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学报

根据中国知网上的最新数据，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影响因子如下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目前还不是北大核心期刊，但已经是《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学是人学，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了文学，世界文学也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决定了世界文学的多元性。从上古时代起，各个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埃及的神话与诗歌，两河流域的神话、史诗与诗歌，印度的吠陀经典、史诗与神话，中国上古诗歌与神话，美洲神话等。世界文学自源头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文学之间必须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学，进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史，就是对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的总结，是一种反映文学活动内在联系的历史，并非世界文学现象无规律的罗列与杂陈。可惜的是，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当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世界文学史不是成了名著选读就是成了作家传记加作品分析。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用后现代主义的话来说免费，是一种“视域限制”。《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因为它采用的是东西方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空白。长期以来都是单纯的国别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等等；又或者是单纯的区域文学史，如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等等。即便出现了冠以“世界”或“外国”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独木桥，不存在所谓东西方文学的真正会面。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中长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决定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看不到东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更无益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视域限制”的视野下，源远流长、极具特色的东方文学被忽视和遗忘，世界文学史变成了单纯的西方文学史，一种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必定会走向枯萎和荒芜，必定使得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终成泡影。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体分裂”学说，认为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会导致视域的限制，从而应当“视域转换”。这样的理论主张，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视域转换的理论要求下，我们的研究注定要摒弃之前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东方思维。

《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在内容上覆盖广阔、内容丰富，避免了这一缺点。世界文学的两大板块——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都被包揽其中。从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文学，到古代的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学；从印度始发的佛教文学，到近代的西方文学；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拉美文学的滥觞；从20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到东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浪潮；从阿拉伯到拉美；从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学院……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非洲文学，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东方文学，如今理直气壮的与西方文学共处于相同的历史坐标上，平分这世界文学的秋色，共享着世界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知古不只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见解。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这样一位独眼巨人，他力大无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免费，因而视域不够全面，所以最终被人类战胜。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样一位独眼的巨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多元视域是一个关键，《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做到了，它对灿烂的东方文学的吸纳，必将使东方文学光辉的价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个不亚于这些丰富内容之外的重要价值，是将这些博大内容组织起来的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世界文学是各国文学的总和与汇集，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研究的认识理论、实践模式与方法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经说过，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决定条件，它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资料，研究者则按评论和历史原则将其分类。因此，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有机的世界文学，它是对作为整体看待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和评论性的清晰描述。

作为实践模式，比较文学通过历史影响与美学把握、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种实践方式，丰富了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板块研究结构。当然，比较文学最大的贡献还是方法论，比较不再是类比与异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体，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前进。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编者于宏观的背景下描述东西方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之时，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一加以阐释，使“比较”的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很好的解读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采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模式与学科思维所进行的世界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将不仅是世界文学多元化的单纯现象汇总，更是对世界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的发掘，使文学的内在规律与发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东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经历了大规模的交流，必须承认文学间的影响与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响研究”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文学史。古代印度佛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现代西方文学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等其他东方文学的交流与影响；反之，也有东方文学对西方的历史影响，中世纪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包括意象诗等对西方的影响等，这种基于具体的历史记录、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历史事实的研究，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和体现。如“汉地生‘莲’：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受西方天主教影响的17世纪日本文学和文化”、“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运用。虽然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东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逻辑与美学的联系，也有很多。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团体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对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必然产生对异己文学关系的反映。这种关注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免费，如间接接受世界文明与文学的作用，异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对异域文明的想象等，虽然并没有真正接受，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这种平行研究具体体现在很多的章节，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与中国的侠文学”、“《离骚》与《神曲》之比较”、“意大利十四行诗与中国传统诗”等等。

另外，有“跨语言研究”，如“汉字对日本书面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译介学”研究，如“17——19世纪四书、五经的译介”；“形象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流传学”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轻的美国”；“渊源学”研究，如“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翻译、误读、改编、演出”；“个人媒介”研究，如“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等等。

综上，《东西方比较文学史》，采用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使得它极具创新意义，是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它包罗万象，使得东方与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是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的文本实践，有益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丰富和扩展。

参考文献

[1]方汉文。比较文学基本原理[M]。第1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4。

[2]王福和。构建东西方比较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史模式——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J]。书评[J]。49—51。

[3]蔡春华。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写作刍议[J]。长江学术。2006，3：105—108。

