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杂志陶孟和

陶孟和(1887年11月5日——1960年4月17日)，原名履恭。社会学家。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他从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未及会议召开，因病于17日去世。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4月28日成立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3日改为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和对外交换图书的机构，由陶孟和副院长兼馆长。陶孟和一生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妻子沈性仁在抗战时逝世于兰州，身边一直无亲人。女儿陶维正、陶维大远在美国，儿子陶渝生是大连石油所（后改称化学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他从未要求予以照顾调来北京工作。陶孟和逝世后，儿子陶渝生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将其全部图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留下的18000余元捐赠给了中关村小学和科学院幼儿园作办学费用，一切家具赠送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后发送到灾区救济灾民。留存于后世的，是他为中国社会学奠基的著述，他心血浇灌的编译出版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以及他那无畏无私的风范。

社会体制:即社会管理体制,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内以明确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职能,清晰的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权责任进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组机制与制度.社会体制属于操作层次,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在实践中实现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办事情想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符合客观规律.社会性是人的属性.社会性是人最主要 ,最根本的属性,它是决定人之所以是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性自私论”是错误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社会形态指社会经济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与社会活动这二者同时构成的社会模式.社会性质会影响社会形态,它是社会性质的外在表现.性质是本质,形态是由本质决定的现象.1.社会制度是指社会是按何种组织形式运行,人们按照何种规定分配财产,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封建社会.2.社会性质是指社会公共财产时归人民群众所有还是归国家所有,也就是社会公共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是由全民说了算还是归某些权贵阶层说了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由这一结合而形成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他又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指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度和体制不同.“体制”,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比如说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包括了基本经济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也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制度与法律 制度是由各个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组织制定的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它的目的,是维护和规范不同的组织的内部秩序. 而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社会制度 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它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也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社会制度分为3个层次:①总体社会制度,或曰社会形态,如施拉姆的《报刊四种理论》论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四种社会制度和四种传播制度的关系. 一,集权主义理论.传播权被牢牢的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多是封建贵族和王公大臣.民间办报要接受严格的审查,统治阶级一般通过发放许可证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它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也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总体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有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没有.只有学部委员.

没有，只有学部委员，其学术地位大致相当于“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93年，中国科学院设立院士。中国工程院成立后，于1997年也设立了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却一直没有建立院士制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学术教育机构学者、师生被迫向长沙、重庆、昆明等西南地区迁徙。1940年，因战事趋紧，同济大学师生迁往川南古镇李庄，继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先后辗转而来，一时间，众多第一流学者和大批珍贵文物古籍汇聚李庄——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图）1940—1946年在李庄的学者们。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等教育学术机构的学者、师生

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信息闭塞的长江古镇李庄，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林徽因，游寿，董作宾、梁思永、童第周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面对饥饿、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他们不仅遭遇过土匪的抢掠，还遭受过当地乡民的怀疑、冷遇，甚至受到不怀好意的人身攻击，从尴尬的对峙到和解与支持，其实是从“研究院吃人”事件开始的。

1940年，为抗战炮火漂泊的学者们终于在偏僻的四川李庄得以容身。按照各自的工作计划，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三组的董作宾开始继续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李济整理陶片，梁思永做侯家庄大墓的研究；四组的吴定良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凌纯声、芮逸夫等则筹划做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调查；一、二组人员也继续研究自己的业务。如此一天天安静地过去，可是出乎史语所人员的预料，吴定良与董作宾的工作竟引来了一场大麻烦。

从人头滚落的箱子到失踪的娃娃

史语所大批物资由昆明运往李庄板栗坳时，其中一批箱子专门装载殷墟出土人头骨。这批珍宝在宜宾转船抵达李庄码头，再往山顶的板栗坳搬运，其中一箱不慎摔裂，盛装的人头骨滚了出来。抬滑竿的当地农夫见状，大为惊骇，一胆大者迷惑不解地问：“这箱子里咋会有死人头？”

史语所押运人员在痛惜之余，一边埋头收拢头骨重新装箱捆扎，一边没好气地答道：“不只是死人头，连活人头都有，你们这个样子抬咋能行，摔坏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几名轿夫自知理亏，不敢争辩，也不再继续追问下去，但在心中有一个疑团始终挥之不去：这帮人到底是干啥买卖的？为什么箱子里竟藏着人头？如果不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哪儿会有这么多的人头骨一箱箱藏起？

随着人头骨滚落，疑问在轿夫心中盘桓，一种不祥的谣言像风一样在李庄镇大街小巷弥漫开来：研究院开黑店吃人肉，箱子里还藏有将人杀死之后煮熟的残骨和人头……此种谣言如同暗夜的鬼火，由镇内散播到镇外，在长江两岸几十个村落飘忽流传，搞得人心惶恐不安。

