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论文范文

学校是进行 安全 教育 的重要载体,安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阶段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小学生进行正确的安全教育对家庭、学校、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安全教育的论文 范文 ，仅供参考。

大学生安全教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横向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深化，大学生 毕业 由原来的国家统分统配向自主择业的转化，大学生如何安全平稳地走向社会和适应社会，并在社会中生根开花，有所作为，成为一个保重自己，贡献社会的有用之才，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教育加以探讨。

一、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安全教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安全防范的需要。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商场如战场，众多的商品生产者和服务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竞争。竞争是无情的。社会没有铁饭碗，没有大锅饭，没有保护伞。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通行着竞争规律的市场经济，迫使每个市场主体面临成功与失败的双重选择。竞争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欺诈事件多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冒用他人 注册商标 屡见不鲜。面对着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而又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消费者往往不知所措，这给少数不法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以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守法的商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我们在对欺诈行为采取有力 措施 打击的同时，应采取法律措施加强防范，增强防范欺诈的意识，与各类欺诈行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自身也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守法经营，不进行欺诈的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在校大学生，他们将走向社会，参与市场大循环，融入到市场经济的熔炉里，学校应对其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教育他们同欺诈行为斗争，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教育大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应当做到以诚待客，以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第二、安全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它具有辐射作用。学生在学校首先应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学知识，一专多能，多专多能，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危机意识，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充满生机和活力，让拥有知识的人大有用武之地，但也充满了陷阱和艰辛，这不得不让我们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会安全防范，多一个心眼多一份安全。再加上随着大锅饭的砸碎，随着“整体利益”的退位，“个人利益”正在走向市场，走向社会。竞争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求得生存的必要手段，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那就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人们应认识到“形势比人强”的真正含义，市场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素质应跟得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应懂得尊重市场的变化，用新眼光新 方法 去处理面临的新问题，才能摆脱被动误打的境地，才不至于被淘汰。因此，如何学会适应社会和求得生存，学会安全进入社会，安全渡过市场经济的检验和锻炼的教育也成了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实施这方面的安全教育，才能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使学生有所准备，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另外，大学生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对社会具有辐射作用，推动着全社会安全观念的形成。

第三，安全教育是法律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当代中国社会环境的一个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它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的要求，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市场经济强调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强调各尽其力，各显神通;强调主体间进行交往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人们要善于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公德意识，不做损人利己的事，要尊重他人、格守信用，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德，讲究公共卫生，遵守职业道德，增强自己的保健意识，注重心理健康。大学生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只有单一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完善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既懂书本的，也懂社会的，才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我们要由原来的偏重智育和学历文凭的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人格素质、精神素质，道德素质、 文化 素质、科学素质、健康素质和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大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如何做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当一个人呱呱坠地之时，命运便赋予了他神圣的使命——珍惜健康，珍爱生命。可是孩子慢慢长大，家长却对他们的安全问题逐渐忽视起来，将孩子安全教育的责任推卸给了学校，推卸给了班主任。仅管各种媒体广而宣传警示，向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但那耳濡目染的提醒并没有受到100%的重视，但却敲醒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踏上讲台，面对一群似懂非懂的青少年朋友，我深深的意识到肩头的责任重大，不但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更应该把安全教育摆在首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安全工作，情系千家，心牵万户;安全工作，是学校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讲话中指出：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能否安全健康地成长，不但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欢乐和幸福，也关系着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振兴。班主任，作为一名学校教育工作者，作为一名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园丁，安全教育，守望安全是责无旁贷的。

班主任要带好一个班，必须要对班级所有学生的学习、生活、劳动、纪律、安全、卫生等方面，进行全面管理，其中安全工作的教育管理，更为重要。班级的安全工作，涉及学校的稳定秩序，影响到该班的和谐发展，触及到师生的切身利益，更牵扯到家长那颗久放不下的心，因此，班主任必须把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提到最显著的位置上来抓。我们要象抓教学质量那样抓好安全工作，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我们的学生。确保学生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班主任如何做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呢?

