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性别案例研究论文

二）性别与新媒体技术关于女性与电话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发展成为性别与手机关系的研究。研究表明,和固定电话一样,男人和女人都使用手机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Ling,2004)。同时,生理性别的不同并不是影响人们手机使用习惯的重要因素(Özcan& Koçak,2003)。从1990年开始,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为妇女赋权和性别关系的改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Green& Adam,1999)。然而,早期的研究依然坚称计算机/互联网与男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Wajcman,1991)。比如,vanZoonen(1992)认为,计算机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男性空间,它使男性可以通过投身相关的事业来建立并反复确认对自我的性别认知。Turkle(1998)认为,因为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建构成一种征服和控制的工具,因而相比于女性来说,它对男性更具有吸引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专业和个人领域大量使用新媒体技术,最近的女性研究发生了转变,更加重视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女性化属性(vanZoonen,2002)。比如,Balsamo(1996)指出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应用在美容手术中。Plant(1998)相信数字技术通过模糊人类与机器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使用户可以建构他们的性别身份。数字技术是基于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产生的,表现出一种女性与机器之间的新型关系(Plant,1998)。Jenkins(2003)认为,网络技术建立了一种集体的道德准则,互联网上的意见和交流代表了女性的核心特征。正如Haraway(1997)总结的,新媒体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为新型社会形态提供技术基础的女性化媒介,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女性的潜力被解放,只有女性而非男性可以适应数字时代的生活。以上的研究描述了关于性别和新媒体技术研究的主要发展轨迹。这些研究从男性统治出发,发展成为女性解放。但是这种批判的研究方法只能定性识别性别和新媒体技术的关系,但是却不能描述女性和男性与这些技术在何种程度上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新媒体技术的女性化特征,我们不得不证明女性气质已经超越男性气质成为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探究性别和新媒体技术的关系。（三）性别的媒介呈现从定量研究出发,可以通过研究媒介呈现来探究性别和新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媒介呈现是媒介对组织、社团、经验、观点或者出自特殊意识形态或价值视角的主题进行描绘的方法(Hall,1997)。媒介呈现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媒介文本是呈现事实“就在那里”的外在方法。另一方面,媒介呈现本身构建现实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Hall(1997)认为媒介呈现反映了文化价值观。他还指出,文化提供了理解社会的途径。比如,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意义地图”或者说是根据主流价值系统来认知世界的框架———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不是;谁拥有权力而谁又没有;什么行为可以被准许或容忍而什么不能。这些“意义地图”或者文化范本规范了人们的生活。因此,本研究中关于电视广告的内容分析不仅能反映社会现实中新媒体技术如何被用来满足男性或女性需求,而且反映出关于新媒体技术的主流性别价值观。主流价值观都是基于社会事实,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压制了边缘化的价值观。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探究在不同种类新媒体技术的媒介呈现中,哪种性别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研究发现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被塑造成体贴、谦虚、温柔、快乐、家庭导向、爱孩子、敏感以及健谈的,而男性被塑造成好竞争、好斗、健壮、理性以及富有野心的(Allan& Coltrane,1996)。在日用产品的广告中,女性价值观被更多地呈现,比如在个人卫生用品、化妆品、食品、药品、服装以及家庭用品的广告中。例如,Mwangi(1996)发现女性价值观与家庭用品和个人/儿童用品显著相关。Ganahl等(2003)认为在零售商店、健康和美容方法/药品以及服装中所表现出的不均衡的性别形象有利于女性价值观。男性价值观在另外一些广告中被更多地呈现,比如汽车、金融服务以及运动。Mwangi(1996)发现男性价值观与汽车、机械设备、酒和金融服务都存在显著关系。同样的,Bresnahan等(2001)指出男性价值观被用来宣传汽车、汽车零件以及技术。关于媒介呈现的现有研究普遍表明,男性价值观和技术类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Mwangi,1996; Ganahletal.,2003),支持了早期的女权主义研究中技术被男性所主导的结论。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很少有研究侧重于新媒体技术广告中的性别呈现。所以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近几年女权主义批判研究的主张,即新媒体技术具有女性解放的潜能。其次,在这些研究中没有对产品类型明确界定。技术类型过于广泛,以至于无法区分技术的不同类型(比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又或者范围太过狭隘融合了相似的技术(比如,汽车和汽车零件)。相同的问题还存在于性别与新媒体技术的批判研究中。他们无法界定接入工具和网络之间的区别。比如,手机和计算机都是人们用于接入电信和互联网的工具,而不是网络本身。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电视广告中的新媒体技术中所包含的性别价值观。本研究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新媒体技术(见表1)。第一,新媒体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计算机、互联网网络服务、手机以及手机网络服务。第二,这四种基本类型包含于两大类别:接入工具(手机和计算机)以及网络(互联网网络服务和手机网络服务)。第三,这四种基本类型又包含于另外两大类别:基于计算机的新媒体技术和基于手机的新媒体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网络服务属于基于计算机的新媒体技术,而手机和手机网络服务则属于基于手机的新媒体技术