（图）史语所人类学组在李庄板栗坳办公处陈列的体质测量标本多数是安阳殷墟发掘的古物

更加令当地民众惊愕的是，自史语所在板栗坳开张之后，以董作宾为首的几个研究人员，竟在牌坊头厅堂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公然摊放在桌面上研究。而以吴定良为首的第四组人马，更是把殷墟出土的可怖的头骨，从封闭的木箱里取出，又是测量又是修补地反复摆弄。有机会进入该室的当地人见状，无不骇然。

一日，有一群当地农民的娃娃在板栗坳山庄内玩“躲猫猫”或谓“瞎子摸鱼”的游戏。一个小孩跑到僻静的角落，将一只特大号木桶的桶盖推开一条缝，跳了进去。 “摸鱼”的孩子们迟迟不能捉到这一漏网之“鱼”，眼看天色已晚，便停止了搜索，各自散去。木桶中的小孩见长时间无人发现自己这条狡猾的“鱼”，暗自得意之余，想探出头来看个究竟。他万万没想到，这木桶又大又深，站起身踮起脚也摸不到桶沿，小孩开始感到大事不妙，惊恐中手脚并用拼命击桶，并放声大哭。

而这时他的家长正在板栗坳内外的山林旷野中搜寻，经一天一夜未觅到踪影。有人突然宣布，那小孩肯定是被研究院的人吃了。于是，“研究院偷吃娃娃”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事有凑巧，就在“研究院吃人”的消息风传之时，住在李庄祖师殿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准备做人体解剖实验。因室内光线太暗，他们在室外花坛之上搭了几块木板作为解剖床，当几名教授和若干学生从室内抬着一具尸体呼呼隆隆来到花坛前摆放妥当，开始操刀解剖时，当地一位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做修缮工作。

此人见状，大惊失色，一个恐怖念头忽地自心中冒出：看来不只是研究院吃人，同济大学也开始吃人了，眼前就是活灵活现的铁证啊！想到这里，泥瓦匠感到头皮发麻，两腿发软，差点瘫了。为了不被对方捉住吃掉，泥瓦匠迅速屈身弓背，顺着房后的梯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到院外，溜之乎也。

（图）李庄镇祖师殿

因了泥瓦匠关于自己“虎口脱险”的叙述，有人向丢了孩子的家长献计：小孩在板栗坳丢失，很可能被研究院的“下江人”藏起来或已吃掉了，让其直接找研究院的人索要小孩，如对方交出便罢，若拒不交出，就和他们拼命，把板栗坳史语所弄个底朝天，找出证据，把“下江人”全部逐出李庄。

丢小孩者听了这一建议，急火攻心，顾不得多想，便召集亲戚好友呼啦啦来到板栗坳，怒气冲冲向史语所要人。李方桂、董作宾、李济、吴定良等见对方来势凶猛，呈咄咄逼人状，开始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问明事情原委，甚觉冤枉，但一时解释不清，同时又替对方着急。从对方叙述中他们意识到，小孩被当地土匪绑票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小孩要么掉入深井或山谷已经死亡，要么困于哪个平时不为人注意的阴暗角落在苟延残喘。

李济想起了网球与方格探方，或被称作“瞎子摸球”的当地游戏。一个网球在一大片草地中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藏身何处。好几个找球的人在草地上来回搜寻，就是找不到网球的踪影。最后有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草地上按一定尺寸划出若干方格，然后逐个方格依次寻找。结果，网球找到了。——这便是李济前些年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中采用的“方格网式普探法”，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普遍遵循的科学发掘方法。

想到这里，李济便想把考古学上的理论应用于这次现实中的“瞎子摸鱼”，他真诚地向对方建议道：“你们以前的方法容易有漏洞，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先把板栗坳分成几大块，你们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从南往北，一块一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搜索，哪怕是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一根木头，也要细心地晃一晃，摇一摇，搬一搬，探一探，看有无异常。如此走下来，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方听罢，觉得合乎情理，便按照李济的说法行动起来。大约过了三个小时，有消息传来，丢失的小孩找到了。

由于李济推荐“方格网式普探法”而让家长找到了丢失的孩子，按理说对方应当表示感激。可是没想到又横生枝节，很快产生了“研究院的人把小孩抓了放到桶里待煮吃，后被发现未吃得成”的谣言。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听了，只是苦笑。他们没有想到，此时当地一些受谣言蛊惑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及部分工商失业者联合不明真相的乡民，悄悄设法对这些“下江人”施以颜色。

