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浅谈《论语》的交友观 一、 朋友的作用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是孤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外部看,考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从内部看,人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同于家的感觉。除了情感的寄托以外,“家”还有天然的血亲关系加以维系。朋友圈则不同,友情不仅可以满足情感表达交流的需要,还可以使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同。纯粹的友情总是靠共同的取向得以维系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朋友这面镜子,了解自己是谁;另一方面,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产生共鸣。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纯粹的友情带来的是超脱功利的快乐。 当然,朋友还可以满足我们工具性的需求。“工具性”的说法很不好听,但却是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将工具需要和情感需要完完全全剥离开来。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孔子的行动好象就是有子的话的注释。安葬无可归的朋友,看似普通却体现了孔子对朋友朴实深厚的感情。人生道路上的相互关照,一点一滴往往最能透出友情的珍贵。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子贡问何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两段话是结交朋友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性目的交织并存的最好体现。朋友有时也是良师,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当我们要实现某种崇高的价值或理想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们就要有意去结交。就其交友的目的来说是工具性的,就其内容而言是高尚的。 朋友的作用大致粗分至此,因为牵扯到朋友的种类,很多话不及细说,下文再谈。 二、 结交朋友的标准 《论语》有关结交朋友之标准的论述很有意思,其中既有对朋友的要求,又有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的地方,看上去还有矛盾之处。 首先,孔子认为,交友必须交优秀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有道而正。这一点颇合上述交友的目的。 其次,我们要同正直的人、信实的人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不同谄媚的人、背后毁谤的人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我将孔子这六类人的对举看作是对第一条标准的具体化,也是交朋友的道德底线。我觉得以上这两条标准非常符合孔子对“仁”的追求。从“恭、宽、信、敏、惠”这些“仁”的细目来看,“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孔子一生努力实践“仁”德,在交友方面也渗入了他的这一标准。直、谅和多闻分别从立身、对人和学识三个方面对选择朋友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又完备的要求。 第三,孔子中庸的思想在交友观上也有体现。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我们要尽可能地与言行合乎中庸的人相交,可这毕竟非常理想化,反映在现实中我们既要结交激进者,也要结交狷介者,优势互补。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偏执。 另外,《论语》中还有另两处相关的记载,我觉得更为重要。一处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这里的兄弟可以做“朋友”理解。我觉得,这一段语录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使自己能群,能让人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恭敬有礼是基本的条件。此外,这段话还扩大了选择朋友的范围,提出了与人交往应有的气度。我觉得子夏是相当有胸襟的。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容我成为他的朋友?同样,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不超越道德底线,“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点可以和另一处对读:子夏之门人问交友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既然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朋友,那么朋友有没有种类之分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可视为开放与包容,“同”可视为封闭与单一。从人际交往来说,“和”指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同”是指只与气息相投的人交朋友。不同类型指得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这个词事实上很难定义,在很多场合,“朋友”只是“有用的熟人”的代名词。勉强加以分类,可以以一个个体为中心,从他的主观角度出发,以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或情感认同性目的各自所占比例为尺度,画圈。围绕个体最紧的是主要以纯粹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朋友,越外围的朋友,工具性越重。当然,所谓工具性和认同性只是为了划分方便,在实际中,两者搀杂在一起,很难一刀切。