是的，在传播性别思想方面是纸质媒体更优秀的，希望这个建议能帮到你。

随着思想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更是丰富了大众对于性别议题的讨论。本文首先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性别议题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解释，结合相关文献提出目前自媒体环境对“性别议题”传播存在极力助推和极力阻碍的两极化现象。同时，我国的媒体传播存在着女性议题边缘化、涉外“失语”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而提出应利用好媒体融合，提升媒体的性别敏感度。【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议题;对外传播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8-0202-03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被媒介文化所深深影响，“性别文化”也是媒介文化的一大重要分支。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大众媒体到自媒体，各类传媒都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当下社会的性别关系。新媒体在性别平权观念传播以及性别平权线上组织方面，表现出其特殊的作用，但也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是否拥有真正的性别意识展现了不同的意见。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女性主义”“性别议题”置于当前媒介文化的视角下，探讨自媒体环境下对“性别研究”的方向。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发展20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入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起源，1902年斯宾塞所著的《女权篇》，作为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本女性主义著作传入中国。尽管女性主义传入中国较早，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与现实阻碍，女性主义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附属品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女性主义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一时期，朱虹最早将“女性主义”一词写入《<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中，她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拉开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序幕。对媒介与性别的研究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出现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电影研究领域。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发表的《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一文是中国大陆最早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研究。1995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的“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课题，开始对书籍、报刊、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开始着眼于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女性主义的议题研究从1995年开始出现，2007年后维持了较高的关注度。而在当下自媒体环境中，女性话语权、如何建构女性话语权也成为国内对“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呈现的“女性形象”“女性话语权”分析、媒体环境中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问题，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当今社会人们对女性的地位认识以及女性自身意识的变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自媒体环境中，女性如何通过媒体自我发声，如何通过媒体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等问题的研究还尚未明朗。二、自媒体时代的性别议题（一）自媒体环境下的女性话语权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权力话语理论，即“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通过话语而实现的权力才是切实的、有效的，没有了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正因如此，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主张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所以，女性开始发声。2017年，一场反性侵的风暴从美国发起席卷至全球，至少85个国家的媒体上出现过“我也是”（me too）这一话题。