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杰出人物研究性学习论文

邓尼茨 邓尼茨1891年出生于一个普鲁土的名门望族。他之所以想参加海军；主要是因为他愿意接受唯有海军才能提供的技术教育。他在19岁时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上的一名尉官。这就使他参加了战争初期的一个海军"插曲"。当时，"哥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艘德舰逃过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捕，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名义上出售给土耳其。这是一段非常不光彩的"表演"，年轻的邓尼茨由此认识到德国海军并非无敌于天下，英国海军在战术和技巧上都远比它占优势。 此后两年，虽然这两艘军舰在名义上是属于土耳其，但邓尼茨仍留在"布雷斯劳"号上服务，偶尔也参加在黑海中的突击行动。由于害怕苏联黑海舰队的追击，所以不敢离开土耳其海峡太远，这也使邓尼茨学到了一些特殊的海战经验。 1916年，他返回德国并转入潜艇部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潜艇，也是他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经过初步训练，他被派到U39号上任守望官，1918年又升任UB68号的艇长。这是一艘在地中海内活动的潜艇，以奥地利在亚德里亚海上的波拉港为基地。他在那里与施泰因鲍尔相识，后者是第一次大战中德国最富冒险精神的潜艇指挥官之一。邓尼茨可能是从他手中学到了夜间水面攻击的理论，即利用黑暗的掩护，以求溜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发动攻击。他们两人约定在同盟国的一条护航线上会合，以验证他们的理论，结果施泰因鲍尔未能到达指定的会合点，邓尼茨只好单独去试验这一新理论。幸运的是一支英国的护航船队恰好到达附近海域。邓尼茨毫不困难地通过驱逐舰的屏障，悄悄地溜到了商船附近。他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商船，但此后在潜航时，潜艇失去了控制，不得不炸毁主压载水槽，以使其不至于因潜入太深而被水压所催毁。UB68号遂在英国船队中浮出海面。邓尼茨只好下令弃船。他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救起，此后10个月，都在约克夏的战俘营中度过。 毫无疑问，邓尼茨从此打定主意，要发展一种新战术来击败这种传统的护航原则。邓尼茨虽然不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对于护航原则的光荣历史也未作过研究，但凭他自身的经验，他发现自从英国人在1917年采取护航的办法之后，德国潜艇开始功败垂成。传统的潜艇攻击天在白天用潜航的潜艇来执行，这对船队中被护航的商船已经不能造成任何影响。直到16年后，邓尼茨才有机会试验有关潜艇战术的新理论。1919年，他从英国战俘营返回德国，再度进入德国共和国海军。由于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那实际上是一支没有潜艇的海军。不过魏玛共和国政府还是秘密地在外国订造潜艇，这就使邓尼茨与潜艇的发展不至于完全脱节。实际上，他在海军中的服务还是以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为主，到1934、1935年，他已升到上校，负责指挥巡洋“"艾姆登号"。 希特勒在1933年夺得了政权之后，德国海军重整旗鼓的前途也开始日益光明。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会晤，表示在其未来的建军计划中，海军在公平的分配中一定占优先地位，这样他就赢得了雷德尔和全体海军人员的拥护。在雄心勃勃的"乙计划"中，预定在1944年，德国将拥有一支强大而稳定的海军舰队，到1948年，其实力足以向英国海军挑战。虽然雷德尔对希特勒的效忠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纳粹党当则是另一种态度。雷德尔本人不曾入党，并且严格命令一切海军人员都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他讨厌且不信任戈林，对纳粹党的其他领袖的态度也是既冷淡又谨慎。。 邓尼茨则恰好相反。虽然受到雷德尔的禁止，他不能正式加入纳粹党，但他对纳粹主义具有强烈的信仰．而对希特勒更是狂热地拥护。最初他还太年轻，资历浅，缺少表现的机会。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地位日益提高，他开始培养与党内领袖之间的友谊，甚至对戈林也曲意奉承。尽管戈林有强烈的反海军情绪，但邓尼茨知道他是希特勒亲信中权力最大的一位。1943年初，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他立即解除了海军人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雷德尔曾戏称他"希特勒青年邓尼茨"。 自从当权之日起，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支配欧洲。他的基本计划是先解决欧洲大陆问题，然后再占领不列颠帝国。基于这种思想，希特勒先开始和英国展开有关海军协定的谈判。在谈判所提出的建议中把德国海军的吨位数定为英国海军的35％，而潜艇则可达到45％。这个数字在某种环境下还可以增到100％。他们认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对于这种程度的海上优势应会感到满意，也就可能不再干涉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冒险。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遂在伦敦签字。 事实上，在《英德海军协定》签字以前，德国即早已开始建造潜艇，甚至在协议书的墨迹未干之时，第一支作战部队就已经产生。其指挥官即为邓尼茨上校，以后他又被任命为海军总部中的"首席潜艇官"，负责一切有关潜艇发展、政策、训练等项事宜。这使他有机会发展他的理论，并通过演习把这些理论付诸试验。 