不过,也会有极端情况,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毫无感情可言,与他相交只剩利用价值了,我想我们即使称之为朋友,其内涵也变味儿了。这还仅仅是主观的划分,客观的现实生活常常让我们与工具性朋友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认同性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两个人的心还是相通的,客观不能,主观也无须见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划分仍不严密,只考虑了常态、共时的情况。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结交上述两种朋友。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的朋友只解燃眉之急,有的朋友只在人生旅途中同路一段。最值得珍惜的是老朋友,最难忘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朋友。这虽然是人生憾事,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保持联系。因为情感的相投、价值的认同往往只在某一情境、某一机缘下才产生。执着地追求全面的了解可能会使刹那的美感烟消云散。所谓距离产生美,我和他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一种和谐,该散就散,回忆有时更加美好。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欣赏他人异于己的地方,那和他们交朋友也不是件困难的事。这一点与认同感并不矛盾。接受甚至欣赏异己,便意味着从反面认同了对方的“异”,从“异”中求得了“同”,达到“和合”的境界。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如果说俞伯牙之于钟子期是一种同质的认同,那么庄子之于惠施就是一种异质的认同。好比矛盾的双方,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 与朋友交往时的准则 首先,朋友相交重在一个“信”字。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前提,没有“信”根本不能交往,何来朋友。不过有时越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越难以做到,越难以做到这要求就变得越高。当一个人真正做到最基本的要求时他所达到的价值层面是最高的。 第二,对朋友要宽容,在朋友有难或犯错时要帮助朋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朋友的价值在关键时刻最能显现出来。我想,这也是“信”所要求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对方。 第三,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朋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真正的朋友之间用不了太多客套。但那并不是亲密无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再怎么认同,两个人总还是不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两个人挨得越近矛盾就可能越大,就好像挤公共汽车。我们都需要一定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从朋友间的交往来看,稍微疏远一点给双方都留出了余地。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距离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利用这种空间交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朋友。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就能把握好交友的质和量。有的人只有泛泛之交却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交友面却很小。他们都没有处理好交友的距离感。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四、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 关于颜回,《论语》有以下记载: 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罕: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颜回是一个勤勉好学,学有所成,品行高尚,一生兢兢业业努力实践孔子学说的人。对他的记载有几处很值得玩味。一是孔子说他“不愚”。孔子并没用“敏”、“惠”等字眼,而用“不愚”,说明颜回资质并不特别高。二是说他对自己并没什么帮助,无论自己说什么,颜回都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还是很看重这个学生的,颜回死时,孔子极度伤心,大呼“天丧予”。颜回也对孔子充满了感情,孔子受困时,他对孔子说,您还没死我怎么敢死。我觉得,对于孔子来说,颜回就是自己的翻版。他眼见自己的学生一步一步跟自己越来越象。面对这种情景,我想孔子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除了“天”以外,最知道自己的就是颜回了。颜回即使并不意识到自己了解孔子,他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已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和这样一个学生在一起,孔子应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但孔子并没有过明显的表达,甚至还嫌不足,“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可能是因为颜回太像自己了。只有在颜回死后,孔子才意识到失去颜回意味着什么,叹息道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并对学生说我不为颜回哭为谁哭?孔子是否觉得颜回之死意味着自己理想人格之死,意味着镜中自己的死呢?再也没有人可以像颜回那样勾起孔子的共鸣了。 关于曾参,《论语》有以下相关记载: 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与颜回比起来,我觉得曾点更透出一股灵气,一语道出孔子一以贯之的东西。但“先进”的“参也鲁”似乎与之又有矛盾。我不知应做何理解。这且不说,最后孔子的“吾与点也”颇有意思。我觉得如果说面对颜回,孔子感到的是同质的认同,那么,面对曾点,孔子感到的则是一种异质的认同。有人认为“吾与点也”道出了孔子退隐的心声。我觉得这种理解自有他的依据。曾点异于他人的理想恰恰从反面填补了颜回“非助我者”的空缺,给孔子一个异质的启示和选择。