[4]方汉文。东方与西方：比较文学史的新视域[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0，6（5）：82—85。

[5]方汉文。“世界文学”的阐释与比较文学理论的建构[J]。东方丛刊。2007，3：193—212。

股利政策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对股利政策方式、理论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论述。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 股利政策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对股利政策方式、理论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论述。

关键词 股利政策 理论 影响因素

股利政策是为指导企业股利分配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和策略，内容涉及股利支付水平以及股利分配方式等方面。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方面来说的股利政策就是指探讨保留盈余和普通股股利支付的比例关系问题，即股利发放比率的确定。而广义的股利政策则包括：股利宣布日的确定、股利发放比例的确定、股利发放时的资金筹集等问题。

一、股利政策方式

(一)剩余股利政策

剩余股利政策是指公司生产经营所获得的净收益首先应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如果还有剩余，则派发股利;如果没有剩余，则不派发股利。

(二)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是指公司先确定一个股利占净利润(公司盈余)的比率，然后每年都按此比率从净利润中向股东发放股利，每年发放的股利额都等于净利润乘以固定的股利支付率。

(三)固定股利或稳定的股利政策

固定股利或稳定的股利政策，是公司将每年派发的股利额固定在某一特定水平上，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不论公司的盈利情况和财务状况如何，派发的股利额均保持不变。只有当企业对未来利润增长确有把握，并且这种增长被认为是不会发生逆转时，才增加每股股利额 。

(四)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就是公司一般情况下每年只支付固定的、数额较低的股利;在盈余多的年份，再根据实际情况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但额外股利并不固定化，不意味着公司永久地提高了规定的股利率。

二、股利政策理论

股利政策理论主要研究企业股利支付和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应建立在最大限度增加股东财富或公司价值的基础上。而人们对股利政策的选择是否会影响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一直有争论，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股利理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

(一)股利无关论

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对企业的股票价格或资金成本没有任何的影响，即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企业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未来获利能力和风险水平。股票价格完全是由公司投资方案和获利能力决定的。该理论的成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的。该理论主要假设有：(1)不存在任何个人或企业所得税;(2)资本市场是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不存在任何的股票的发行和交易成本，任何投资者都无法左右证券价格;(3)股利政策的选择不会改变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4)企业的投资政策独立于股利政策;(5)关于未来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和管理者可获取相同的信息，即资本市场的信息完全是对称的。股利无关论是以完美的市场为前提的，在现实中没有如此完善的市场，因此该理论一直饱受争议。

(二)股利相关论

这种理论认为企业股利政策与股票的价格密切相关。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又形成了几种各具特色的股利相关论。主要观点主要有：

1.“一鸟在手”理论

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对股利收益和资本利得具有不同的偏好，股利收入比资本利得更为可靠，股利视为投资者的既得利益，就像在手之鸟，而股票价格的升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犹如林中之鸟，不一定能得到，风险较大。因此，投资者更愿意购买派发高股利的股票。

2.信息传递理论

该理论认为股利的多少实际上是向投资者传播企业收益情况的信息。如果公司改变过去一贯的股利政策， 就意味着公司管理者向投资者发出了改变公司未来收益的信号， 股利提高表明公司创造未来现金的能力增强，公司股票便会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反之， 股利降低则表明公司创造未来现金的能力减弱， 投资者便会抛出股票。

3.假设排除理论

MM理论的股利无关推断是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并有严格的市场条件，因此有的人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完善的资本市场，股利无关论的假设不存在。假设排除论断言，股利无关论站不住脚，反过来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股利的相关性。

股利相关论的观点并没有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影响。在不完全资本市场上，公司股利政策效应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股利相关论也并不完善。

三、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

合理的股利政策，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财务形象，以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所以，股利政策是企业理财的核心问题，股利决策是企业重要的决策之一，应予以特别重视。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应从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影响，兼顾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东对本期收益的要求，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经营发展的股利政策，才能实现其股票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一)法律因素

1.资本保全的约束。资本保全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作出的法律限制。股份公司只能用当期利润或留用利润来分配股利，不能用公司出售股票而募集的资本发放股利。这样是为了保全公司的股东权益资本，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2.资本积累的限制。规定公司必须按年度税后净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同时还鼓励公司提取任意公积金。提取的公积金只能用于弥补亏损或转增资本，不能用于发放股利。

3.利润约束。企业实现净利润时，必须先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后才能进行股利的分配。如果企业当期无利润，则不能发放鼓励。