邓尼茨的潜艇思想以两项原则为基础。第一，潜艇的攻击目标就是商船。对他来说，这就包括了潜艇战的一切行动和其目的。击沉一艘敌方的军舰不过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而已。对商船的攻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更不必考虑平民生命的损失。根据《海牙公约》，在攻击商船时应先停船检查，而在击沉之前应对所有的乘员提供安全保障。邓尼茨不仅不理会这种规定，而且还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公约》的漏洞，以便使潜艇可以合法地在无警告情况下击沉商船．他狡辩说一艘商船在战时发出求救的信号就意味?quot;正在受到潜艇的攻击"．这就构成海军的一种情报来源。根据这种理由，它也就不应受《海牙公约》的保护。 他的第二项原则认为潜艇根本上只是一种能潜航的水面船只，应像一艘水面军舰一样投入战斗，就对商船的攻击而言，这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潜艇在白天应潜伏在水中，当目标进入其射程以内时才在水下用鱼雷加以攻击。邓尼茨认为夜间的水面攻击最为有利。因为潜艇的指挥塔体型很小，在夜间几乎看不见，而潜艇的水面航速又几乎超过商船。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也就使潜艇可以到达最有利的火力发射位置。 他毫不浪费时间。立即在波罗的海中设计演习以求验证他的理论是否正确。在训练人员时，邓尼茨非常注意细节。他要求全体官兵对德国潜艇的设计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掌握在一切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操作能力。他用德国舰队来扮演敌方的护航兵力，试验其潜艇的夜间攻击技术。结果它们很轻松地穿过一道驱逐舰的屏障，一到达距目标600码以内的位置而未被发现。这就证明他所走的路线不错。 夜间水面攻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狼群"战术。他设想在对方船队的可能航线上横向展开一队潜艇，假使有一艘潜艇发现了踪迹，就立即跟着它走，同时通知其他的潜艇集合在一起。并驶往前方等候。以便在次夜发动攻击。 这种战术行动会产生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最有效的指挥命令是发自海上的指挥潜艇呢？还是发自岸的司令部呢？一郎尼茨曾试验过这两种方法，最后发现在装备有精密通信网的岸上司令部中，他可以作较好的控制。不过他又迅速认识到这种控制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大量的讯号从海上潜艇中发出，将使敌方的方向寻觅系统易于发现我方潜艇的位置。他准备进行这种冒险，因为他认为从岸上进行有效的控制有较大的优势，同时他也相信英国还没有十分有效的高频率定向系统。 在以后3年内，即1936年到1939年，邓尼茨根据他的理论建立起德国潜艇兵种。除了经常演习以求将"狼群"战术发展到最高效率以外，他还集中精力为这一目标设计了一种性能最佳的潜艇。对于这样的战争，其理想的潜艇是舰体要尽可能小，因为愈小则愈不易为敌人所发现；而从燃料储量来说，则希望它具有最大的续航力。因为任何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都使德国潜艇必须到达离基地很远的地方去作战。邓尼茨的工程专家发现，只要把排水量500吨的标准潜艇再增加17吨以加装油槽，即可以使其航程由6200海里增加到8850海里。这就是以后大量生产的VⅡC型。为了适应航程较远的战斗，他们还设计了740吨的潜艇，其航程为13450海里，这就是ⅠⅩ型，它与VⅡC型的生产比例为1比3。最后，为了真正的远程作战，例如在非洲的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战斗，又设计了一种大型水底油轮，可以在海上为作战用的潜艇加油。这就是ⅩⅠⅤ型潜艇，其水面排水量为1688吨．那些潜艇艇长们称?quot;奶牛"。不过直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这种潜艇才开始按一定数量生产。 在这4年中，邓尼茨对于德国潜艇兵种的发展，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是总负其责，他专心一意地投入潜艇部的建设，亲自选拔和训练人员，并把他自己的新战术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树立坚定的信心；虽然他并非十个和善可亲的人，但他尽可能与他的艇长们保持接触。每当一艘潜艇出海演习回来，他总是在码头上欢迎官兵。所以全体官兵都把他当作父亲看待。 在这几年中他在两方面最幸运。一是他在整个4年之内都能安于其位。德国海军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海军，不是在任职两年半左右就实行调职。这有两种好处，一方面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来发展和改善其战术思想，另一方面也使他的部下有一种安全感，知道这种指挥体系不会有所改变，他们不必害怕到时又要去适σ晃恍铝煨涞乃枷搿6�前亓值暮＞�懿慷缘四岽牧硌劭创��唤龀腥纤�俏ㄒ坏那蓖ё�遥��叶杂谒�岢龅囊�笠惨宦膳�肌5笔彼�故且晃患侗鹣嗟钡偷木�伲��以说氖撬�亩ネ飞纤竞＞�芩玖罾椎露�运�湃斡屑樱�谇蓖д搅煊蛑械囊磺形侍馐侨菪硭�笕ǘ览俊? 邓尼茨不仅对潜艇部队的建设专心致志，而且他对假想敌是谁也有坚定不移的看法。在1935年到1939年间的德国，也许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坚信英国是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敌人，他的一切训练和准备都指向这个唯一的目标。他甚至要求一切演习都应到大西洋中去进行，而不应限于波罗的海或北海范围内。雷德尔深信希特勒的诺言，即保证在1945年以前不与英国开战，所以他一点都不紧张，而是相应地去建造一支安定的大舰队。尽管邓尼茨对他的元首忠心耿耿，但在这一点上却保持着与希特勒不同的看法。他那时还是人微言轻，也就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意见。 