一、常宣传

谁也不愿接受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在未成年的孩子身上，但事与愿违，不幸的遭遇总牵动父母的心，让泪水奔涌，心也彷徨。假如不在公路上追跑打闹，假如不乱穿马路，假如不耍“高超”的骑车杂技??也许惨不忍睹的这些就不会发生。很多时候，只要班主任细心叮咛过，学生可能会把你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会主动把它落实到日常行动中，去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结果自然会降低学生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有机会的话，班主任应利用班会课开展“交通安全在我心”、“不该发生的 故事 ”、“交通知识讲座”??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更能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 班主任要对学校制订的安全制度和安全措施，经常宣传，具体落实。如要与学生家长每期签订《 安全 责任书 》。班上要结合学生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安全工作，要深入人心，落实到位。安全工作，要天天讲，处处讲，时时讲，人人讲，不厌其烦地讲，要时时向学生敲警钟。因为学生易冲动，自制力差，可塑性大，所以班主任千万不能忘记安全工作。利用班会、晨会、读报时间，采用集中、分散相结合等方式，把安全风吹进学生心里。只有安全意识扎根于学生头脑之中，我们的安全工作才算做到家。

二、多防范

上级相关部门和学校对班级安全管理，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教育管理，有一定的指示精神和要求，作为班主任，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安全工作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和投机取巧，而应该脚踏实地、防患未然。教室内，书写安全 标语 ，危险处设置警示牌，班级办《安全专栏》，组织学生学习有关安全、法制知识，演唱安全歌等。班级开展争当“安全星”活动。利用各种活动，不同形式让安全意识“随风潜入心，润人细无声”。

教师都应当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做到以预防为主，强化防范措施，开展群防群治。加强对安全防火工作的宣传和防范，不到危险区去活动和玩耍，寝室内严禁玩火，点蜡烛，预防火灾事故。对易燃、易爆、放射、剧毒、腐蚀等药品要严格管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校，消除火灾隐患，严防学生接触易爆易烧、有毒有害的物质，严防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教育好学生如发生火灾，在报警的同时应速疏散到安全地带，禁止学生到森林地带 野炊 ，严禁学生参加森林火灾扑救。教育好学生严格按管理制度用电、用水，不准学生随意触动电器。

组织参加文艺演出、看电影、全校集会、大型活动，做操，放学及遇有紧急情况，班主任要自始至终及跟班要到位，带领学生一起参加活动。落实好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措施。组织学生有秩序地下楼梯，在狭窄走道或楼梯中行走时，不得拥挤，必须有序上下楼，防止因拥挤、踩踏造成伤亡。

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应适合学生身体状况，严防运动安全事故。学生上体育课，教育好学生防止发生意外伤亡。体育课或体育活动要事先做好准备，加强防护，注意安全。要强调课堂纪律，注意教学规范，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科学地安排活动量。要耐心地指导学生练习，要使学生知道每一种活动可能发生的意外和注意的事项。懂得锻炼和保护的方法。组织学生参加田径、球类等体育竞赛及其剧烈活动时，严禁有病例、身体不适者参加。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劳动教育及卫生等工作，应当注意学生年龄和体质条件，严禁学生参加超越年龄、生理和自我保护能力范围的活动(如登高擦玻璃，到传染病源做好事，救火等);禁止学生爬高、登窗台、翻栏杆进行打扫。组织学生劳动及参加 社会实践 时，应对劳动场地，工具作好安全检查，对学生提出明确的劳动纪律要求，避免发生安全事故，不组织学生进行强度过大和危险的劳动;不安排学生为私人帮工。禁止学生进行不安全的活动游戏，严禁跳楼梯、爬栏杆、翻围墙、在楼梯走道奔跑跳跃、追逐打闹、随带利器火种，扭打等现象。在发生不法分子滋扰学校时，要及时制止并 报告 学校或公安部门处理。

实行学生外出春游、参观、参加社会实践等活动的报批制度，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组织。获准后应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并有安全保障措施。校内因病因伤送医院诊治救护的，要及时报主管部门，并逐级上报。班上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开展行之有效的安全教育活动，在教育实效上下功夫，防止走过场和形式主义。

要做好防溺工作。禁止学生擅自到深水中洗澡、 游泳 。要特别重视教育学生掌握溺水救护的基本技能。告诫学生非在校时间去游泳，必须要有监护人管带。教育好学生不买过期、变质食品。重视传染病的防治与管理工作，发现患传染病的学生，应立即与其家庭联系，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传染病蔓延。

教育学生注意校外交通安全，加强对学生进行交通法规教育，增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倡步行上学，切实减少交通事故。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培训和演练，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增强沟通协调能力、心理调适能力，以便有效控制事态，使之向好的方面发展，最终得到和平地、妥善地解决。教会学生自救方法，培养学生应急意识、自护意识和能力。