不断发酵的恶性事件

先是在乡民与研究院、同济大学等机构的人员之间，建起了一道心理屏障，呈井水不犯河水之势。倘有人路过史语所驻地板栗坳、社会所驻地门官田、中国营造学社驻地上坝月亮田，或李庄镇内同济大学所在的几个学院，宁可绕行，不予接近。与此同时，在李庄镇经营柴米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贩，见“下江人”前来购买，无论对方出价高低，坚决不卖，弄得“下江人”尴尬疑惑又无可奈何。就在同济大学与各研究机构人员的生活即将发生危机时，又一件奇特诡谲的事发生了。

这天晚上，板栗坳牌坊头戏楼院对面山上一座草屋突然着火，史语所人员见状，忙提了水桶脸盆，盛水前往扑救。就在这时，山顶突然传来了喊声：“不得了了！吃人了，下江人吃人了！吃人了……”寂静山坳，墨色的天地间，这喊声如同野坟乱岗中猫头鹰发出的凄厉悲鸣，闻者无不心惊胆战，惊骇莫名。

当此之时，川南一带为防匪患，正实行保甲制度搞乡村联防，每家每户都制有竹梆。倘一家发生不测事故，立即敲梆求援，相邻各户必须迅速取出竹梆跑到门外的高处或宽阔地带予以敲击，以示声援。

当板栗坳牌坊头对面山坡草房着火，凄厉的喊声响起时，四周乡民大惊，纷纷拿起竹梆奔出家门，连敲加喊地向板栗坳方向狂奔而来。当地民团、警察、保安部队闻讯，立即操枪持械将板栗坳张家大院围起来。在熊熊火光映照下，吵闹中史语所的人差点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趁夜色扔入火中当北京烤鸭烧了。幸亏当时驻军周勋团的一个连赶来，与当地警察一起制止了这群人的行动，研究人员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下江人”吃人的谣言，由李庄很快传遍了祭天坝、宋家山、牟家坪等乡镇，接着又在长宁、庆符等县传开。研究院几个所的工作人员、家属及同济大学师生，被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李方桂、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以及社会所的陶孟和、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人，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决定电告傅斯年和教育部，把近来李庄发生的所谓“吃人”谣言及颇感蹊跷的事情逐一汇报。

傅斯年接电，认为事关属下和家眷的人身安全，必须加以防范，遂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同时向教育部、内政部、国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做了报告，并表示自己决不做甩手掌柜，要亲临李庄与地方政府一道处置此事。于是，傅斯年辞却繁忙的公务，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望”轮由重庆溯江而上，向李庄驶来。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庄之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发电报，其中有“前方在抗战，后方捣乱”等语，下令省政府与宜宾专署配合当地政府和驻军整治李庄的社会秩序，让内地迁来的各学术机构、学校有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同时稳定抗日后方的局势云云。

冷寅东来到李庄，立即于南华宫大殿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民团、联防头目，驻军首领，中央研究院方面的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陶孟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各色人物开会。席间，傅斯年赞同乡绅罗南陔的建议道：“共党分子捣乱倒未必，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者整治一下是必要的，但不要太过，打击面不要过大。最主要的还是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要多做些公开的宣传工作，这方面的事由我和同济的周校长商量来办，其他的事冷专员与大家多帮忙。”

（图）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由于傅斯年特有的霸气，行署专员冷寅东及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决定将板栗坳着火的那天晚上，带头呼喊“下江人吃人”与“研究院吃人”等不怀好意者，连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外加听信谣言不能自拔并为之大张旗鼓煽风点火者全部抓捕关入监狱，其他已经抓捕但情节轻微者予以释放；史语所与同济大学方面尽快筹备展览会，以实际行动消除谣言。

大师的危机公关：揭开“吃人“的秘密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展览会由史语所代理所长董作宾总负其责，文物展品则由各组自行筹备。以考古发掘为特长的三组，在板栗坳比较宽敞的戏楼院展览殷墟发掘的甲骨；四组则在吴定良指挥下，在“田边上”办公室展览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史语所善本图书馆也部分开放，让来者参观。因牌坊头室内有木壁，上面挂上研究人员手绘的图画以示说明。

为了尽力将展览做大做好，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了解，开幕前几天，董作宾就着人与当地政府联系，派出专人四处张贴海报。从李庄到南溪，从南溪到宜宾，甚至南溪下游的江安、泸州等地，广为张贴。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的川南地区，人们看到海报，对海报上那闻所未闻的消息倍感新鲜、刺激，遂奔走相告，扶老携幼，纷纷沿水路和条条山道向李庄云集而来，以便目睹“真人头”的容颜。展览尚未开始，在李庄镇内和板栗坳就聚集了几百名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男女老幼，翘首以待。