1939年4月26日，德国片面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德国占领捷克之后，英国就为波兰的安全提供了保证．两国的关系从此开始紧张，而这次废约行动堪称火上浇油。这不仅暗示战祸可能一触即发，而且也使英国人认清德国海军正在以最快速度重振旗鼓。依照雷德尔的Z计划，预计到1948年德国才能有233艘潜艇。但废约之后，邓尼茨认为德国决不能等到1948年去完成其舰队的建造计划。所以他力主德国的造船工业应立即停止其他一切船只的建造，而集中全力来生产潜艇。而最终雷德尔也只是决定把战舰和潜艇同列为第一优先而已。无论如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德国的工业在战争开始时未能交出邓尼茨所希望的那么多潜艇。 当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邓尼茨手中的潜艇总共不过57艘，而其中只有46艘已完成战备，其中又只有22艘VⅡ型可以适应大西洋中的海战。依照惯例，一支潜艇部队通常是1／3在作战地区中巡逻，l／3在来往的途中行进，l／3在基地整顿和休息，所以邓尼茨在大西洋中能用的作战兵力不会超过7艘潜艇。这对于有效的"狼群"战术而言，显然是太少了。直到1940年10月，邓尼茨才有足够的潜艇来使"狠群"理论发挥真正的效力。结果实在惊人，在那一个月内，德国潜艇一共击沉了63艘商船，总吨位数达到35万吨之多。 "狼群"攻击的组织工作相当复杂，必须由邓尼茨在岸上的司令部作严密的控制。邓尼茨很容易地了解到对方的护航船队何时离开加拿大前往英国。以及所包括的船只数量。正常的情报部门就可以给他这种资料。个别潜艇散布在一条与敌方的预计航线成直角的直线上，根据能见度的差异，彼此间隔25海里到30海里，等待发现敌船。当其中一艘潜艇发现敌船之后，就立即用高频率的潜艇无线电波向邓尼茨报告，同时继续监视敌人的船队。它此时浮出海面但与敌船保持最大的能见距离，这样就不易被对方发觉。在监视的同时，这艘潜艇也就继续向邓尼茨报告敌方船队在航向或速度上的改变，以及天气情况和其他有关资料。 当潜艇司令部收到发现敌情的报告之后，就立即用同样的高频率电波通知参加"狼群"行动的其它潜艇，命令它们向那一艘潜艇靠拢。甚至连它们应该怎样走都由司令部决定。当它们即将接近敌方船队时，原先的那艘潜艇就会用中波无线电来和它们取得联系。 所有潜艇都奉有严格的命令，必须等待全部舰只到达后才开始攻击。它们驶往前方的某一位置，那是预计敌方船队在天黑之后能到达的地点，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一整夜发动攻击。攻击的方法是依赖它们几乎完全不被敌人发现的特性，通过护航舰只的屏障线，一直溜到商船的中间，直到射程大约600码时才发射鱼雷。在这样的距离内几乎百发百中。当天快要亮时，潜艇立即开始停止攻击，以最高速度在水面上沿着船队的同一航向向前行驶，依赖其高速度进入下一个有利位置，等到夜幕再度垂下时再作第二次攻击，这样一夜复一夜，直到所有的潜艇把鱼雷都用完为止。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邓尼茨都对部队保持着严密的控制，从他的司令部中发出一连串的无线电报，指挥每一艘潜艇在每一分钟的行动，只在夜间攻击时例外。在夜间，各位舰长要用自己的技巧和主动性去达到适当的射程并尽可能击沉大量的商船。但何时开始攻击和何时停止则都由司令部决定。对于这种形式的攻击，英国人基本上毫无防御能力。在最初阶段，大西洋之战是完全靠肉眼来打的，决定胜负的问题就是要看谁先发现对方。潜艇显然占了优势。当时虽已有雷达，但受到巡逻飞机航程的限制，即最远只可以到达距机场200海里的地区而护航舰只则还没有装雷达。 邓尼茨曾凭着高度的技巧和坚定的决心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情况。部队执行命令时事无巨细都根据他的指示和决定来办。当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譬如说有些鱼雷设计不佳，有向深水处潜入而从目标船底下通过的情况发生。邓尼茨不仅立即加以矫正，而且还把负责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另一方面他也有特别好的运气。最重要的是英国海军的密码几乎全被德国海军情报机构译出。所以，邓尼茨对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他指挥的潜艇也就能击中敌人而不被敌人击中。 除了全面指导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的主力进行攻击以外，邓尼茨还能有余暇来计划和指导某些特殊行动。最使人难忘的是U47在1939年10月13日夜间深入斯卡巴夫罗，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橡树"号。这次成功使邓尼茨升任少将，并使他能与希特勒直接接触。他乘机向希特勒灌输他的思想；只有凭借潜艇作战才能击败英国。 1942年11月，英国的霍顿爵士接替诺贝尔，负责指导反潜战。在诺贝尔负责期间，由于缺乏护航舰只，所有的新舰都是立即投入战斗以至于人员都不曾接受适当的训练，等到雷顿接手时，由于造船工业的加速发展，专供反潜作战的舰只开始逐渐增多，于是他可以把它们组成护航群，加以适当的训练，以迎接大西洋中的新战斗。 霍顿也象邓尼茨一样，深知士气在大西洋之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也象邓尼茨一样要求其司令部具有高度的指挥能力和奉献精神。这样才能使所有护航舰只的舰长和飞机机长对一切战斗都充满信心。正象邓尼茨站在码头上欢迎潜艇返航一样，霍顿亲自乘坐小型护航船只和巡逻飞机在海上监督作战。他们二人在第一次大战时都是潜艇艇长，现在又开始斗智，而邓尼茨早已感觉大事不妙。 1942年2月，德国潜艇的损失开始剧增，这已经给了邓尼茨一次警告。损失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都已装备1．5公尺的雷达。当德国潜艇在夜间攻击商船时，它们也会受到全速赶来的敌方护航军舰的奇袭。邓尼茨和他的技术专家很快就弄清了其原因在于一种新的雷达装置，它比老式雷达射程更远，也更精确，但直到8月间他们才找到对策，那就最所谓FuMB，这是一种雷达射线接收器，能够迅速告诉潜艇它已被雷达盯住，于是潜艇常能迅速潜入水中来逃避敌方攻击。但是对邓尼茨来说，敌军设下的网已经在收紧之中。