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虽然已是一级学科,但它语言文学的性质没有变。目前,我国学科分类仍将它归入文学门类,被视为人文科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新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体育新闻传播手机媒体影响思考
摘要:进入21世纪,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而技术的进步让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除去发简讯、打电话等基本功能外,手机的功能更加趋向于娱乐化。手机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手机媒体发展初期就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21世纪初,中国人民为之骄傲、兴奋的一件事——申奥成功,北京成为举办第29届奥运会的城市,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在第一时间将此讯息带到了中国人的耳边。
关键词:手机媒体;体育新闻;传播;影响
一、前言
如今社会资讯高速发展,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手机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较之报纸、广播、电视、网路等其他媒体,具有互动性强、资讯源内容多样、传播与更新速度快、传播形式多样等特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观念的增强,手机媒体的便携性打破了地域、时间的限制,使人们能随时随地接收具有文字、图片、声音、视讯的新闻,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给体育新闻传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下面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二、手机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
一手机媒体化
据中国网际网路络资讯中心释出的《第27次中国网际网路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亿。另据中国经济新闻网报道,截至2014年,全国行动电话使用者达亿,普及率为,手机使用者的增加大大促进了手机媒体的发展。例如,就当代大学生而言,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天有70%的时间都在使用手机。大学生基本都通过手机来获取外界资讯,每天在手机上浏览新闻、看视讯、收看直播、关注微博等,一步一步地成为“手机党”、“低头族”,这些调查研究表明手机已经高度媒体化。
二手机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特性相契合
手机媒体打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有着传播与更新速度快的优点,并且体育新闻的时效性正好与手机媒体的特征相契合。由于体育具有竞技性质,人们往往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观看到体育比赛。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往往不能守在电视、电脑前观看体育比赛。手机媒体的发展打破了这一限制,现在一个NBA球迷如果要选择观看一场NBA篮球常规比赛,更多地会选择开启手机,登入新浪、风云直播等网路平台观看比赛,真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观众已经不多了。手机媒体的便携、可移动性正好满足人们随时随地欣赏比赛的需求,手机媒体的时效性与体育新闻的时效性正好完美契合。
三、手机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一体育新闻语言的改变
体育运动本身具有专业性、竞技性等特征,对部分观众而言比较抽象,不容易理解。但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的体育事业受到普遍关注,直接促进了体育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新闻播报正逐渐以准确、简练、具体、快速、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报道,更多地使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来进行体育新闻传播。据笔者了解,在80年代,篮球赛的播报更多地存在于各个体育院校中,直到后来,各种篮球比赛正式进入电视直播,才慢慢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最开始,人们并不怎么了解篮球比赛的过程以及篮球比赛的规则。如今,由于手机媒体简洁易懂的播报方式和体育语言的通俗化,使篮球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体育运动专案之一。可见,这种新闻语言的改变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手机媒体提升舆论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手机媒体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传播者与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互动。使用者在收看体育节目的同时,可向平台传送自己的观点,与体育爱好者进行交流,特别是当下QQ、微信、部落格、微博的发展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笔者作为一名资深的体育迷,经常在微博上与广大体育迷进行交流互动。每逢较大的体育赛事,微博首页会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赛事情况,广大体育爱好者便能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观赛体验。在激动的时刻表露喜悦,在沮丧的时刻发泄不满,在喜欢的运动员或球队输了的时刻吐槽,和大家分析失败原因,在支援的球队不负众望获得冠军的时刻分享欣慰和无比激动的心情。再加上如今体育直播、转播中,直播员为增加收视率,也会以有奖竞猜、上墙等形式,或者发表一些自己幽默的观点来达到互动效果,从而促进体育新闻的传播。
三手机媒体使新闻进入融合及整合式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兴媒体正在逐渐融合。中国手机网民的不断增加、新兴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很大一部分“手机党”、“低头党”通过手机媒体来获取新闻资讯。传统媒体在这一状况下,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与手机媒体进行融合。例如,报纸行业。新兴媒体的发展给传统报纸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使用者能在各大手机新闻媒体上获取报纸上的各种资讯,这就使人们购买报纸的需求减少。为了寻求报纸业与手机媒体进行融合发展的整合式传播道路,手机报应运而生。
四、结语
手机媒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传播速度快、方式灵活、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互动性强的特点,逐渐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流方式。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状况,体育新闻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是必然趋势。在这一条件下,新兴媒体以自身优于传统媒体的特点,逐渐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流,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参考档案:
[1]谭秀湖.手机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J].编辑学刊,201401:83-86.
