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现当代文学论文

1910年以后，日本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此间前后，崔南善（1890~1957）在他创办的《少年》、《青春》等杂志上，发表他和李光洙（1892~1951？）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1919年爆发的全民性的反日运动，促进了进步力量的兴起。在日本执行“文化统治”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进入朝鲜文坛。“创造派”、“白潮派”、“废墟派”等文学流派，将欧洲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引进朝鲜。在金东仁（1900~1951）、廉相涉（1893~1963）、朴钟和（1901~1981）等代表作家的作品里，充满了颓废、感伤。1923年，在国内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文学新秀组织了文艺社团“焰群社”，首先举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他们的作品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所以，又称“新倾向派”。著名作品主要有宋影（1903~1979？）的《黑暗的村庄》（1923）、《日益扩大的人群》（1924），崔曙海（1901~1932）的《故国》（1924），李箕永（1895~1984）的《穷苦的人们》（1924）等等。崔曙海是新倾向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自幼家境贫寒，16岁时即四处漂泊，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因此，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血痕》（1926）和《红焰》（1931）出版。著名的《朴石之死》（1925）写因无钱求医而死了独生子的老妇对金钱社会的诅咒。《饥饿与杀戮》（1925）的主人公京洙因找不到工作而被逼发疯，并发出要“砸烂这个鬼世界”的怒吼。代表作《出走记》（1925）中的主人公朴君善良、勤劳，曾怀着“开辟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弃家出走，但结果仍难以生存。经过5年痛苦挣扎与求索，终于认识到“对于这种只能维护和纵容那些虚伪、奸邪、残暴和懒惰者的制度”，“不能置之不理”，他最终走上了觉醒并反抗之路。朴君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因此这篇小说也成为新倾向派文学的典型之作。1925年8月，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它是以原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组成的。“卡普”初期沿用原文艺社团焰群社的纲领。1927年9月“卡普”改组后，制定了新纲领，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卡普”主张以文学创作教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新倾向派到卡普的成立、改组，标志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萌芽、发展到高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李箕永的短篇小说《元甫》（1928）和长篇小说《故乡》（1933）、韩雪野（1900~）的短篇小说《过渡期》（1928）和《摔跤》（1928）、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客》（1929）等。“卡普”以其强烈的革命色彩引起日本统治者的仇恨，于1931年和1934年先后两次对“卡普”作家进行逮捕、镇压。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文学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它支配了1925~1935年间的朝鲜现代文坛。赵明熙是“卡普”文学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抒情诗，有着较多的感伤和神秘主义色彩。从日本归国后所写的剧本《婆娑》（1923）、诗《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等，表明他创作思想的进步。1925年他积极参与组织“卡普”，此时创作的作品主要描写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如短篇小说《到地下去》（1925）、《低气压》（1926）、《洛东江》（1927）、《春善》（1928）、《儿子的心》（1928）、《美妮和龙儿》（1928）等。其中《洛东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朴成云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他苦苦探索反日独立之路，最终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这篇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朝鲜人民革命运动和反日斗争的一个缩影。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于民族灾难之中。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在韩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此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蜂拥而入，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形成了80年代韩国文坛上的“战后文学派”。战后派作家的作品，内容上主要宣泄战争中郁积的苦闷，揭露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毁灭；形式上否定文学传统，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大胆变革。战后文学派的主要作家有吴永寿（1914~）、孙昌涉（1922~）、金声翰（1919~）、徐基源（1930~）、河瑾灿（1931~）等。孙昌涉和徐基源是战后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孙昌涉的小说《血书》（1955）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忧郁、压抑的气氛中描写了主人公所受的非人侮辱与绝望心情。作品中无论是白痴少女昌爱、残废军人俊锡，还是失业者达寿、无望诗人奎鸿等，都是麻木、漠然、反常的被弃者。通过他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苦苦挣扎，反映了韩国战后的社会现实。徐基源的名篇《深夜的拥抱》（20世纪50年代）不仅描写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而且笔触深入主人公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他的觉醒。主人公从战场上偷跑回家想看望病危的妻子，但又痛感自己罪孽深重而无颜去见。总觉得他曾强奸并杀害的一个姑娘仿佛就是妻子。最终他的人性得到觉醒，决心回到妻子身边去。如果说韩国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主流是战后派文学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新感觉派的出现也堪称是韩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这派作家一反战后派文学过分执著于表现历史的倾向，反对从“悲剧性的历史出发来感伤和哀叹”，主张努力去“探索现实与未来”。他们格外强调语言技巧，注重语言的感觉、意象的跳跃和心理分析，提倡到“无意识”中去寻找创作源泉，竭力表现梦境和幻觉。新感觉派作家主要有金承钰（1941~）、朴泰洵（1942~）、徐廷仁（1936）、金成一（1940~）等。金承钰大学时代发表处女作《生命演习》（1962），确立了在韩国文坛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汉城，1964年冬》（1965），描写寒冷的冬天，在汉城一家酒馆里，无耻的主人公“我”和一个姓安的大学生偶遇一中年汉子。“我”因出身卑微、升学无望，当兵作公务员，都觉得无意义；大学生“安”虽为不愁吃喝的富家子弟，也同样感到空虚、困惑；中年汉子更惨，爱妻得病死在医院，他卖妻子尸体领到一笔钱。他用这点钱求人同他聊天，以解除孤独与绝望。但最终未能使他得到解脱，第2天他在客店自杀。在这3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韩国当时一代人的彷徨、悲观、空虚、失落、百无聊赖的精神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文坛也出现了色彩纷呈的景象。这时，纯文学、暴露文学、商业文学等，都异常活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采用最多的表达方法，为人们所追棒。在作家队伍里，中青年作家思想表现敏锐，不少成为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较多受关注，这些作家作吕是：黄皙暎（1943~）的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客地》（1971）；女作家朴景利（1926~）的反映近代农村生活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土地》（1~3卷，1969~1978）；赵世熙（1942~）的深刻揭示韩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12篇系列小说《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1978）；李范宣（1920~）的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和心理的《黑海峡》（1976）和《白乌鸦的手记》（1979）；女作家孙素熙（1917~）的以心理描写见长富于抒情色彩的《黑夜》（1974）和《华丽的我们》（1978）；千胜世（1938~）的（1974）写占领军的专横野蛮与兽性的《黄狗的悲鸣》。由于这些作品代表了韩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而在文学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