1943年2月，联军又在大西洋中首次使用10公分的雷达。德国的FuMB不能接收这种新型雷达的信号，潜艇因此会突然受到袭击。也许是受到这种失败心理的影响，邓尼茨此时又犯了一个最大的战术错误。他命令所有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律浮出水面并用高射炮和敌机对攻。这个倒霉的命令造成了重大损失。在2月间损失潜艇19艘，3月15艘，而5月更多达37艘，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不仅在于新雷达，还在于威力较强的英军深水炸弹。 1942年5月，希特勒要求邓尼茨出席讨论全面战争情况的定期元首会议，以使他亲自报告潜艇战的进展。邓尼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在雷德尔比较现实地作出评论之后，他就大谈其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这立即赢得了希特勒的赞许。所以当1943年1月雷德尔辞职时，邓尼茨就越过了其他资历较深的海军将领而接任海军总司令。 雷德尔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希特勒在戈林的唆使下下令把所有大型军舰都报废，舰炮改为岸上炮，人员则用来扩充潜艇部队或补充陆军。雷德尔遂愤而辞职。邓尼茨最初同意希特勒的命令，但几星期之后，他弄清了海战的全盘情况，又要求希特勒收回成命。 就潜艇战的指挥而言，邓尼茨的确成就卓越，但他似乎不能胜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对于地中海战役的处理，尤其是在非洲的撤退和联军进攻西西里岛时，就显得不太高明。他本人在当时确信问题的关键在于陆军的补给，他坚决主张使用所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从巡洋舰到潜艇，来运送补给而不参加战斗。这一错误导致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大批投降，联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 同盟国的空中兵力在大西洋地区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使用护航母舰之后，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漏洞也被填补了。这就使潜艇的水面攻击战术不再有用武之地。1943年5月之后，所有德国潜艇都撤出北大西洋。到此时，邓尼茨似乎已经知道海上的战争是输定了，两年多以来，他一直都在用新型潜艇的神话来欺希特勒，甚至也可以说他最自欺欺人。这些神话不久被揭穿了。首先是所谓?quot;史诺克"通气管，它可以容许潜艇在潜航时仍能使用柴油巡航体系。瓦尔特潜艇是第二种发明，它使用双氧水作为涡轮机的动力来源，但由于技术困难太多，几乎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发明出来，已经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当海战地点已经接近德国本土时，邓尼茨又赶造了大批小型潜艇以求扭转劣势，结果是不仅损失惨重，而且也毫无成效。 当联军迫近柏林时，所有的纳粹要人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倍尔还真正效忠于希特勒。 1945年4月26日，戈林企图接管政权，希特勒大怒，命令立即将他拘捕正法。希姆莱也私自想和同盟国接触。所以希特勒在自杀前，留下遗言任命邓尼茨继任德国元首。 邓尼茨于5月1日就职，起先他还希望和西方同盟国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他以为西方国家将会利用他来对抗苏联并控制战后的德国。这种梦想只维持了3个星期就破灭了，5月22日他被捕，和其余的德国领袖们一同在纽伦堡接受战犯审判，并被判处了10年徒刑。他在1956年刑满出狱，后来在德国过着休闲的生活。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潜艇战的指挥官，邓尼茨毫无疑问是卓有成就的，但在充任海军总司令时，他却完全失败了。他缺乏对战略问题的了解和长远眼光。但是即使当时德国能有强大的海军，他也还是照样不可能有杰出的表现。

钱学森的故事——井烁如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张海迪(zhāng hǎi dí)，女，汉族，1955年9月出生，山东文登人，当代女作家。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9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肢体残疾。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联第四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青联副主席，省残联主席团副主席。历任山东莘县城关医院医生、广播局无线电修理工，济南市文联创作室创作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创作员，中国残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团委员，第三届肢残人协会主席，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11月13日，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为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 张海迪5岁时因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她因此没有进过学校，童年时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15岁时随父母下放聊城莘县的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她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张海迪学习非常刻苦，曾经自己翻译过一本10万多字的外语小说。 