[2]朱志锋.移动终端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J].新闻战线,201505:203-204.
[3]吴红梅.手机媒体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前景分析[J].新闻爱好者月刊,201022:33-34.
二:新媒体下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思考
摘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我国的新闻传播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闻传播方式逐渐地变更、创新,让人民感受到了新闻的传播力量和亲民性。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我们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改变原有的新闻传播模式,才会有效并优质地传播新闻,使新闻内容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援。笔者对当前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模式进行分析探讨,提出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拓宽新闻传播途径。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如今,电子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网路成了人与人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许多人还会通过新媒体对新闻内容进行了解与传播,将重要事件或是舆论讯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这种方法相对于以往的纸质传播,广播等更为便捷。但是若想让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更加大众化及普遍化,就需要对新媒体进行了解,对新闻传播模式进行创新,使新闻能够及时有效地传播。
一、关于新媒体
一新媒体的特征
当前背景下的新媒体顺应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人们不用通过大量的时间去完整的阅读资讯。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新媒体已经成为资讯传播的主要途径,随着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人们的休闲时间变得零碎,但新媒体可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它可以使人们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娱乐。通过手机获取新闻资讯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如今网路资讯的划分越来越详细,人们关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它满足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心理需求。
二新媒体的优势
新媒体以“新”字作为代表,它与传统媒体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新媒体的优势在于它的传播速度快,资讯量较大,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实效性、储存性以及选择性都是最强的,它的语言要素多种多样,带给人们更多的新鲜感以及趣味性。其次,新媒体传播的途径较多,我们使用的QQ、微信、微博上每天都会更新讯息,人们再也不用守在电视机旁等待新闻了。最后,新媒体的互动性强,每条播出的新闻,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新闻后的网友留言版块分享给更多的人。
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特点
一新闻的实效性增强
新媒体的主要特征及优势之一就是新闻的实效性增强。在以传统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代,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是报纸,广播以及电视新闻,但报纸的出版或电视新闻的播出时间与人们收到资讯的时间存在差异,所以大多数人看到的新闻都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也有一些人看到的新闻已经是经过处理的或是新闻事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总体来说,报纸以及电视新闻的实效性相对较差。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装置连线到网际网路获取新闻资讯,从而可以获得实时释出的资讯,提高了新闻的实效性。
二新闻的互动性增强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时代,新闻是单向传播的,不具有互动性,人们只作为新闻的接收者,没有办法对接收到的新闻进行评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科技产品的进步,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新闻的互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在很多新闻下,都留有大面积的空白处让人们进行留言点评,发表个人的观点和意见,让读者与读者进行互动,同时也让读者与撰稿人进行交流和沟通。这种新闻的互动性推动了正确观点的传播和整个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新闻传播的全媒体化
传统媒介传播的主要方式是文字、图片和声音,而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逐渐走向了全媒体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文字,图片和声音转化为视讯和影像呈现出来,这种新闻增加了趣味性,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促进了新闻的广泛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电脑等电子科技产品都成为了新闻传播的媒介,它们与传统的媒介方法相结合,丰富了人们的阅读形式,拓宽了人们的阅读渠道。
四新闻传播的全时性
在传统的媒介传播时代,新闻的传播具有一定的频次,人们无法随时随地接收到新闻内容,而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传播具有全时性,任何地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新闻都会传播到网际网路上,人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新闻内容,这也弥补了传统媒介时代新闻释出较慢,时间较长等缺陷。
三、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将自媒体纳入新闻报道中
自媒体是指民众自己对于娱乐的追求,将自发拍摄的作品传到网路上,争取到较多的点选率和播放效果的微视讯,这也是当代背景下时代潮流的一种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开设专门的板块,对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进行跟踪报道,也可以将这类新闻释出在其他相关板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新闻的价值和人们的关注度,还可以促进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内容呈现出了同质化特点,为了使读者的反应更大,新闻的影响更大,部分新闻编辑开始使用某些手段将新闻内容夸张化,导致新闻内容严重失真,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今新闻传播方式的创新要反其道而行,坚持报道的深入性以及真实性,给社会传递更多的真实新闻和正能量。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要注重了解新闻事件的整个经过,挖掘出新闻中最值得人们去思考的内容。
三新闻释出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
如今,社会朝着快节奏的发展方向不断迈进,新闻的释出量也逐渐增多,这给人们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人们寻找新闻变得困难,新闻的数量增多导致人们不能够了解所有新闻的内容,所以新闻的释出要与读者阅读习惯相契合,在释出新闻时,首先要对新闻进行分类,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的阅读;其次释出的新闻内容应简洁明了,让读者在第一时间了解新闻内容;最后在新闻的最底端要附上与上述新闻相关的新闻连结,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四、总结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这些传播模式将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我们要对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模式和创新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只有不断地深入到新闻内容本身,不断地把握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特点,才能找到更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传播模式,才能使新闻传播效益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袁敬舒.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J].新闻研究导刊,201505:57+144.