4.偿债能力约束。规定公司必须具备充分的偿债能力才能发放股利，公司无力偿还债务时，不得支付股利。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债权人的权益。实施这种约束以后，在现金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必须要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企业内部因素

1.资产的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是指企业资产转化为现金的难易程度。企业的现金流量与资产整体流动性越好， 其支付现金股利的能力就强。而成长中的、盈利性较好的企业， 如其大部分资金投在固定资产和永久性营运资金上， 则他们通常不愿意支付现金股利而危及企业的安全。

2.筹资能力。如果企业的外部筹资能力强，它对留存收益的依赖性会较弱，会采用较为宽松的股利政策，相反，外部筹资能力弱的企业会采用较紧的股利政策。一般而言，规模大、获利丰厚的大公司较倾向于多支付现金股利;而创办时间短、规模小、风险大的公司，往往要限制股利的支付。

3.收益的稳定性。公司收益稳定性及收益水平高低是决定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对于收益相对稳定、收益水平较高的公司来讲，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容易很好地把握自己，可以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相反对于盈余不稳定、收益波动性较大的公司来讲，采取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比较适宜。对于收益不断增长的企业来说可以采用固定增长率的股利政策。

4.投资机会。如果企业有较好的筹资机会，需要大量的资金，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从而把大部分利润留下来进行投资，加速企业发展，增加企业未来收益，相反，如果公司暂时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资金需要量稳定，为避免资金闲置，往往采用高股利政策多发股利。

5.资本结构和资金成本。企业制定股利政策必须考虑目标资本结构的维持，如果企业的负债率比较高，外部筹资困难，英语的保留可以增加权益资本的比重，有助于资本结构的改善，增强企业的再筹资能力。同时留存收益是公司内部筹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同发行新股或举债相比，不需要花费筹资费用，不但成本较低，而且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筹资渠道。

6.公司规模。公司规模是实力的象征，代表公司的资产金额、历年积累盈利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因此会影响到股利分配政策的类型。

7.公司的成长性。 每个公司应依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财务状况制定相应的分红方案。一般来说，那些正处于成长阶段、资金需求较大的企业，其股利分配政策倾向于保留利润;而已进入成熟阶段、业绩稳定、成长缓慢的公司完全可以给股东以稳定的现金股利。

8.公司的治理结构。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原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国家股“一股独大”造成了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往往只考虑了大股东的利益，其他股东根本不能影响公司的最终决策。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非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仍占多数，处于控股地位，而流通股只占很小比例，而且两者的持有成本相差悬殊。如果采取派现政策，非流通股股东分得的现金远高于流通股股东。这些大股东的利益要求无疑是影响企业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

9.公司所属的行业。股利分配政策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一般说来，成熟产业的股利支付的意愿和比例高于新兴产业，比如公用事业公司的股利支付率高于其他行业公司。

(三)股东因素

1.股权的稀释。如果企业采用高股利支付率股利政策可能会稀释现有股东对企业控制权，如果公司大量支付现金股利，就可能造成未来经营资金的短缺，如果再发行新的普通股以融通所需资金，现有股东的控股权有可能被稀释。另外，随着新普通股的发行，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必将增加，最终会导致普通股的每股盈利和每股市价下降，从而影响现有股东的利益

2.收入稳定的要求。普通股股东的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从公司得到的股利收入;二是由于股票交易价格上升而通过股票买卖取得的资本利得。由于资本利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股东往往要求公司支付稳定的股利。

3.股东的投资机会。如何支配企业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要视股东的投资机会和预期报酬率而定。如果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和理想的报酬率，股东会希望企业派发较高的股利，相反，如果股东投资的其他项目的预期报酬率比较低，股利的发放对股东财富的增加没有任何好处。

4.所得税的影响。投资收益一般分为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收益，由于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而且边际税率差别比较大，低收入的股东希望企业能支付稳定且较高的股利，因为股利的个人所得税适用的边际税率较低，而高收入的股东使用的边际税率较高，为了减轻税负会反对企业的高股利政策。

(四)债务约束因素

债权人为保护其合法权益，防止企业股东以发放股利为名减少企业资本，增大债权人的风险，在企业举债时，债权人通常在债务合同中对债务人的股利支付做出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些约束的条款有的会限制股利支付的最高额度，有的规定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分配股利。

(五)市场因素

股利的信息传递功能。一般情况下，现金股利向市场传递一种积极的信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筹更多的资金，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股票股利的发放被认为是企业现金周转不灵的先兆，会对股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公司必须合理制定对公司发展有利的股利政策。

企业最终在选择股利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股利政策，从而实现企业与股东利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1]郝文明,冯锦慧.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选择.会计之友.2004(1).