1983 年，海迪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疾病和困难，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执着地为文学而战，至今已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美丽的英语》《轮椅上的梦》《绝顶》。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翻译作品《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她的作品在社会上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很强的反响，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李 政 道 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 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当时他才23岁。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 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并且提出了“李一杨假说”，即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后来这一假说被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用实验所证实，从而推翻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为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因此也获得了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李政道在其他方面的重要工作还有： 1949年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密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 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1952年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 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与R.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CP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往。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 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对研究氨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同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定出此后20多年这方面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 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与M.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或与木下的工作合在一起，称KLN定理。 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 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了真空的“色介常数"的概念。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嘛

1、钱学森

钱学森，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2、李四光

李四光，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

3、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杂交 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4、竺可桢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5、邓稼先

邓稼先，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张灵甫概述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1947年5月16日），汉族，陕西长安人。中国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来为了表示开始新的生活，改名张灵甫，字钟麟。1903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西村。曾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号称“王牌”、“模范师”、“抗日铁军”）师长。国共内战时期1947年5月16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终年45岁，蒋介石称其为“国民党第一烈士”。 机智多才 从气质上来看，张灵甫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抗日英雄，又是一位肄业于北大、多才多艺的才子。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一绝。曾从一本“武陵藏珍”的书中，见到过张灵甫将军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题赠部下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字体“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儒将。从外形上看：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目光犀利，透着军人的果敢、英气、冷峻...... 孤芳自赏 有人如下评价国民党方面将领的性格特点：“蒋介石是独裁自负，白崇禧是强硬主战，李宗仁是优柔平衡，陈诚是眼高手低，张灵甫是高傲悲凉。”“菜根谭”有云：“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耀足，如何超达？出事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火，羝羊触藩，如何安乐？”“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故君子宁居无不居有，宁处缺不处完。”然而，性格特点是很难改变的，性格决定人生。 纯粹军人 张灵甫可谓是国军中少有之悍将，抗日功臣！参加过南京会战，兰封会战，长沙会战，衢州会战，常德会战等历次会战，歼敌无算。在万家岭战役中与日寇血战五天五夜，配合主力部队全歼日本一个师团。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三年解放战争之中站错了队，但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有二个人的“纯粹性”是另人感叹和惋惜的，除了张灵甫，还有个沈从文。张灵甫将军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职业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部队打过无数硬仗、恶仗和胜仗，多次负伤，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作为许多中国当代后人，可能只知道张灵甫及其74师（抗日战争期间称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一国共内战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对于张灵甫将军在此之前的其他生平事迹，尤其是张将军在二战期间参与的许多和日寇军队之间正面进行的恶仗和硬仗却知之甚少。张灵甫所在的74军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将军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寇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如果这段历史不为后人所知，那么对于壮烈牺牲殉国和流洒过鲜血的抗日英烈们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最令国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把这段真实的历史昭告中国的后人们，使他们对于发生在60多年前那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只以意识形态和个人成败论英雄，我们应该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糟粕，能够从历史的高度上客观、全面地评价张灵甫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生所为，方不失为偏颇。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 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连长； 1928年12月29日，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 1929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 （蒋桂之战结束后，第四集团军第17师被缩编成中央军独立12旅，独立旅不久后被编入第1师）； 1930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营长少校； 1932年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副中校； 1933年，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长； 1935年，杀妻吴海兰，被关入“模范监狱”； 1937年，第51师师部高参上校； （同年51师58师编成第74军，次年57师拨入第74军序列） 1937年10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团长； 1938年9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旅长； 1940年冬，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 1941年10月24日，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1941年冬，第74军第58师师长； 1944年5月，第74军副军长；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 （同月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1946年4月20日，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1946年5月至6月，陆军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 （第74军整编番号更为陆军整编74师） 1947年5月16日，在孟良崮战役之中阵亡，享年45岁。

一个好答案都没有....

长干行(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