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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医患关系下临床医学生沟通能力培养

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注，医患关系的和谐，关系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新医患关系下临床医学生沟通能力培养之论文范文。

【摘要】当下我国的医患关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医患矛盾愈演愈烈，高校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育势在必行。基于分析培养医学生沟通能力的重要性，剖析现状形成的原因，进而从在校期间、实习期间、职业期间三阶段探索培养医学生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医学生;医患关系;沟通能力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向，我国医患关系也逐步发生变化，医患矛盾日渐突出，医疗纠纷层出不穷，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近几年，全国医疗纠纷事件成上升趋势，恶性伤医事件连续频发。提升医学生沟通能力是增进医患互信、缓解医患矛盾、减少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

1临床医学生培养沟通能力的重要性

医患沟通的重要性

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缺乏平等、互信、互谅，医患矛盾由此滋生。相关研究表明[1]，医学生具备有效与患者进行沟通的能力，是帮助其在诊疗过程中准确获得疾病诊断所需的相关信息、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的基本前提。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疾病这一敌人，医患之间只有是相互支持与配合的合作关系，才能更加快速有效发现疾病的真相与诊治措施。医患之间如缺乏有效沟通，不仅阻碍病情诊断，也同时造成医患双方失去信任与相互理解，导致医患矛盾逐渐恶化升级。

人际沟通能力的重要性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的表现。”目前世界各国的高等医学院校都高度重视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美国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相关技能课程，注重培育医学生医患沟通的能力，而我国医学院校，医学教育仍未走出重视专业教育的传统模式，医学人文教育仍被边缘化，医学生人文素质、医患沟通能力培育都未受到足够重视，造成医学生职业信仰淡化、沟通技能欠缺、人文关怀缺失等弊端。病情诊断并非只针对“病”，更需关注“人”，疾病的产生与患者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职业背景、行为习惯等有十分密切的相关性，如果不深入了解这些疾病背后的产生原因，势必对病情诊断的精准性有所阻碍。而要深入了解患者的生活与背景，必须通过良好、有效的沟通技能，才能有效探知病情背后的深层原因。这就要求医生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不仅能有效地引导患者主动诉说原因，而且缓解患者家属的猜疑与顾虑。此外，疑难病情诊断需要团队协作，对于一名临床医生而言，十分必要和同行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讨论，这都需要注重加强培育医学生的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2医患沟通所处现状的深层原因

医学生的培养

从临床伦理的视角，在临床诊断决策过程中，医生需要充分掌握患者疾病的信息，探寻患者的忧虑、期望、生活背景、家庭及经济等因素，这对培养医学生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使之具备有效引导患者主动倾诉的能力、使患者充分理解信息的说明技能、赢得与患者共感互动的能力等。而目前由于医学生在校期间的培养主要是学习文化课，大多为书本上的基础专业知识，缺乏实践性，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使得学生沟通技能薄弱，且在面临突发事件时缺少灵活的应对能力。此外，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患者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公平的意识、人文关怀的需求等都不断提升，这对刚进入临床工作实践的医学生来说，如何积极面对患者，有效化解矛盾，是必须应对的实际挑战。临床医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缺乏医患沟通技巧、存在部分医疗技术问题都是导致当今医患关系的紧张的原因。研究表明，目前医学生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普遍存在“紧张胆怯、亲和力不足、自身信心不足”等问题[2]。因此如何使临床医学生学以致用、将理论结合于临床实践、培养良好医患沟通能力成为医学生培育的重要课题，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育势在必行。

先进仪器的普及

先进仪器的普及日益简化沟通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医学科技的发展，各种先进的检查设备为医疗过程带来极大的方便，减少了医生繁琐的劳动强度，但为医生带来便利的同时，这些冷冰冰的器械减少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真正的交流时间，淡化了医生从职业角度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而大部分病史信息正是通过医生与患者的直接沟通所获得的。“病人”对医生而言，治“病”必须重视全面的“人”，疾病背后有患者的生活、职业、家庭、环境等背景因素及深层原因，并非显而易见，有些患者对于难以启齿的病史会有所保留，不愿向医务人员透露，医生通过良好的沟通，认真倾听患者的诉求、缓解患者的戒备、理解患者的痛楚、建立彼此的信任，引导患者形成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为患者的诊疗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由于目前国内医疗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门庭若市，让忙碌的医务人员和病患之间根本无暇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从而造成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和不理解，使得紧张的医患关系的不到缓解。由此可见，医患关系的日趋激化，医患纠纷的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医患纠纷，因医患沟通不到位引起的占49%[3]。这样的大数据更是说明了，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良好的医患秩序，应当从医生与患者有效的沟通开始，应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从大环境入手改善医患矛盾突出的现状。

