及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提出相声是对话的艺术,只是为了进一步明确相声这—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规定性的本质,而不是要割断相声与其它喜剧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声:对话的艺术”这一命题看似简单,其实,它正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相声艺术的基础和破译许多相声之谜的密码。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相声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但是我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英国学者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写道,“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长的青藤上的一朵鲜花。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容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
以下是郭德纲相声研究的一些参考资料:1. 《中国传统相声艺术史》:该书是新时期中国相声艺术史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中国传统相声、赵家班、洪深相声、范瑞娟相声以及郭德纲相声等不同流派的艺术历史、风格特点、演出形式等方面的分析,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相声艺术的发展历程和特点。2. 《郭德纲相声精选》:该书收录了郭德纲多个经典相声小品,包括《打单手》《琴棋书画》《夜店》等等,可供学习分析研究。3. 《十年相声珍藏版》:该书是以郭德纲为代表的新一代相声人物的代表作,收录郭德纲多个相声小品,如《单刀会》《好汉坡》等,展示了郭德纲相声艺术的风格特点和表演技巧。4. 《相声鉴赏辞典》:该书是相声文化的专业词典,包括相声的历史、流派、艺术特点、表演技巧等方面的介绍和解析,可供相声研究者参考。5. 相声评剧学报、戏曲学刊等相关学术期刊:这些期刊都定期刊登关于相声文化、艺术研究的学术论文、评论、访谈等内容,是相声研究者了解相声最新进展和文化思潮的重要参考资料。以上是一些可以参考的郭德纲相声研究资料和文献,相信对相声爱好者和研究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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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分寸感
摘要:真实与自然是舞台表演的根本灵魂,这无关话剧的内容,也无关话剧的表演手法。一个脱离了真实和自然的舞台话剧哪怕有再好的演员,再好的剧本,其灵魂依旧是空洞的,是无法满足观众需求的。而真实与自然具体体现在表演的分寸把握上。本文分析话剧表演中分寸感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话剧;表演;分寸感
0引言
高尔基先生曾经说过:人就是人,他们是普通、正常,没有扭捏作态,也不会装腔作势[1]。这在话剧表演上就体现为分寸感,正常、普通的去表演,通过真实而自然的肢体和语言的表达,传递出话剧中心的灵魂思想,给予观众以“是的,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看过的就是这样的)”的感觉。分寸感的控制和掌握可以有效提升话剧表演的感染力,引起观众的共鸣,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但是表演的分寸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这是积极值得我们研究的。
1话剧表演中的分寸感
所谓的分寸感其实可以解释为一个字:度,是指在表演中通过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肢体、和语言表达出真实而自然的人物形象[2]。万事万物都存在一个度,这表现为人们常说的临界点,一旦某一事物超过了自身的临界点,必然发现质的变化,转而形成另外一种事物。人们常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指这种情况。话剧表演中也存在这种度的要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分寸感,这就要求话剧表演中,人物外在形象、人物动作、人物语言以及人物表情符合观众的潜在审美期待,究其实质就是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物的常情。
2表演分寸的依据
莎士比亚认为表演分寸的依据就是:接受你自己的常识的指导,认为表演的分寸就是“自然的常道”。也就是说所谓的表演分寸依据就是要符合日常的生活、生产常情,符合所表现人物角色的社会地位以及人物个性情况。在进行表演分寸把握时,需积极分析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心里状况以及其行为状况,做到真实而自然,这就是表演分寸的依据。笔者在观看话剧《贺方军》时,其中一个场景让笔者感悟最深:贺方军身患绝症,斜靠在沙发上,忍着身体的剧烈疼苦,但是为了不让女儿担心。他故作轻松,面带笑容的鼓励女儿要自立、要坚强,要求女儿好好的生活。在该话剧中贺方军的饰演者将人物贺方军当时的心里状况和肢体状况真实而自然的表现出来了,其分寸控制得完美无缺。表演者眼神刚毅、深沉,眼角闪现着对亲人和世间的留念,他伸出小指与女儿拉钩许愿的场景感动了无数观众。在该话剧表演中,贺方军的表演者将贺方军的硬汉形象和儿女情长表现了淋漓尽致,其在分寸上的把握更是让人拍案叫绝,一个小小的拉钩动作,真实而自然的再现了贺方军对女儿的难舍难分的感情。