（图）位于板栗坳的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旧址

6月9日，纪念会暨展览会于上午9点钟正式开始，主会场设在板栗坳最大的院落牌坊头，由董作宾主持，资格最老的社会所所长陶孟和首先发表演讲。

陶孟和向众人介绍了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概况、工作性质及对科学的贡献等，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所时，说：“我们每一个人大都生长在一个地方，而关于生长地的情形知道得并不详细，更不必论全中国了。我觉得我们中国各地方人，互相隔阂，所有一知半解者，亦不过一个小的方面，却不是社会之全体。”最后，陶孟和谈到社会所的学者，将尽可能地多做些调查研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根据战时中国各地不同的特点，多做些乡村生活、农民生活的调查，以利于整个社会共同进步云云。

陶孟和演讲完毕，由吴定良接着演说。吴定良着重就人头骨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解释。吴定良在说到研究人头骨的意义时举例道：“对于尸骨的研究，还可以帮助警务人员侦破疑案。比如说，前几年，在我国北方一个山区，曾发生了这样一桩案件：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几具尸体，尸骨已经散架，混杂在一起。警察发现，其中有具尸体左手中指骨上套着一枚金戒指。侦察人员查出有三个头骨，说明死者是三人。他们对尸骨加以鉴别、分类，结果证明那金戒指是属于一具女尸的，根据骨骼的特点，他们测出了这具女尸的身高。另外，还根据女尸的牙齿估计了死者的年龄。在查明了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左手中指戴一金戒指这些特征之后，破案就有了线索。半年之后，这桩疑案终于被侦破。原来死者生前三人结伴同行，到城里走亲戚，在山中小道上被早有埋伏的盗贼劫杀，之后将尸体拖进山洞藏匿起来，直到一个砍柴的少年到洞中捉野兔时才发现。”

吴定良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得到众人的高声喝彩。待之后的李济等几位学术大佬演讲完毕，将近中午12点钟，应邀前来的嘉宾开席吃饭。据石璋如回忆，由于是在战争岁月，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高昂，史语所准备的“菜肴很简单，类似流水席，大概一点（钟）就散席了”。

午餐过后，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分别来到展室，为观众担当解说员。除了安阳殷墟发掘的头骨、甲骨外，展品中还有远古人类骨骼化石和恐龙等动物化石，古代兵器、甲胄以及专门用来祭祀的大型青铜器，另外还有明清字画摹本、国外的出土文物模型等。

为了造出一种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声势，在展出板栗坳的展品之时，同济大学在校长周均时指示下，由医学院组织，于李庄镇内祖师殿厅堂举办了“人体解剖展览”。许多年后，参观过这个展览的原南溪县团练局局长洪汉中之子洪恩德，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洪氏曾回忆道：“同济大学医学院在祖师殿的展览开始后，许多老人拄着拐杖，领着孙子，同年轻人一道进去参观。展览在医学院解剖室摆设，这个解剖室其实就是大殿的厅堂，房子很大，很宽敞。

一进门，就看见两边各放一个骨头架架，当地人称精骨人。旁边有各种人骨，那骨头有的白、有的黄、有的黑。再里边有心、肺、脾、肝、肠子等人体内部器官。五脏用药水泡起，肠子是花花的。再后面还泡着几具男、女、儿童等大小不一的尸体。里边有解说员，可以去询问，胆大的还可以伸手在人骨上摸一摸。里头的医学教授和同济的学生拿着手术刀，在一个木案上割尸体，有的教授指着一个部位说，这里容易得什么病，那里得什么病，要是得了这种病，就要到同济大学医学院门诊部去看，如果治不好，就到同济大学在宜宾开设的医院去治。

教授们这一说，有些老人当场就说自己可能有这种病，求教授给他们看，教授们也就当场看起病来。看到这个场面，好多老人感慨不已，说活了大半辈子，白活了，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知是咋回事，这次大开眼界了，不白活了一场。有外地来的人，说看了之后明白了许多事，这大老远跑来，不虚此行。也有些胆小的，看后害怕，呕吐，吃不得饭，晚上做噩梦。这些事情被当作故事讲起，很快在四邻八乡传开了。”

由中研院与同济大学两家分别在板栗坳与祖师殿举办的展览，轰动四方，并作为川南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载入史册。当时的新闻媒体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分别做了报道。据洪恩德根据自己在李庄的所见所闻回忆说：“展览过后，群众对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由误解变为理解，全部拥护了。做生意的说‘下江人’不吃人，他们买什么就给他们送去。有的说‘下江人’有钱，没有当地人抠门，不太跟生意人计较，农民们听了就很乐意卖给他们东西。镇上有人生了病，也找他们看，关系好得很。”

▌摘自《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有删减，岳南（著），中南博集天卷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