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学术论文

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历史学界还是非历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失败论”者显然有意无意低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成功论”者显然有意无意高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两者的共同缺陷都是把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一、“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发展。”一次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必然要由若干次小的社会革命运动所组成，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因而，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1日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彻底的批判。还在革命前，孙中山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但当有人问他是否想做皇帝时，他却坚决表示：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参加革命后，孙中山更不断地揭露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断言只有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的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法门。当梁启超把维护皇帝制度和清朝皇统的“开明专制论”冒充为“政治革命论”时，孙中山明确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实行政治革命就要颠覆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因而，“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就算推倒了皇帝制度，“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这就是要肃清“皇帝思想”，以“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忠实代表和坚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清王朝。兴中会一成立，孙中山就把暴力推翻清王朝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仅1907年5月至次年4月，并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武装起义就有6次。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震动全球，于是，“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至11月初，已是义军四应，大局略定。而正是在此情况下，投机家袁世凯也乘机加紧“逼宫”，走投无路的清朝皇帝只得于1912年2月12宣布退位，帝制“被迅速轻易地推翻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一点东山再起的希望”。从此，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华共和国”——“伟大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前，兴中会曾制定了“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同盟会成立之日，孙中山正式“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同盟会革命方略》进一步对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国方案作了具体的规定，并警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不难看出，辛亥革命一心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而既然推翻清王朝及其所代表和维护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此就使得当武昌之大革命以成，清政府大势已去之时，而建立中华民国也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于是，191 1年12月29日，起义各省代表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提出的中国将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的预言完全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以暴力推倒了帝制，代之以民国，为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从1872年到1900年，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总共只有156家，资本5 000余万元。而1901 - 1911年，全国新设立的厂矿企业就有340余家，资本1亿多元。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就是于1901年将他们在一家钱庄所获得的利润投资于茂新机器面粉厂，从而奠定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之一的荣氏集团的基础。而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这10年间获得如此大的进步，正是由于进入20世纪后，摄于革命运动的威力，清朝不但大大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禁锢，还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当然，“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保护和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与措施。就是袁世凯也同样能推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并把资本家的一些头面人物拉入政府，使他们继续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0多年间，中国便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在这个浪潮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显著。纺织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个工厂，资本3 254万元，而到1920年增至475个工厂，资本8 275万元。面粉业，1896 - 1912年，全国共设厂90家，其中民族资本仅47家，而1913 - 1921年，全国就设厂123家，其中民族资本105家。1912 - 1920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增长率之高，只有1953 -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才可与之媲美。对外贸易也随着工业部门的进展而呈现增长的趋势。1918 - 1919年，中国的出口增加了。在某些场合，加工商品的出口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原料出口，从而意味着殖民地商品经济的特征正在减弱。相应地，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前不过50 - 60万人，而到“五四运动”前夕已有200万人。“透过产业工人人数的激增，不难窥见民国初年实业推进的步伐。”总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已深为自己的财富、经营能力以及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而自傲，“并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面对世事了”。而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国际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白吉尔便把民国时期的最初10年看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认为是这一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中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银贵钱贱对1843-1856年中国外贸的影响》，《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连载。《铜钱小史》，《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史林》1988年第1期。《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朱九涛考”补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法华古寺话风云》，《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开埠初期上海游民社会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的回应》，《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国民性认识与孙中山的民权道路》，《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丛书，2008年12月版。《论孙中山民主理论的发展》，《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史林》2002年增刊，并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华书局2002年版。《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的民教冲突形态研究》，《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历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9页。《纵观金融历史风云，把握市场经济脉动——“20世纪的上海金融”读后》，《近代中国》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民国时期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民间宗教》第1期，台湾民间宗教研究室编，1995年，第37～56页。《清代天地会的钱币与鉴别》，《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