3话剧表演中分寸感的重要性
审美的需求
话剧表演最终是服务于观众,没有观众的话剧表演只能称为自娱自乐。观众作为话剧的审美者,自身有一定的美学理解能力。是以,在表演时,表演者如何在观众已有审美基础上传递话剧的美学思想,这是表演者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成功的话剧,必先要了解话剧所面对观众的美学情趣和理解能力等问题,再对话剧中实际的表演进行适度的控制和调整,掌握分寸感,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但是这种满足并不意味着迎合,话剧必然是要传递积极、先进的美学理念,必然是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因此,表演者要把握美学格调与迎合观众的分寸感。
实现创造性与忠实性相结合的需求
话剧表演来源于生活而又经过了艺术的创作,其涉及到忠于生活和创作加工两个问题。但是这两者并不是矛盾对立的,通过一定的分寸感把握,可以有效的实现两者的协调统一。每一部话剧作品都是来源于相关人们生产、生活的现实故事,但是要保证话剧作品的艺术性和格调,必然要进行艺术的加工创作。另外,如果话剧只是简单的重复一遍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现实故事,那么表演者就只能称为艺匠,而不能称为艺术家了。话剧在表演时,需要考虑舞台、灯光、服饰、人物、现场气氛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作品来源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如何再加入这些元素的情况下依旧忠于原来的故事思想,成为话剧表演者的重要思考方向。在实际表演时,表演者需通过合理的舞台布局、语言以及肢体动作来还原原故事思想,并通过这些动作和语言增强原故事的艺术格调,从而保证两者的协调统一。只有通过两者之间度的把握、分寸感的掌握,才能完美的实现创造性与忠实性相结合。
4表演分寸感的把握措施分析
表演者需拥有较高的表演素养
话剧表演者首先必须具备较高的表演素养,对相关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力较强,可以较好的利用音乐、场景以及人物背景进行表演。话剧表演者不但要求一定的表演能力,同时还要求表演者掌握相关的舞蹈、音乐知识,尤其是要求掌握较高的舞蹈知识。传统的话剧表演一般都会夹杂一部分舞蹈表演。除了这些必备的基础素养要求外,表演者还需具有较强的节奏控制能力,通过自身的节奏掌握能力调动观众的情绪,引发观众的共鸣。
立足事实,不做作
有人说过:表演舞台上永远不要去夸大真实的要求,也不要去夸大虚假的作用。话剧表演中要想提高自身的分寸感,就虚立足在事实上,不做作。在实际的表演中,表演者要立足于事实,再通过艺术的手段进行阐述,保证话剧表演的美学格调。在艺术加工时,要把握一个度,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放大,不让观众产生距离感,认为表演脱离了实际生活。一个表演者如果过分的去夸大,就会显得做作,但是过分的谨慎又会导致情感无法准确传递。是以,表演中虚立足于事实。
重视细节
观众是敏锐的,尤其是在话剧高潮内容时,表演者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都能让观众产不一样的感觉。表演者在进行高潮部分的表演时,需严格把握分寸,每一个细节动作都需经过反复的揣摩。话剧表演者在表演前需积极对人物、社会背景、环境等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将自身代入人物形象中,掌握人物心里、动作、习惯的每一个细节。在潜意识里构造一个人物形象,并将这个人物形象真实而自然的表现出来[4]。例如在话剧《世纪风流》在塑造某开发区的主任这一人物时,表演者就将细节表现得妙到颠毫。该开发区主任面对社会诱惑时,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但是又小心谨慎。表演者在进行受贿那一场戏安排时,设计极其精妙。该表演者通过将一杯咖啡打翻,然后假作公文包被打湿,对着送贿人打开,然后转身假作整理身上水迹,让送贿人直接将金钱放入包中。巧妙的将受贿过程展现出来了,将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完美的呈现出来了。可以说,该表演者在动作设计和语言表述上的分寸控制妙到巅峰,是一场极其成功的戏。
5结语
表演是一个将真实生活通过艺术加工而传递高于生活格调的艺术行为。如何掌握真实与艺术加工的分寸,成为表演者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这要求表演者具有加强的表演素养,并且对整体表演节奏有较强的掌握能力,与此同时,还需加强不做作,不谨慎,从细节上进行控制。表演者还需扩展日常生活阅历,通过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总结相关生活、表演经验,提高自身对表演的度和分寸的掌握能力。
参考文献:
[1] 刘露.是薛涛.又不是薛涛《浣花吟》中饰演薛涛的体会[J].中国戏剧,2010(06).