3培养医学生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校期间

首先，在专业课中渗入沟通理论学习。作为医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必不可少，只有自身的知识储备过硬，才能既在临床工作中充满信心，又增加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然而，我国的医学教育往往会忽视了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得医学生缺少医患沟通的意识，极度欠缺医患沟通技巧。据研究发现，国内医学专业人文课程的课时数占总学时的8%左右[4]。即使开设一些课程，也因教学理念落后、方法陈旧、缺乏合理的考核与评价，得不到师生的重视。所以，高校应做出合理的课程的安排，改革教学，加强师资，完善考评，在无形中使医学生重视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理论学习。医学院校应在各个学历层次有针对地对医学生加强教育，力求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加强医学生自身意识能力方面的培养。其次，在理论学习中渗入医患角色扮演。早期医患沟通理论学习期间，学生缺乏实践机会，与患者接触有限，所以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可以通过医患角色扮演来模拟医患沟通过程，以此来进一步了解医患关系。医学人文课程教师参与教学的组织是十分必要，此外，应聘请临床骨干教师、科主任、专家等参与授课，提供临床真实案例，通过在教学中场景再现，或请患者或标准化病人参与实践教学活动，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场景之中。通过模拟练习，既能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及时运用到实际，提高医患沟通的能力，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从而掌握医患沟通技巧。

实习期间

在实习阶段应引导医学生增强医患沟通的意识，主动提升医患沟通能力，为顺利向临床医生过渡做好充分准备。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早接触患者，感受医院紧张的工作环境。也可以加入导医团队，增加与患者的接触机会，通过与患者的沟通真正了解患者的需求。医学生通过早临床的实践学习中应该意识到，作为医生，治疗患者的疾病为首要职责外，更需要给予患者以心理上的安慰和关怀。医学生要始终牢记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职业期间

医学生的培养，不仅要求医学生不仅要具有高水平的诊疗技术，还需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与充盈的人文情怀，运用高超的沟通技能，得到患者的充分理解与信任，减少医患矛盾的产生与激化。钟南山教授曾说过：“如今中国的医生差的不是技术，而是医德，是为患者服务的意识”。因此，良好的医患关系应从医患沟通开始，而良好的医患沟通则应从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做起。只有医生具有丰厚的人文素养底蕴，充分考虑到患者的社会、心理需求，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才能做出最适合的诊疗决策[5]。医学生在刚步入工作岗位后，因为年轻的外表、临床专业知识应用不自如、体格检查等专业技能掌握不够熟练等都会遭受患者及其家属的质疑和不信任，出现患者排斥刚进入临床的年轻医生，甚至出现对其询问爱搭不理、不屑一顾的现象，严重打击了医学生临床实践的热情和信心。医学生应尽快适应社会的要求，尽快进入临床医生的角色，应以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掌握医患沟通的技巧，耐心与患者沟通，获得必须的病史信息，同时赢得患者的信任。在工作中，注重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思辨能力等的综合能力提升，加强服务意识，充盈人文关怀，善于倾听、耐心解答、共享信息、对患者的感受积极做出回应，努力与患者搭建平等、人道、互尊、互信、互谅的沟通平台，提升职业能力与职业自信。在工作中，注重业务培训，加强沟通技能专业培训，结合日常临床实践工作心得，融会贯通，逐步提升沟通技能。

4结语

综上所述，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注，医患关系的和谐，关系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化解医患矛盾，减少医患纠纷，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育极为重要。医学院校应该重视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整合、丰富教学方法，培养专业技能的同时提高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医学生应该在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更好的人文关怀成就更好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2]李正关.医学生和谐医患关系意识培养实践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27(10)：700-701，712.

[3]王新萍.教学中应渗透对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J].医药与保健，2015(1)：3.

[4]李凯军，崔荣军，胡江平.新形势下医学人文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3，26(3)：89-90，94.

[5]强威，简红江，蒋位哲，等.当代医学技术特征下的医患关系[J].医学与哲学，2015，36(3A)：51-53.

是；知识理论的还是现实实践？或者结合？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