_论语_修辞研究摘要 6-7 Abstract 7-8 第一章 绪论 8-14 第一节 《论语》及其修辞研究概说 8-10 第二节 什么是修辞 10-11 第三节 《论语》中的修辞观 11-14 第二章 《论语》中的修辞格 14-35 第一节 《论语》中所使用的修辞格 14-32 一、比喻 14-19 二、对偶 19-20 三、排比 20-22 四、对比 22-23 五、委婉 23-27 六、夸张 27-28 七、反问 28 八、反复 28-29 九、借代 29-30 十、引用 30-31 十一、层递 31-32 第二节 《论语》运用修辞格的特点 32-35 一、修辞格各有特点 32-34 二、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格 34-35 第三章 《论语》词语的锤炼 35-67 第一节 语言特色概说 36-42 一、简洁凝炼,言约义丰 36-38 二、朴实醇厚,明白易懂 38 三、从容言谈,饱含感情 38-40 四、成语格言,蕴籍哲理 40-42 五、形象生动,文采华赡 42 第二节 实词运用的特点 42-51 一、词类活用 42-45 二、同义词和反义词的选择 45-51 第三节 虚词运用的特点 51-56 一、连词 51 二、语气词 51-54 三、词尾 54-56 四、句中助词 56 第四节 韵律特点 56-61 一、音节匀称、节奏明快 56-57 二、同字相协 57-58 三、叠音状情貌 58-60 四、双声宛转回环 60-61 第五节 句式运用特点 61-67 一、特殊语序 61-62 二、以整句为主,整散交错 62-63 三、以短句为主,长短句兼备 63-64 四、其他几种特殊句式 64-67 第四章 《论语》的表达方式及篇章结构 67-92 第一节 《论语》的表达方式 67-86 一、叙述简洁,省略得当 67-69 二、描写具体,形神兼备 69-84 三、富有文学性的说明 84-85 四、以小事喻大理的议论 85 五、浓郁而真切的抒情 85-86 第二节 《论语》的篇章结构 86-92 一、《论语》的整体篇章结构 86-88 二、篇的结构 88-90 三、章的修辞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宋.无名氏 《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钱穆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传说有弟子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 提出了孝、梯、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对于义我的基本观点是: 1. 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非常推崇周室的礼教,在春秋战乱之时,孔子在鲁国从小就对礼感兴趣,也对礼深有研究。礼本来是祭祀的规矩、程序等,但经过孔子的重新解释,它在思想意义上的价值就被凸现出来,思想的指导性很广泛,但孔子直接将指导性从外在的礼引向内在的心性范畴——仁,就是将礼与人的心性相联系起来,礼应当从人的本性出发,而不再是向鬼神表示敬意,儒家礼教从外在的表象转而以内在的心性为根本,这一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准则就是礼,人的一生就要对礼进行学习,去革除人的本能的感官欲望,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人不学习礼乐文明,就如同禽兽一样只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所以学礼是立世之本,它为了在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个我对礼的遵从便就是仁,礼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一种和谐的规则,仁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个我内心的和谐的状态,它是个我遵从礼的崇高品质。仁就是立人之本,它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修养就是培养仁,让仁显露出来,所谓仁者就是爱人,孔子是通过忠、恕、孝、信等范畴加以表述的。正因为孔子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爱人,所以后世的孟子便从此点出发提出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心性修养的方法也是相通的,孔子说“克已复礼,天下归仁”。 正是孔子提倡的“礼”,中国才被誉为是礼仪之邦。 论语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这里可知,孔子的思想顺序:孝为一切仁之根本,孝敬自己的父母才会去爱他人。儒家的道是求本,本立而道上。儒家没有先验,孔子不谈鬼神。儒家的本就在天地自然的合理性。人言儒家关注人的社会性并企划规范社会秩序;老庄侧重于生命与心性的自然和谐。其实,儒家追求的社会性其理论依据仍然是自然性,几千年,儒家怎么也打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它所求的本,也是自然朴素颠扑不破的。孔子在论语都是在说要孝敬尊长、对社会上的人施以爱心,以及求学的道理。像论语中有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都是在说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宽恕别人,同时要利用多余的心力去求学,如果能做到这样,就算他从来没上过学,孔子也会当他是个通达事理,而且有学问的人。孝在中国古代占有很中要的地位,无论是平民布衣,抑或是王孙贵族几千年来都恪守孝道。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他国的家庭文化,对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很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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