三、细管理

安全工作，我们写得多，说得多，这还不够，必须细管理。班主任工作，其中安全工作的细致教育管理是最重要的一环。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重泰山。的确如此，事实上，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中度过。但千万不要忘了那少部分时间(即课余时间)。事实证明，我们很多的纠纷，安全事故，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的。我们平时的工作就疏忽了这一点，认为学生该休息，我们也该休息，此时学生失控，最易出乱。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班主任就要善于空档的管理，细致入微的管理。我很推崇班主任工作“五到场”——课间操到场，课余时间到场(班)，集合到场，集会到场，升旗仪式到场，当然这就需要班主任有奉献精神， 爱岗敬业 。否则，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安全隐患。

四、巧沟通

班主任，不仅要上传下达，而且要左右逢源。要善于沟通，巧妙沟通。学生与学生有矛盾，班主任要沟通心灵，消除隔阂，特别是本班学生与 其它 班的学生存在分歧时，一定要沟通在先，消除隐患，化干戈为玉帛。班主任要沟通科任教师齐抓共管。班级安全工作不是班主任一个人的事，班主任还要与其他班主任以及学生沟通，互通有无，采取有力措施，形成合力抓好安全工作。班主任还要沟通家长、社会等各个方面，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及班级的安全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安全教育管理的大格局，我们才能安全到家，平安到位。

安全教育是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是世纪教育。在安全问题上，仅靠社会、学校、家庭对中小学生进行保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思想意识，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自救意识，掌握自护自救知识和技能，锻炼自护自救能力，使他们能够果断地正当地进行自护自救，机智、勇敢地处置遇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或危险。只有这样，学校安全工作这个沉重的话题，才有可能变成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永远不能放下这个话题。

普及大学生 安全知识 ，抓好大学生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自我保护能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学生不受违法分子的侵害，避免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不仅是保证大学生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需呀，也是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最基本的要去。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是社会呈现出多种思想观念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人们洗礼转型的重要时期;不仅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治安案件高发的时期。各种新的不平衡，不和谐因素增多，各类不安全隐患也不断出现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个体寻求发展的必要前提。安全教育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大学生由于其自身生理、心理特点以及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当我们面对危险因素时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就显得极为重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多层次、多形式办学格局已经形成，后勤社会化改革也在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触角迅速地深入校园，校园已由过去封闭型的“世外桃源”变为开放型的“小社会”，治安形势更显复杂和严峻。而安全问题不仅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今后毕业走向社会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必须加强对高校大学生的安全教育。

那么，我们大学生如今的安全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制度不全。大学生安全教育还没有纳入课程教育，也没有经常化、制度化。

2. 缺乏系统的教育。安全教育大多是保卫部门或学工部门针对某一时期的发案特点或学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具体案例而临时进行宣传教育，没有系统的教育方案。局限于消防安全、交通安全、人身安全等最基础的方面，而对于安全教育的其他内容如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则涉及太少或根本没有安排。

3. 对学生安全防范能力培养不够。针对各种可能遇到和发生的安全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和解决方法还不够，学生不清楚怎样进行自我保护和防卫。

4. 大学生掌握安全技能的途径狭窄。安全教育如安全防患技能、 防身术 、遇火灾逃生等都需要教师或专业人员的现场指导、演习等，安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大学生所接受的安全教育内容中，多是学生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手段自己学习的，很少是通过教师或专业人员传授的

5. 教育者素质有待提高，教育方法有待改进。目前从事安全教育的教师往往没有经过正规学习和专业训练，难以开展深入的安全教育，也缺乏必要的学习交流，安全教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作为大学生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安全意识呢?

1. 遵纪守法和文明修身的意识。大学生要树立安全意识，安全观念，首先是加强自身修养和提高法律意识，要学法，懂法，用法;其次是强化文明修身的意识，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避免因自身的素质问题陷入冲突之中，使自身受到不安全因素的威胁。

2. 对安全形势认知的意识。安全隐患早知道，就是要对社会安全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虽然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基本稳定，校园安全状况要好于社会整体水平，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转型，大学生所处的安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面临的安全形势应引起重视，学生自身更应树立对安全形势有正确认知的意识。

3. 自我防范意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这就要求大学生树立自我防范意识，对安全隐患要早有心理准备，做好自我保护，尽量避免不安全因素对自身的伤害。

4. 面对突发事件应变的意识。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有些是没有预兆的，这就要求大学生要有面对突发事件应变的意识，这方面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大学生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帮助自己和别人脱离危险，而不是因害怕，应变能力不够丧失了逃生和减少损失的机会。

大学生接受安全教育的必然性是如何呢?