[2]高颖.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主体[J].西部广播电视,201517:20.
[3]杨东伶,徐文静.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J].新闻战线,201510:24-25.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 传播学 学科关系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 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 [2] 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 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 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 。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 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 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新闻学毕业论文范文|刍议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建构引言:主持工作是有声的艺术创作形式,通过主持人对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声语言的形式传播给受众。在媒体分布多维化、信息资源广泛共享化、媒介形态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节目的制作传播形式和栏目风格越来越受到创作人员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一个栏目来说,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又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由许多栏目和版块构成的电视台整体节目中,这些栏目和板块的内部构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现,甚至更有一些栏目名称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栏目因主持人的个性化而形成栏目独一无二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节目主持人的个性风格是节目收视率、栏目成活的关键。对于主持人个体来讲,他们个性化风格的建构不管是对于自身发展还是栏目成功甚至中国电视业的发展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个性风格建构的必要性(一)主持人个性化风格是有声语言创作的题中之义主持人是媒体和受众之间联系的桥梁,没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内容再丰富的节目都无法传达给受众。从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12日开播的《观察与思考》节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来到今天二十七年的时间,主持人已经成为中国的受众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主持人的工作处于传播过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门对语言艺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与受众进行交流,其中有声语言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语言是与受众进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无论新闻、综艺还是娱乐节目都是通过有声语言来传达的,播音员、主持人有声语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节目的整体质量。同时,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有声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符号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对书面语言的个人理解、承载着对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别林斯基说“一个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1]这说明无论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组织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达都必须经过他所特有的文化素养、审美感受、性格气质和语言表达才能的过滤,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个性的烙印。(二)传媒业的发展和实践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关于个性化,从宏观上看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从微观上看是传播激烈竞争的必然趋势。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曾经说过:“向未来挺进,就必然要脱胎换骨远离标准化,脱离产品的划一,脱离千人一面的艺术。” [2]《非常6+1》的成功与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主持人有直接关系。制片人哈文说:“节目组几十个人在工作,到了录制现场,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现了。主持人就像汽车驾驶员,方向盘、油门、离合器都由他操作,在关键时刻,只有他能控制现场;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这句话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风格的关系相辅相成。随着电视传媒业‘窄播化’进程的加剧,节目主持人‘大众情人’的时代也将宣告结束,主持必将分众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着自己节目所针对的受众的目标,满足这一特定部分受众的收视需求进而满足他们选择节目的心理需求。与这种分众化趋势所映照的是,个性主持人将会随之受到推崇。在广播电视传播中,播音员主持人是传播主动一方的最后执行者、是传播体的代表,他们应该成为一个栏目、一家电视台的个性化标志。在遵从社会主流价值判断和对栏目定位及传播对象的认识和遵从的基础之上,主持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独创的构思、独有的感受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都是个性化的特征。时代发展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传媒的分众趋势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主持人职业的生存模式更需要传播者自身的个性化。(三)受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风格的多元化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全国二十几家电视台发展到如今年的360家电视台;电视节目套数也发展到了2058套。受众也从二十年前收看几套节目的几个主持人到现在可以收看各个频道的栏目和不同风格的主持人。中国电视的成长与观众的成长是同步的。面对成熟的观众,电视栏目与节目的创新更增强了难度,对电视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传播模式,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丰富了个体的选择。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个对主持人而言“个性即生命”。凤凰卫视“早间说新闻”的异军突起引起大陆电视人的深刻反省。人们如此热烈地欢迎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主持风格充分反映出在内地电视人创造的播音主持风格与受众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急需填补的空白区间。再如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据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收视调查公司的数据统计:《南京零距离》开播第二周,就进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视率)前50名;第六周进入该排行榜前15名;第八周成为该排行榜第一名并一直保持领先。平均收视率为8.8%,最高收视率为17.7%。直今仍保持着高收视率。