[2] 吴戈.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舞台创造? 从导演艺术家查明哲说起[J].中国戏剧,2011(06).
[3] 王亚兵.怀梆名家赵玉清的唱腔特色[J].中国戏剧,2013(06).
浅谈相声的表演
摘 要:“包袱”即笑料,是相声的基础,包袱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相声表演的好坏。包袱构成的种类大致有夸张、曲解、重复、矛盾、否定、误会、假借、对照等,如何抖好包袱,成为相声表演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相声 表演 “包袱”
相声艺术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艺术手段、生动的语言风貌和幽默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它是一门优秀的民族艺术,是曲艺百花园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
相声的表演是以幽默的语言为主、夸张的动作为辅,通过诙谐、优美的演绎来征服观众。演员若不能发挥作品的潜在功能,表演缺乏魅力,光指望“活保人”,即使作品再好,成功也只是纸上谈兵,这就说明相声艺术的表演要求非常高。“包袱”即笑料,是相声的基础,包袱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相声表演的好坏。包袱构成的种类大致有夸张、曲解、重复、矛盾、否定、误会、假借、对照等,如何抖好包袱成为相声表演的关键之一。
一、抖包袱要掌握“寸”劲儿
抖响一个包袱要掌握“顿”的技巧。“顿”就是停顿,也叫“寸”,就是控制好节奏,“寸”住了劲儿,特别是到了包袱口。抖包袱就相当于运动员三级跳远,量好距离,起跑,踏板准确,发力起跳。因此“顿”的位置要恰到好处,停顿时间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就抻了,少了就抢了,“顿”得好,才有劲头,才有力度,包袱才会抖得响,也就做到了相声演员常说的“寸住了”。相声名家高笑林先生曾经说过:“抖包袱靠的是寸劲儿,哪里该寸,心中要有数,早了晚了都不行。”如他表演的相声《夫妻之间》的一段:
甲: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顿)比裤腿儿深
乙:嗨,那叫百日夫妻比海深
甲:大海有底,裤腿儿(顿)没底啊
乙:嘿
这一段里,百日夫妻,情理之中的下文是比海深,而演员甲的一“顿”,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意料之外的“比裤腿儿深”,包袱抖得干净利索。再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表演的相声《训徒》的一段:
甲:我问你,世界上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乙:太简单了,告诉你记住了,先有的鸡后有的蛋
甲:哦,先有的鸡,那鸡打哪来的
乙:蛋孵的
甲:蛋谁下的
乙:鸡啊
甲:鸡打哪来的
乙:蛋孵的
甲:蛋谁下的
乙:鸡啊
甲:鸡打哪来的
乙:蛋孵的
甲:蛋谁下的
乙:(顿)你下的
这一顿,顿出了演员乙自己先前回答问题的草率,又被演员甲不断追问的无奈,抖包袱时“寸”住了,自然包袱也就抖响了,而且是嘎嘣脆的效果。
二、抖包袱要简洁有力
相声的语言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要短小精炼。虽然是铺平垫稳,三翻四抖,但在构成包袱的语言时,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到了包袱口时,句子的前后都不可随意添字,否则,前面的铺平垫稳都是白费,包袱抖不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表演就不成功。如李金斗先生表演的相声《新夜行记》中的一段:
甲:车跑起来了,往后一看是浓烟滚滚啊