2018年，中国版“me too”运动的序幕拉开，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学者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2018年7月以来，各大网络平台上不断曝光各地发生的诸多性侵、性骚扰事件，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主动揭发，涉及多个领域。自媒体环境下“女性议题”的公开探讨，可以引起大众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关注、共鸣，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女性群体所面临的不公平待遇，更是将女性群体的平等诉求细节化地展现在大众面前，“女性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运动中一次一次地丰富内涵、加快传播速度。2018年网剧《延禧攻略》走红，也是由于魏璎珞这一角色极大地迎合了当代女性所崇拜的具有个人力量与社会资本的“超我”形象，引起众多共鸣，同时也体现了当今社会女性话语权的提高。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亿，网民男女比例为∶，我国网民在性别结构上趋向均衡，且与人口比例基本一致[1]。新媒体的平等权使更多女性拥有了话语权，她们在重大议题探讨上显现出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自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它不仅为人类社会带来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平台与传播渠道，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结构性变革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与思维习惯，而且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与话语权力结构。在互联网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中，以“女性”为主导话题、以女性为媒体运营者的自媒体平台不断涌现，网络环境为女性极大地提高了话语权。综上，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影视作品中，自媒体为女性的发声和团结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促成“性别议题”的生成和传播，同时，“女性文化”也通过自媒体反作用于不同行业，《延禧攻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女性文化”的崛起。通过自媒体助推的“女性文化”有着庞大的受众，使得压抑许久的女性群体的情绪得到宣泄，因此得以快速壮大。（二）自媒体环境阻碍“性别议题”的传播但另一方面，新媒体似乎又在阻碍“女性主义”的发声。聂丽认为社交媒体的发展会为女性的话语建构提供新的场域，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容乐观[2]。性别议题，顾名思义是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是指引起公众讨论并推动社会性别平等进程和社会进步的各项议题。包含性别议题的事件总是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me too”运动的影响、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以及并不外显的男性焦虑，一些女性极易从社会事件中看到结构性不平等的蛛丝马迹，并迅速投入性别议题的探讨中，激烈的言辞对抗也使得部分男性站出来斥责“田园女权”。除此之外，自媒体环境相比于其他媒介环境而言商业属性更为明显，自媒体一方面为个人的发声提供了平台，也为商业行为提供了廉价的推广渠道。根据前文记录，目前我国的网民近一半是女性，讨好女性消费者的前提就是需要迎合女性消费者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关注点。通过抓住女性群体的“弱势心理”，利用“女性文化”的平等价值观，或是宣传正面主题，或是消费负面事件，成了女性自媒体平台的常用手段。例如微博博主“Ayawawa”在自媒体环境中利用女性群体的“弱势心理”物化女性，这与“女性文化”的价值观是存在明显冲突的，对于“女性文化”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性别议题”能在自媒体环境下激烈探讨，正是由于社会上一些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未能得到正视与解决，反映出了广大女性的切实利益诉求。因此，“性别文化”能在自媒体平台上出现和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性别文化”的崛起，利用“性别文化”实现个人功利化目的现象开始出现，而被偏激的“女性主义”“打压”的男性群体开始发声，抨击所谓的“田园女权”。本是追求平等权利的“性别议题”至此陷入了两极化的泥沼之中。一边是极力助推传播，一边是抨击阻碍传播。如何缓解两极化现象，寻找平衡点，是目前自媒体环境下的性别研究急需正视的问题。三、性别议题与对外传播由上文的现象表明，“性别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自媒体的帮助。但同时，由于个体在传播中带有明显的个人利益、个人价值观的倾向性，损害了他人正常平等的利益，又或者与他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这种现象使得“性别议题”的传播效率及质量大打折扣，对于弘扬“自由平等”的主流价值观是极为不利的。在国际传播中，性别议题具有普遍性与较高关注度，性别议题也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立场故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从国家层面入手，利用国家媒体的主导性、代表性，为自媒体环境下“性别议题”的传播树立标杆，起到正确传播的效果显得尤为重要。（一）我国性别议题在媒体上的表达和传播中的问题1.在议程设置中，女性议题仍为边缘议题盖尔·塔奇曼在其著作《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中指出：在诸多大众传媒中，尤其是电视及电视广告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体呈现。