[2]曹海平.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探析.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卷第4期).

[3]张志宏.财务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摘要】现金股利政策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分别对国内外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分析，并进行了相应的评述。

【关键词】现金股利 影响因素 综述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而且也向投资者传达了企业发展状况的信息，从而对公司良好形象的树立及长期稳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对于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从未中断，并不断的发展创新，以期能找到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

二、国外现金股利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股利政策理论，采取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提出现金股利政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股东因素、公司内部因素以及法律环境、宏观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

(一)股东因素

股东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是股东个人避税的需求，如Farra和Selwyn(1967)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法，假设股东试图最大化自己的税后收入，得出只要资本所得税税率低于个人所得税税率，股东都会选择资本利得而不是股利，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问题，如Faccio等(2001)将西欧和东亚国家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东亚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低于西欧公司，而且在东亚公司，多个控股股东的存在时，他们将合谋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西欧国家则正相反，多个控股股东存在会限制第一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因此当控股股东较多时，东亚公司的股利支付率相对于西欧公司就更低。

(二)公司内部因素

公司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盈利能力和盈余水平、投资需求和融资能力、公司规模大小以及其所处的行业等等。许多学者从这些角度出发，研究公司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Crutchley和Hansen(1989)通过实证研究公司特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越大，盈余越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越高;Lintner(1956)在美国上市公司中选取不同行业的28家公司进行了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大多数公司不会轻易改变现有的股利政策，并尽量使现金股利与企业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水平保持一致，管理层只有在确信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时才会考虑改变已有的现金股利政策。Higgins(1972)假定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并采用剩余股利政策，建立了股利发放模型，发现股利是利润和投资的函数，即不同期间的股利差异是由于利润和投资需求不同造成的。Fama和French(2001)的研究中也指出投资机会和公司规模是影响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

(三)外部环境因素

Laporta等人(2000)首先将投资者法律保护这一宏观变量引入股利政策研究领域，将代理理论与股东权益保护结合起来分析股利政策，认为由于在不同国家对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程度不同，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同，在股东保护较差的国家，公司的所有权较为集中，股利支付率较低;在股东保护较好的国家，股利支付率较高。另外，Tobias Basse等人(2011)引入宏观经济变量即通货膨胀因素，对美国上市公司1980年至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与通货膨胀呈现限制的正相关关系。

三、国内现金股利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我国在2005年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并预期股改能解决我国“一股独大”的问题，进而改善公司的股利政策，我国学者也针对股改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因此，国内的文献研究可分为股权分置改革前和股权分置改革后两个时间段。

(一)股权分置改革前主要研究成果

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学者主要借鉴国外股利理论与研究方法，同时也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吕长江和王克敏(1999)用Lintner模型对1997、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每股现金股利的因素主要有公司规模、股东权益、盈利能力、流动能力、代理成本、国有及法人控股程度、负债水平;张鸣、朱光龙(2003)以1997～2000年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现金股利的主要因素有公司股价、盈利能力和公司成长性，前两个因素与现金股利呈正相关，而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呈负相关。

(二)股权分置改革后主要研究成果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股改是否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如党红(2008)以2005年底前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股改前后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变量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虽然股改矫正了现金股利与增长机会之间的关系，使股改后当存在增长机会时，公司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但是股改后的现金股利政策并没有解决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问题，主要表现在股改前后股权结构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未发生变化，股改前后都存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而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况玉书在2011年的研究中同样发现，股改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也均不显著。

最近，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刘圆圆(2012)年以2003～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留存收益权益比RE/TE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特征变量，并建立了Logit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现金股利支付行为有显著影响;然而，赵全山(2013)则认为我国股利分配方式的选择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没有特定对应的股利分配政策。

四、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国外学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较早，且研究的较为全面，例如从公司的内外部因素出发，研究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及影响，为我国研究股利政策提供了参考价值。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目前在国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国外的模型和方法，并结合了国内证券市场的特点，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国内对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理论，不难发现由于研究期间、选取样本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因此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