从大学生的成长过程来看，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安全知识教育，缺少必要的安全知识，对社会安全问题认识不透彻;从大学生自身能力来看，我们缺乏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的能力，社会阅历浅，承受能力差，自我保护意识差，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就很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遇到重重的苦难，从而最终导致遭受挫折，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遗憾

从大学生自身来看，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少数高校大学生私欲过度膨胀，甚至道德沦丧，不惜以身试法，这些不仅使自己处于不安因素的笼罩中，随时会陷入欲望的陷阱无法自拔，而且会使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增加了社会不安因素爆发的几率。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不乏精英和骄子，但是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的报道频现于各类媒体，且犯罪案件及人数逐年上升，犯罪类型也逐步走向多样化和智能化。一些被人们视为视为高智商，高素质，高层次的大学生因触犯刑律儿锒铛入狱，不仅是父母，师长蒙羞，还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大学生缺乏必要的法律和安全知识，对社会规范知之甚少，对不安全因斯的防范意识差，这些都给犯罪分子对大学生实施犯罪以可乘之机。

大学生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安全知识呢?

1. 国家安全知识和校园稳定知识，包括保持政治敏锐性，提高警惕性，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防破坏，渗透，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具体知识

2. 日常生活安全知识，主要包括防盗窃，防抢劫，防，防伤害，防性骚扰，放食物中毒，警惕传销，治安防范等。

3. 交通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外出骑车，乘坐交通工具安全知识，旅行交通安全知识，安全驾驶等。

4. 消防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用电，用火安全知识，以及火灾发生时报警，灭火器使用，保护自身安全，自救和逃生知识。

5. 公共安全和防范自然灾害安全知识，主要包括公共突发事件应对和预防雷电，地震，泥石流，滑坡，冰雪，洪水，高温天气的知识等

6. 科学利用 网络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预防网络不良信息，计算机病毒，网络欺诈，交友陷阱以及信息安全等知识

7. 生命教育和心理调节知识，主要包括培养自身抗挫折能力，心理调节能了，防自杀，自残，吸毒等。

8. 学习实践实验就业环节中的安全知识，主要包括文体活动安全，实验操作安全，防有毒物质接触，户外写生安全，防就业陷阱，外出打工维权等。

大学生安全教育所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国家安全、治安安全、交通安全、网络安全、心理安全等诸多方面，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应包含以下方面内容： 第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保护大学生远离危险的思想保障。当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旧体制转换的伟大变革中，在社会秩序多样、价值观念多元化因素影响下，其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确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艰难。尤其是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未成型，尚未适应社会生活，这导致他们的思想存在着许多

矛盾和问题，一旦遇到诱惑,就可能出现违法违纪行为。所以，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应着力解决其思想上对“理论”、“理想”、“政治”的轻蔑和错位，帮助大学生把握好人生的“航船”,学会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学会与他人正确相处。

第二，法制教育。良好的法律意识，为大学生形成安全意识、正确地选择自我保护手段和防范法律风险提供有力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也在加快进行。浩繁的法律条文，正在无声却有力的调整着我们的生产生活。通过选择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开展教育活动，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法律意识，从而为大学生正确地保护和约束自我创造条件。从实践看，除已被列入高等教育基础课程的《法学概论》及其中包含的民、刑相关 法律知识 外，大学生安全教育还应包括《国家安全法》、《治安处罚法》、《交通安全法》、《消防法》等相关法律知识。

第三，安全防范技能教育。过硬的安全防范技能，是大学生抵御各种危险的最终屏障。对于大学生防范各种危险来说，仅具有安全意识仍显不足。安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突发状态下，具备应急、应变能力、安全防范、防卫能力以及法制观念、健康心理状态和抵御违法犯罪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过程。教育者可采用案例教学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在不同“危险状况”下，如何进行正确操作，采取及时措施，防范危险。此外应着力通过训练，使大学生具备一定的自卫技能，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暴力危险，最大可能地降低危害。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安全教育，是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共同课题，只有在实践中不断 总结 与思考，才能探索出一条与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相适应的道路，才能真正地使广大学生成为保卫工作的受益者，才能真正将高校的中心精力解放并投入到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去。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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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