[3]勿庸质疑主持人孟非直陈观点,不隔靴搔痒的个性化主持方式已经成为了 “节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成为了观众喜欢的主持人并且在2004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名主持的称号。受众这种多元化审美需求也可以从主持人观念的不断革新中寻找到端倪。二十年来,对应着电视传播理念与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变化,主持队伍构成经因了四个阶段,与此同时,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来源、工作机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主持人节目初创时期 (1980—1983) 2.第二阶段: 主持人规模扩展时期 (1984—1992) 3.第三阶段:新闻评论类主持人节目崛起时期 (1993—20世纪末) 4.第四阶段: 主持人节目深入发展时期 (20世纪末—当前)综上所述,二十几年来主持人节目走过的四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主持人主流演变的轨迹是:从普通话语音、单纯的语言表达的语言基础层面的素质要求,以及一味强调漂亮年轻的误区,向关强调人文素养,重视文化内涵和看好个性创新能力的综合素质的变化。二、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建构的瓶颈因素分析现实的情况是,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毕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一些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一方面播音员主持人岗位编制已满,一方面却又缺少优秀的主持人。那么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形成的瓶颈又在哪呢?笔者认为,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形成独特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都可以是影响个体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综合而言,以下方面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院校的模式化培养模式有调查显示:在我国现阶段电视节目播音员、主持人的队伍当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占了70%,而在这70%当中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又占了45%[4]比重之大。这一群体势必会对整个播音主持队伍的的发展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与此同时,院校模式化培养的烙印在他们身上也体现无遗。1、专业院校招生选拔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全国播音主持专业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纳入了艺术类招生,考核成绩由高考成绩和专业面试成绩构成。其中专业面试是对考生声音、形象、普通话语言表达方面的先天条件及后天基础做出判断和选择,往往具有很严格的评判标准;而对考生高考的成绩的要求却远低于一般高校的录取标准线。考核标准的跷跷板“相貌、声音”一头被抬高,“文化素质”一头被压低,这种重视了现有显性基础,但忽略了隐性发展潜力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同时,一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院校纷纷开设播音与主持专业,招生条件放低、教学不规范、毕业生就业也成为难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播音主持队伍的发展,更加影响到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构成。2、播音主持专业课程设置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多数院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专业课程的开设,忽视人文课程和社会实践的开展。学生在校时接受较多的语言表达方面和外部形态的有关训练,但人文素养不足,社会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单位表现为:“上手快但内涵不足,出场鲜亮但后劲不足”;主持人节目的深入发展和多样化发展,需要复合型的、有生活阅历的主持人,专业院校的毕业生知识结构的上层建筑扎实,基础建设空虚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导致了技巧载体下的个性表达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质对个性化风格建构的影响素质,按照《辞海》上的解释,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5]而所谓人的综合素质,就是人们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态等方面的较为稳定的特点的总和。个体素质的表现形态至少可以体现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几个方面。作为节目“灵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质高低不仅可以影响到个体风格的形成,也直接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量。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03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心灵之约》节目正在进行直播,主持人罗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谎称要谈“中日友好关系”,在约定的三分钟时间里,这位自称“小原真太郎”的人却大发反华言论,直到三分钟后,罗刚才进行反击。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听众尤其是青年听众强烈的愤怒情绪,主持人罗刚和导播因为工作的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公职。这一事件折射出新闻媒体的政治导向性,也为主持人政治素质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党的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经济、社会、思想建设的方向标,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关注并上升到思想上层建筑的高度。2、思想、文化素质积淀不足:据调查分析,20—30岁之间的主持人在我国播音主持队伍当中占有45%的比例,40岁以上的主持人仅占4%。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汤姆?布罗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纪时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们几乎都是资深记者出身,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和社会阅历,更准确的说他们有着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思想素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群体规范、行事风格、道德取向紧密联系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深邃的群体觉知、道德判断、道德选择能力,这种能力对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这里提的文化素质更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晶体智力,总是和一定的专业和相关知识的积淀联系在一起,它对于开拓主持人独特的视野、丰富言语载体的内容、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不无裨益。因此,如何丰富和提高我国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形成年龄结构的合理梯次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都是制约主持人主体形成个性化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指对自我情绪和外部形态的良好调控,也不仅指对现场情况的良好协调和随机应变能力,它还应体现在对受众心理、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行为反应和问题处理风格,形成个性鲜明的播音主持风格。