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音乐美学论文

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 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死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罢课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学潮，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采；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死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俳优。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模特自由恋爱，并且成婚。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绝尘而去 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假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 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采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白菜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市长等高官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 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 ， 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 。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印光、太虚、虚云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参考资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艺术》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姜丹书《弘一大师咏怀录》 欧七斤、盛懿《出旧入新：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对李叔同的影响》 陈海量、姜丹书等《弘一大师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1880～1942)音乐家，早期话剧活动家，音乐、美术教育家。原名文涛、字惜霜，浙江平湖人。自幼擅长吟诗作画、写字刻印。1905年入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1906年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等在日本创立我国第一个话剧演出团体“春柳社”。同年创办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但仅出一期。1910年归国后任教于天津、上海，并参加“南社”，担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1913年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后兼任南京高等师范的艺术教员。1918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寺，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在学堂乐歌创作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代表作有：《送别》、《西湖》、《春景》、《忆儿时》；合唱曲《春游》(三部合唱)、《留别》(二部合唱）、《早秋》。其作品后来大多收入丰子恺所编《李叔同歌曲集》(音乐出版社1958)。

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出了许多卓越贡献，一些贡献和成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1905年，李叔同曾手书《祖国歌》的词谱，作为“沪学会”补习班的唱歌教材。这首以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为基本曲调的歌曲，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很快由上海传唱到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1905年，李叔同编印出版《国学唱歌集》，歌词选用了《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和对国学的重视。1906年，李叔同独自在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成后，寄回国内发行。这本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这本杂志包括图画、插图、乐史、乐典等栏目，除乐典、三首词作、部分插图的作者是日本人外，其他内容（包括封面设计和水彩画）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署名“息霜”。他在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他论述了自然界各种音响给人的不同共鸣和感受，并认为将自然界的音响加工成“音乐”，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这篇序文也体现了李叔同的音乐启蒙教育思想和音乐观。这本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填词编写的三首乐歌：《隋堤柳》、《我的国》和《春郊赛跑》。《我的国》是他根据自己在上海时写的歌词，选用一首日本乐曲编成，豪迈壮阔的歌词充满爱国激情，表达了他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李叔同弹奏并吟唱这首歌时，为饱受列强侮辱的祖国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民而揪心阵痛。《春郊赛跑》采用德国歌曲《木马》的曲谱，歌词写道：“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健康快乐的情感。李叔同还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的《西洋音乐史》中的资料，编写了介绍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文章《乐圣比独芬传》，并用炭笔精心绘制了“乐圣比独芬像”。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中国人，也是尊称贝多芬为“乐圣”的第一人。李叔同在《昨非录》一文中，还对音乐简谱和五线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歌唱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他还针对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国学唱歌集》未能身体力行使用五线谱而痛悔自责：“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编辑《白阳》杂志，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介绍西洋乐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合唱曲《春游》。这本刊物还包括文学和美术方面的文章，从音乐方面来看，它可以看作是《音乐小杂志》的姊妹篇。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乐歌作家。我国近现代音乐起源于大多用外国曲谱填词的“学堂乐歌”，李叔同就是“学堂乐歌”的重要作者。李叔同填词和选曲配词的音乐作品有近百首，确切数目已无从考证。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收录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乐歌。歌集一经出版，就被各地学校选作教材，连续再版十次，成为中国近现代传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教学歌曲集之一。丰子恺在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因而当时能兼作词曲者，只有李先生一人。”文中虽然难免对恩师的溢美，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中的地位。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乐歌创作中。李叔同编写的乐歌，体现了他“促社会之健全”和“感精神之粹美”的音乐观，影响深远。早在1904年“沪学会”时，李叔同就邀请沈心工在“沪学会”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自己也一起听讲，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李叔同在“沪学会”教唱的《祖国歌》，词曲配合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出家以后，虽专心研究和弘扬佛学，但在“念佛不忘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仍应邀创作爱国歌曲。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清凉歌集》，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李叔同创作的乐歌艺术水平很高，尤其在多声部合唱歌曲方面具有首创性。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这首歌的和声和曲体非常工整，旋律优美，自然清秀，堪称校园歌曲的典范。李叔同歌曲中流传最广、影响最为久远的一首乐歌是《送别》。《送别》的歌词实际上是他“悲欣交集”人生的真实写照，感人至深，与稍加改动的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曲谱搭配得天衣无缝。其中有一句歌词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人采用“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的人把这句中的“瓢”唱为“觚”，有的人唱为“斛”或“壶”。对此，由于迄今没有见到李叔同手书的《送别》歌词，很难做出鉴别。《送别》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是丰子恺、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该书《送别》歌词中是“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后来，丰子恺又编了《李叔同歌曲集》，此书收入李叔同作词作曲或填词的歌曲作品32首，歌词全部是丰子恺的毛笔楷书，所收《送别》的歌词中，这一句也是“一瓢浊酒尽余欢”。因此，有人认为“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无可怀疑，应视为正宗原版。但“瓢”一般是用来舀水或撮取面粉等的器具；而“觚”却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据此，也有人对“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觚”与“瓢”字形相近，可能是丰子恺在书写过程中有误。《送别》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觚”、“瓢”、“斛”、“壶”等版本，莫衷一是。不过，我对这一句中采用“斛”、“壶”的版本不以为然，一是缺乏根据，二是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词中用“斛”或“壶”。这首歌曲还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广泛传播，至今仍久唱不衰。它也是我几十年来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变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可以说，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我总是把他看作“近代的唐伯虎”，有所不同的是，唐伯虎没有出家。不过，李叔同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还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厌的《送别》。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18年出家为僧的几年，是他艺术教育和乐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在我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对是否需要音乐教育尚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毅然选择了音乐和美术教育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是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