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