乙:好嘛
甲:坏了,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乙:哪去了
甲:让烟给当上了,等烟散了,回头一看,好嘛
乙:怎么了
甲:我媳妇变非洲娘儿们了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是想形容汽车的尾气黑烟特别厉害、特别多,把自己媳妇的脸都给熏黑了,非洲人的肤色是黑色的。包袱设计得合情合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但如果最后一句演员甲说“我的媳妇脸给熏得,都变成非洲的娘儿们了”字数多了,说得过于具体、明白了,但是在相声的表演中,这样处理,包袱就响不了,相声演员常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挡包袱”。 “我媳妇变非洲娘儿们了”字数少,也能说明问题,又不挡包袱,观众明白就行了。表演中还有一种情况,如相声《天仙配》的一段:
甲:我扮演董永
乙:我扮演七仙女
甲:你这模样像七仙女吗
乙:我摆个姿势就像了,(亮身段)你看我像不像七仙女
甲:七仙女你不像
乙:那我像
甲:三仙姑
演员乙的“那我像”和演员甲的“三仙姑”都是三个字,上下对应,简洁有力,如果多加字,就像有一堵墙,自己给自己设了障碍。也有在包袱后面加字的,这样也影响表演,这叫“带尾巴”,在表演中会觉得有累赘。所以相声前辈们常说,“到了包袱口,字越少越好,能用一个字说明的,坚决不用两个字”。
三、“相”与语的配合
表演相声要靠“相”来配合语言。相声演员管这叫“使相”,“相”主要指面部表情,也包括手势、形体动作,有声有相才能声情并茂。相声一词的字面解释,也有这一层含义吧。面部表情主要靠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情感觉对了,语言情绪和语气就会自然到位。手势运用的得体,会使语言表达形象、真实,能吸引观众视线,观众注意看你了,才会认真听你。形体动作的设计,要根据你所表演的人物,抓住个性和特色,要符合人物的性别、年龄和身份。形体动作要体现神态,形似和神似并存才是完美的。由于表演需要,有时形体动作会有些夸张,但也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说“宁不够,绝不过”。面部表情、手势和形体动作都是辅助语言表演的,应该成为一个整体,要有连贯性。
以上是我对相声表演一些简单的理解和总结。人们谈到相声,常挂嘴边的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相声发展到现在,也有人总结为“说学逗唱演”,但我个人觉得,说学逗唱这四门都包括在演里,说学逗唱里面也都有演的存在,它们相辅相成,说学逗唱是从相声表演的形式上分类的,从表演技巧上可以分为故事型、贯口型、争辩型、学唱型、文字型、模仿型和批讲型。相声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跳进跳出”,一会儿在人物里,一会儿又变成你自己,一个人不断、迅速地转变角色,根据作品的需要,有时一张嘴就是带着人物的。这种特殊的表演,看似简单,实际需要演员深厚的功力和对生活的细致和感悟。相声的表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这也会丰富相声艺术的表现手段,使相声艺术更有生命力。
我国的相声艺术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形式是由“俳优”这种杂戏派生出来的。 “俳优”多在宫廷里演出,用诙谐的说话,尖酸、讥讽的嘲弄,以达到惹人“大笑捧腹”而娱 人的目的。在这些笑料中,艺人们往往寄托了对统治者的嘲弄和鞭挞。 秦朝末年,俳优演员优旃为秦二世胡亥演出,他知道愚蠢的胡亥为了把长城重新漆一遍,将要 下令加重老百姓的劳役和赋税,大臣们都阿谀奉迎,谁也不敢谏阻。优旃通过自己的表演,把 胡亥说得失声大笑,继而又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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