(三)评价主体对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带来的影响作为评价的两大主体——受众和播音员主持人的管理机构,两者都可以说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众和广播电视管理机构的认知不同也是导致主持人丧失个性化风格的主要原因。1评价主体之一——观众电视是动态的传播媒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向性。做为受众,他们的喜好决定了主持人和其栏目的成活和发展。而受众的文化程度、知识背景不同,对于主持人以及节目的喜好就会大相径庭。而这种喜好的交互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因为节目高品位、高质量,主持人的个性化从而提高了受众的观赏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调和“众口”,为了迎合部分观众不高的欣赏水平。某些节目和主持人以牺牲节目风格和自我的个性为代价希望使受众满意。笔者认为:主持人是以双重角色出现在节目中的。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主持人应该考虑受众的社会心态和接受心理。主持人竭尽所能的认识及把握受众的需要,并能追随受众进而引导受众。用真实的、非虚构的空间相互交叉组合的结构方式来传播;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置于文化背景上,把深奥的文化问题化为具体的生活现象。但是主持人也要处理好受众中心与传媒引导的关系,处理好商业利益与社会效应的关系,不懈努力地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闻传播中,“一个人用整个身体进行传播,并且动用全部力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 [6]作为一个主持人,只有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来传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会有吸引受众的永恒魅力。2评价主体之二——广播电视的管理者广播电视的管理者他们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评价对于主持人个性风格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响。广播电视学会和各级电台、电视台的领导等权威机构和人员对待主持人有着“生杀大权”。但这一评价机构的组成人员更应该紧跟国际接轨,紧跟电视业的发展步伐,由各个方面的人士组成,全面的、立体的、多维度的看待主持人的发展。单从业务的角度去简单地评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坏,不仅了影响一个好主持人的潜力发挥,更会毁掉一个好的栏目。倾听多方意见、综合考虑主持人的发展才是发展之策。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视主题为“珍惜受众信任,推广健康形象”研讨会上直言道: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目前有些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当然这一言论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针对的是面向特定审美层次受众的一些娱乐类节目,因为这一群体构成了人群的大多数。追求收视率无可厚非,它是媒体生存的基础,问题是如何形成面向不同群体的不同审美层次的栏目、形成不同主持风格的个性化栏目,这不仅是提升媒体层次的需要,也是社会受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的需要,是社会群体自我素质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结合不同类别节目,形成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媒体管理主体改革的一个方向。 三、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找到了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建构的症结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身素质的提高主持人素质的全面提高,这种提高除了在技术层面、观念形态、知识结构等方面需要“长跑+快跑”之外,更应在综合能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来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广的参与节目的选题、策划。随着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将成为节目和栏目组的双重负责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一样,正面临着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变,面临着新技术时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决有声语言创作中个性风格平平的主要途径。(二) 建立多维度的用人选拔机制和院校培养方式央视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张斌说:以往的电视是一种很封闭的渠道,现在门槛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电视台的元元,上海电视台的曹可凡和央视《今日说法》的撒贝宁都不是从专业院校出来的,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受众喜爱的主持人,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是他们成功的基础。院校的培养应该尽快制定和改进:1双学位培养复合型主持人 专业院校可以面向各类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开办主持艺术双学位,而不是现今的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2完善就业机制:专业院校应该在学科当中更多的加入实践的比重,并且有用人单位联合办学,指定培养。对招生对象进行有针对性地、对口培养专业方向加具体、鲜明的主持人。这些方式的施行可以改变现在的艺术院校特别是播音与主持盲目过“热”,招生过多,而最后就业情况不乐观的现状。(三)建立健全不同层次的业务评价机制和评奖制度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的晋延林也曾经说过:国内对主持人人力资源还没有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电视台在管理中还存着一些误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电视节目的水准和主持人个性化的形成。[7]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建立了节目质量评估体系,从观众、制作人、专家等多个层面对节目进行评议和讲评,这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从月评、季评、年评到台评、省评、全国评这些都对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建构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评奖过程中,除了对获奖的主持人奖励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们的不足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评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同时业务评价的主体应该采取多元的组成部分,其中除去专家、主管领导之外更应该有主持人同行和受众。多与观众座谈,了解观众需要也是一个必要的途径。结 语有声语言中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建构虽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它的建构元素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电视业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在节目中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已的风格。与此同时,“我们完全不必因为有些人的曲解而不敢提个性化,从客观工作环境讲,如果没有积极的工作机制,不给有潜质的主持人机会和压力,总是简单的重复,主持人的创作个性也难以形成;从主观角度看,对于年轻的主持人来说,不要把个性化作为首要的目标,急于寻找个性,更忌离开栏目硬去设计和孤立地追求自我的个性,只有当你全身心地融入到节目当中,关注社会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真诚服务受众,你的创作个性才会渐渐凸显和形成。”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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