尽管近年来一些有关女性以及女性发展方面的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就总体报道情况而言，女性和女性发展在媒体议程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目前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很少关注中国性别议题，他们习惯于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中国问题，报道的议程设置和框架选择都存在一定偏见，他们所使用的一套体系不仅不能直观地呈现中国妇女的现实状况，更容易歪曲我国在女性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我国媒体对性别议题报道内容和方式不够丰富，缺乏女性自己的声音，就自媒体平台上“女性议题”的相关内容来看，例如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反映比较突出，但相关的媒体报道力度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现有的媒体报道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性别议题”。2.涉外媒体的“失语”状态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度及讨论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出现了很多与性别相关的热点议题和事件，但我国涉外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不够，甚至没有关注。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我国对于性别文化的探讨以及很多性别议题首先在国内的各大社交媒体上不断发酵，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上，受众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情绪性表达也会引导事件发展的态势，事件热度不断提升，从而引起诸多主流媒体乃至国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涉外媒体尤其是涉外的社交平台保持“失语”，未能及时回应国际社会对热点性别议题的关切，将海外受众对此议题的“认知渠道”交给海外媒体，这样将丧失舆论主导权，不利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同时，长期的“失语”状态更是将女性权利的价值标准交由他国衡量，这不利于我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二）提升中国在性别议题方面的国际话语权1.运用媒体融合传播优势，建立我国媒体阵营“性别文化”的快速崛起体现出国内女性群体“失声”已久的现象，而涉外媒体的“失语”问题也使得本应由我国女性同胞自己解决的问题充满了不同意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传入，对于新兴的、尚未成熟的“性别文化”而言，无异于“毒苹果”，既不能正确引导女性群体发声，还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首先需要我国媒体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建立起我国特有的媒体阵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作为涉外媒体传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信息源与信息内容等方面应当积极实现传播的互补与互动，合力提升传播力，扩大传播效果。例如，在报道同一性别议题时，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事件，为受众提供多样化的讨论视角，提升中国涉外媒体在中国性别议题设置和表达层面上的传播力。[3]2.提升媒体的性别敏感度，重视性别议题的多样化表达李普曼曾提出“刻板印象”，延伸至性别议题研究中，表现为媒体在报道涉及女性的事件中，往往会掺杂个人的情感与经验，并不一定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即刻板印象就是媒介再现的社会价值标准，但它决不能与妇女真实的生活经历相混淆。[4]这种具有刻板印象的媒介塑造出现在中国涉外媒体的海外传播实践中，一方面海外受众难以通过片段式的报道对中国的性别议题形成充分、客观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国性别平等国际形象的塑造。这在自媒体环境中尤为明显，传播者各抒己见，最后往往衍变成正反对立的两面。因此，通过主流媒体的正确引导，有利于消除传播者之间的误会和矛盾。这就要求在性别议题讨论过程中，要求媒体从性别敏感视角，将性别平等作为性别议题的价值追求。同时，提高两性学者发声的机会以及注重两性矛盾事件中当事人双方的话语表达，提供可信度高、具有借鉴价值的内容依据。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者只有两种：男性和女性。因此，决不能简单地一方向另一方输出“文化”，这样只会激化两方的矛盾，应循序渐进，注重两方的利益诉求，达到“性别文化”的多角度、多样化表达。参考文献：

这取决于环境。在一些情况下，纸质媒体可以更加有效地传播性别思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网络媒体可能更有效。

男女对不同种类信息的敏感程度不同 生活中充满着信息,男女两性在接触这些信息时的敏感程度2. 性别差异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 1、

男女有别是不假，但是有多大的区别呢？ 在做朋友上，很肯定的一点就是，除非想翻船否则彼此间就一定要尊重这种不同。而这种差异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现的非常明显。性别差异导致行为不同，而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性别的不同社会行为。友谊 & 新闻研究表明，男性更愿意使用社交媒体来寻求信息，而女性则更倾向使用社交平台与人沟通。男性更愿意将其社交媒体帐户保持开放状态，以便寻求以及结成新的关系，而女人更侧重于维持现有的关系。 Facebook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平台上的女性用户倾向于分享更多个人问题（例如，家庭事务，关系），而男性喜欢讨论更抽象的话题（例如政治）。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推断，女人对抽象话题不感兴趣。Facebook的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平台上发布的150万个更新状态，将其按主题划分，然后根据性别偏好和受众反应对每个话题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不仅有各自喜爱的某些话题，而且不同的“女性”话题（例如，生日，家庭娱乐）往往会从其他用户那里获得更多点赞，而“男性”话题（例如运动，深思）通常引发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