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